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计划在11月19-22日我们的同修--澳大利亚画家章翠英要来基辅举办个人画展。我向媒体和政府发送画展邀请的同时，积极向他们讲清真相，洪扬大法，讲述善与恶的较量。我证悟到，当我做而不求，怀着纯善的心向人们讲真相时，人们会看到大法的伟大，会明白中国正在对真善忍进行打压。讲清真相不仅是把人们从迷失中带出来，同时也是我们修炼的过程，是我们提高心性的机会。我还认识到，邪恶是利用人的执著心来操纵人，所以我们应该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直接用正念清除邪恶的影响。当我们制服自身的邪恶时，就能明白邪恶势力是如何影响其他人的，就能看到邪恶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我们能识别哪些是邪恶势力的影响，我们就能清除它们；如果我们不能从人情，愿望和由此而产生的执著心中摆脱出来，那我们就看不到邪恶在哪儿，实际上我们是被邪恶控制着。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给大法带来损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除这些执著心，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大法粒子”的作用。
当我们发自内心地想向人们讲清在中国发生的邪恶镇压的真相时，下面的事情好像是顺其自然地发展，当我到国家各部委讲清真相时，一路上总是遇到寻找大法的人。我到了国家科研院，他们的科研人员曾经写过针对我们法轮功的负面的评论文章，而现在他们则对我向他们介绍法轮大法、讲述中国镇压的真相和送给他们大法的书表示非常感谢。
在文化艺术部，教育科学部，我一路畅通无阻，同许多官员进行了友好和富有成效的交谈。司法部的几名保安警察向我要了大法书，详细了解了法轮功的事情，还问了基辅的大法弟子的情况。他们还想介绍他们的武术教练学法轮大法。
在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一位女工作人员被法轮大法所感动，她要了画展的邀请函和大法书给她的上司（她的上司是乌克兰宗教管理局局长）。然后她帮我给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挂了电话，大约一小时以后，我和这位主席见了面。我了解到所有其它国家机关对法轮功的定性都以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口径为准。这位主席把具体负责这件事的人员叫来和我讨论，谈话开始时我听到的是反对法轮功的负面言论，邪恶的谣言，以及不想接受大法弟子的真相材料的话。我明白这个人被邪恶势力所操纵，于是开始发正念清除邪恶。我发自内心地可怜这个被邪恶所欺骗的人。我无法对他说的所有负面信息都做出反应，只是平静地向他介绍真相；他一直在注意观察我的反应。我解释说，如果谁反对大法，他就会造下大业，将受到惩罚，他同意了；然后我解释说，惩罚不是目的，向人们讲清真相从而挽救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并说人们做坏事是因为人迷失在这里。后来他真心地与我握手，答应研究一下我给他的所有真相材料，并说要读一读大法书。这样看来，以前他们对法轮功的定性依据都是中国大使馆提供的所谓“官方资料”。我对他说，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对精神信仰下定论，一种道德伦理与其是否被国家机关认可没有关系。当我从那里离开的时候，他又追我到走廊，说：“难道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件事？”，我说：“是的，这非常重要！”，他再次答应好好读一读我们的真相材料。
在基辅的一个报社的编辑部，他们说想听一听基辅大法学员的修炼体会，在教育科学部，一位司长问我：“为什么基辅的大法学员没到我们这儿来？”我说：“也许他们还没来得及，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为别人好，所以这样的好事我们不会等着谁去做的。”我们不能等着条件的成熟，而应自己去创造条件。如果看到对大法有利的事，那就要去做。大法是传给所有众生的。
遗憾的是乌克兰驻莫斯科大使馆没同意发给章翠英入境签证，使她未能成行。从这件事，我看到中国大使馆对乌克兰政府的邪恶影响还很强，我们的正法行动做的还不够。
我们那几天一直站在计划举办画展的美术馆前，向人们解释为什么画展没有开成，向人们展示章翠英的画册，派发记者招待会的发言稿，和我们的真相材料。特别是第一天，来往的人特别多，其中还有一位记者，人们都非常感兴趣，都希望章翠英以后能来乌克兰。当时那种友善和圆融的气氛，使人感到似乎是在举办画展。人们对大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告诉他们，就是因为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中国的邪恶势力把这位画家关起来折磨了8个月，人们听后开始明白了现在我们乌克兰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向邪恶让步。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会有一天站在真善忍一边，这取决于每一位乌克兰大法弟子的努力精进。
我在与人们的接触中，感到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大法真相、了解真善忍。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大善大忍的体现。我祝愿所有的乌克兰同修能更积极地参与到讲清真相，揭露邪恶的正法进程中来。这不仅关系着我们的修炼，还决定着被邪恶势力所欺骗的生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