天亮了，我起来。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潲水油和洗衣粉。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下午去医院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鲜活度，跟服务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来的真正结果。于是边吃边看电视。一大堆减肥、健身器、口服液广告，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回家路上，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我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让我给点钱为孩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假的，那模样，那孩子，特别是那真诚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
快到家了，过马路，绿灯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前些日子看到报纸上说，深圳蛇口一个中学生看好了是绿灯过马路，被横冲过来的大货车压死，货车扬长而去，目击者全都傻了眼。于是反复对女儿说，过马路，得看车，不能光看绿灯。
绿灯也不能相信了。
我精神健全，没有心理障碍，没有多疑症，没有被害幻想症。
选择不相信是没有办法的事。五七年说好了提点意见没事的，可五十万相信没事的人，后来有事了，有点像那个被压死的中学生。五八年人家说一亩地长出几万斤粮食，你没法不信，也不敢不信，可后来饿死的人又那么多。六几年七几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大家一起唱“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信还是不信呢？1978年以后形势的确好了，可又冒出假药假酒等等，弄得人很头疼，不相信的阴影挥之不去。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是，它毫不犹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药假酒以及其它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账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不过商业欺诈也不是我们独有的，资本主义那一头也不少，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然后又蔓延，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等，那是团伙犯罪，资本主义也有。我还听到过有人经营更邪乎的东西：假的犯罪证明、假的刑事判决书，拿出去骗外国人。这可是任何一个黑色幽默作家没法编出来的情节。然后是假文凭、假档案、假广告、假名优、假新闻，以及二百八十块钱一个的“中央军委”和六十块钱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么的，这些东西资本主义那边可能就不太多了。然后是假数字、假政绩，这些玩意还没听说人家有，想辩解一下还有点难，得注意了。
1999年12月《云南日报》披露国家教育部一位官员的估计，目前我国持大专以上假文凭的人有五六十万。刚被枪毙的一个副省长档案里就有假的北大文凭，可见这几十万人中有的级别不低。没出事的高官档案里还有没有假文凭，查起来不太方便。在一个国家里有五十万持假文凭者在各地区各领域各单位工作，这个国家的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其他二百多个国家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我有点不敢再想下去了。
那天在饭桌上听一个朋友侃，某地区把统计数字报给了国务院，上面领导懂经济，看了骂道：你们连造假都不会，一个数字改了，其它的也得改，否则加起来是笑话，水平够X的！我没问这是传闻还是民间笑话，反正一回事。有人就说了一个“层层加水”的对子：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层层加水，横批：官运亨通。这个地区可怜连水都不会加。
统计部门的朋友抱怨，报表先得送地方领导审阅、批准，否则不准发布。我没为难他们，没追问是否领导按政治的需要大局的需要改动过。我倒是劝他们，你们不是汇总下面的数字吗，那些数字也是被“批准”过的，有人要靠它升官，所以，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不能相信的事各条战线都有。今年一月《文汇报》上讲，湖南省政协提案批评中小学造假：教师在公开课前预先布置学生作踊跃发言状，会答的举左手，不会的举右手。我看后大笑。女儿拿过报纸一看，说她在小学时就经历过多次了，不稀奇。我女儿读过的一所小学，前几年终于被评为省级一级学校。为评比，他们有的工作提前做了，比如设计公开课举手；有的工作推后做了，比如追补了几年的备课笔记档案。我听了觉得很荒唐。一个教育界人士笑我大惊小怪，说不这么做的倒不多见。湖南师大的教授说校园造假是教育界的悲哀，民族的悲哀。这话听起来不太入耳，但恐怕不爱听也得听着。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博士硕士文凭是真的，但论文是部下写的，部下还要麻烦更下面的人写一些部分，所以花了些钱，打印稿上有他的笔迹，你不能说他买文凭吧；新闻报道的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话不是那个人物说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书是真的，但汇编还是著作闹不清；论文是真的，但好几个署名中哪一个是真的作者闹不清；档案是真的，但有好几个出身年月，哪一个是真的，闹不清。
前两年，南方某地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在其胞弟六十岁退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以后，他总是五十八岁，五十八岁，五十八岁，五十八岁，一直在位不退，在当地传为笑谈。类似的例子并不算少。现在老百姓知道有五十九岁现象，指的是干部退休前犯错误，却不知道还有不肯退位搞假年龄的五十八岁现象。现在真干部在档案里有一点点不太真的东西，已经不是个别案例，于是有些组织部门规定某些处室负责审查甄别干部档案。有的干部被查出来有造假内容，但人已调入，工作也干得好好的，停止工作不行，退回原籍也不行，很让人头疼。深圳市人事局建立了文凭验证中心，很受欢迎，还满足了全国各地的服务需求，现在忙不过来。现在社会上一些大学毕业生是真的大学毕业生，但手上的文凭与他就读的学校不符，有点像前面说的酒，茅台的瓶子，装的是二锅头。
当我们步入一个真假难辨的境地，不相信的因子就向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当这些因子传染给别人，或者遗传给下一代，世界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从大型国企、一个从政府机关下海，现在都是私企老总。历经风雨之后，二人现在都有不小的变化。老总A经常对我说，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这话很好玩，有点卡夫卡的味道。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老总A多花了一倍的劲。
老总B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儿子会想，爸爸这么喜欢我，怎么还不能相信？还烫我一下！哈姆雷特在“生，还是死”的拷问中死去，B总的儿子在“信，还是不信”的拷问中长大。
B总的儿子被烫了一次，永远不会不试水温就喝开水。我看了报道，永远不会只看绿灯就过马路。所以，有一条规律应该是存在的：怀疑的建立有时只需瞬间，怀疑的消除要花费几倍甚至几千倍的时间。同理，一个社会，信用的崩溃也许不要多少时间，而信用的重建可能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谁也别想脱了干系--
现在各个领域都有打假问题，社会的信用受到很大的破坏。建立信用匹夫有责。有责，有三层意思：第一，信用的破坏，不能只怪别人，我们每个人都起了作用，所以有责；第二，每个人都在为此付出代价，或者说都已经在承担责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第三，经济政治领域以外的人有时责任可能更大。
我们都跳过忠字舞，挥过小红书，批这个斗那个，发言，表态，写白纸黑字，人云亦云，推波助澜，把值得怀疑的东西弄得不容置疑，对不用怀疑的东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后来的年头，我们仍不时地说一些不是很真的话，做一些不是很实的事。到小孩子一代，他们就接了下去，写自己也不相信的作文，瞎编好人好事，对同学说瞎编的话。我女儿说她从小学到中学已经写了三四篇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实际上从来也没捡到过一分钱。我外甥现在读小学六年级。他告诉我，刚开学，同学们一见面，这个说，咳呀，我玩了一个暑假的游戏机，那个说，我整天看卡通片，其他人说，我没做习题集，没进强化班，没请家教……可开学的摸底测验卷子一发，奥林匹克数学题个个做得哗哗的。他们现在谁也不信谁。信用的破坏他们也做了一点事。做了的事总是要承担一点责任的，当然不一定今天。
我们每个人都得为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负一定责任，不能健忘，更不能赖账。连对小孩子，我们将来都要告诉他们，得对小时候做过的事承担一些责任，对大人就更不用说。可是现在有些大人的表现颇让人不好意思。……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对于引导孩子们相信什么，是很不利的。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接受的，那社会的信用水平又受到了破坏。
都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于是有信用卡、外贸信用证以及企业信用等级一个A两个A三个A什么的。一个社会如果信用出问题，肯定大家倒霉。比如外国那头两个欧美商人和咱们这头两个中国商人同时在做生意，那头可能已经成交了一笔，又成了一笔，又成了第三笔，然后各自带着赚来的钱到南欧的海滩晒太阳喝咖啡去了；而咱们这边还在互相调查互相揣摩，离签合同的日子还远着呢。他们合同签得快、签得多，工厂开工就足，商店营业额就高，每个人口袋里的钱就比较多一点；于是我们就比人家穷一点，包括你、我、他。搞经济的朋友说，现在交易成本很高。其实不止交易，各个领域都你验证我，我调查你，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就高了。比如政府针对社会上假文凭泛滥安排的文凭认证工作，以及组织人事机关为甄别人事档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其他官方打假机构和验证鉴定机构等，都要花政府的即老百姓的钱，花你我的钱。这就是每个人在为社会信用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没有侥幸，不要窃喜，以为自己逃过去了。你没逃掉，你本可以比现在富的。
当然不是说外国的信用就没问题，那边照样有假冒伪劣，还有政治丑闻。但恐怕全球有一个平均水准，各国离那个平均线不能太远。一远，人家就不敢和你打交道，资金人才都不往你这儿流，世界经济发展或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你就沾不上，那你就只有受穷。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眼睛盯住自己这边，“苦练内功”，使我们的交易成本不要高过世界平均水平太多，把别人的钱、技术和人才吸引过来，让我们变富。
不要认为建立信用社会是经济领域或是政治领域的事，其实，别的领域的人或许责任更大。
我太太看到我在写有关信用的文章，告诉我一件事：一个小学的班主任，听任课老师说前面一节课他们班纪律很乱，就到班上说：“刚才上课谁不遵守纪律了？”全班鸦雀无声。“谁承认，谁就是好孩子，老师保证不批评他。”许久，一个孩子站了起来。不料老师立刻翻脸，劈头盖脸大骂他，还发动全班围攻他，使那个孩子精神受到很大刺激。
我听完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我问太太，这件事是不是要处理？答曰是。我说，就是嘛，不处理还行，心里这才轻松了一点。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不对劲，再问：“会怎样处理那个老师？”“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能不能更重，比如说能不能调离教师岗位？”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可能。”
那个教师用五七年引蛇出洞的办法对付小孩子，用这种世界观塑造几十个小孩子的灵魂，对他应有的处理只能是---“不可能”。我轻松的感觉一下子荡然无存。
--我们得回到幼儿园--
这篇文字写不写完，我犹豫了很久。因为前面谈了信用的危机、我们的无奈和我们的过失，再下去的话题好像该由德育教授来谈了，我没资格。不过这几天心里一直犯嘀咕，万一德育教授调子太高，我们跳起来都够不着怎么办？万一谈得又太深，我们横竖看不明白怎么办？那还不如自说自话呢，虽然写这样一种文字使我感到有点脸红。
既然政治经济文教体卫各个领域都存在虚假问题，使社会的信用受到很大破坏，而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往火里丢过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使我们的社会信用达到一个正常水平呢？我想这事别人帮不了，我们习惯了等别人，你等我，我等你，哪天算完？我们没有第二个选择，信用的大厦只能靠我们每个人一块砖一块砖往上垒，“人人动手”，“齐心协力”---这话我写下来很不好意思，太像幼儿园老师的话。但没办法，事到如今，只能这么说。前些年所有手段都调动起来了，教大家说“请”、“您好”、“谢谢”、“再见”，教大家不讲脏话，不随地吐痰，过马路看红绿灯。一开始我感到莫名其妙，全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幼儿园。后来想想只能如此。变成幼儿园没什么丢人，要是连幼儿园该做的都不做，那才丢人。现在做一点看上去幼稚可笑的事，比空谈什么主义，什么拯救，什么重建，要有意义得多。有一个学者叫徐友渔的说，中国的问题具有“粗鄙性”，说得很精彩。
1987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人问其中一位：您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位老人平静地说：“是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学到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要洗手；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最重要东西就是这些。”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幼儿园老师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不要说谎。如果我们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每篇文章每次发言每张表格等等，尽可能如实，不实的东西能少一分是一分，情况总会一天天好起来。
朋友托我办事，有时我忙得忘了没去办，被问起，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尽管他一时十分不快，但我想，如果我经常说要找的人出差了什么的，总有一天人家真的出差了，但朋友不信。就像幼儿园老师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小孩老是说假话,喊“狼来了”，后来真喊“狼来了”，人家不信了，就被大灰狼吃了。我不想被大灰狼吃了，所以就说老实话了。记得以前读过一本日本人写的书，说一个人要是在四十岁时还不能建立自己的信誉，他就完了。现在想想哪能拖到四十岁，从小就要有信誉。我常对女儿说，迟到了，老老实实说睡过头了，别说闹钟坏了，别说路上堵车。说话太老实，眼前是会吃点亏，但最终会使你受益一生，因为人家相信你。被人认为可以相信，是你最大的财富，有人忙一辈子也得不到，有人捐了一百万也没用，所以老爸这句话对你来说值一百万呢。
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我们这边也搞了一些讨论。1月31日那一场，在几位企业家绕来绕去热烈地讨论企业的接班人难题时，坐在嘉宾席最边上的一位经济学者冷冷地帮他们挑明：“当你要把企业交给他的时候，你不仅对你的继承人的能力要有一个高的评价，而且要对他的道德水准也同样如此,就是说,要信任他---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信赖的人太少了。”学者话音未落，掌声爆响一片。我真希望众多正在读MBA的人能听到这场讨论，真希望他们明白，现在总裁、首席执行官的位子不少，想坐上去，比一纸文凭更重要的，或者说比案例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信与否。借用一个建筑学名词：“可靠度”---你可以没有MBA文凭，但你必须有足够的“可靠度”。有了它，你才有可能得到你希望得到的一切。
2000年2月在西方出版的《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对美国一千三百名百万富翁进行了调查。在谈到为什么能成功时,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把成功归于才华,他们说：“成功的秘诀在于诚实、有自我约束力、善于与人相处、勤奋和有贤内助。”好像就是一些幼儿园老师教的东西，而且，诚实摆在第一位。
深圳有一个农村来的没什么文化的妇女，起初给人当保姆，后来在街头摆小摊，卖一个胶卷赚一毛钱。她认死理，一卷永远只赚一毛，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买了不少房产。现在她开一家摄影器材店，还是一个胶卷赚一毛。市场上柯达二十三块，她十六块一，批发量大得惊人，那儿搞摄影的没有不知道她的。外地人的钱包丢在她那儿了，她花了很多长途电话费找到了失主。有时候算错账多收了人家的钱，她火烧火燎找到人家还钱。听起来像雷锋，可赚的钱不得了。这个半文盲妇女的人生哲学，恐怕也就是幼儿园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一些简单的东西。她就用那一点点简单的东西，在深圳这块人精成堆的地方，打败了复杂的东西。现在，再牛气的摄影商，也乖乖地去她那儿拿货。
以往我们有时候没说实话，没做实事，有意无意骗了别人，伤了别人，也骗了自己，伤了自己。现在，我们只有退回原地，按幼儿园老师教的去做。
而且，历史允许我们磨蹭的时间，好像不多了。
https://www.DZZK.net/056/1.html （2000年10月7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