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吴伟标博士访谈录

【明慧网2001年12月26日】根据“大纪元”记者对吴伟标博士的EMAIL(电子邮件)采访整理,经吴伟标博士同意发表。

大纪元:吴伟标博士,谢谢你接受“大纪元”的采访。在西方科学界有一条不成文但被几乎所有严肃的学者所恪守的原则,就是不得用媒体炒作进行自我标榜。对于这次采访,我想从你的角度,没有自我吹嘘的目的。相反,在这个时候敢于以一个法轮功弟子的身份接受采访,需要一定的勇气。那么从“大纪元”的角度呢,我们只是觉得你作为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年轻学子,你的经历一定是我们的读者很感兴趣的。同时呢,大陆的媒体一再抹黑法轮功,什么杀人、自杀啦等等,吓死人。那么也许对你的访谈可以使我们的读者对法轮功弟子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看法。

吴:法轮功学员中有一些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也有许多从事医学工作、电脑工作,当然也有所谓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人士。其实修炼不讲高低贵贱,心灵的高贵和卑下与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没有关系。法轮功普度众生,修炼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都是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只不过在业余时间学法、炼功。平时修心向善,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因为呢,我们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并且都是受益于这个功法,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地了解法轮功并也可以从中受益。

大纪元:能否谈一谈你的求学经历?

吴:我出身于一个农村家庭,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高,但他们对子女的要求都很严格,比如要吃苦耐劳啊等等。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的求学过程好像都很顺利的。其间跟大家一样,有师长的期盼啊,自己的付出啊等等。当然那时也想不到自己会上到大学去,因为我处在的农村在边远山区,大学生数量是很少的。

在大学期间,我受教于一位著名数学家,他是美国Columbia大学的退休教授。这样很好地打下了以后做研究的基础。1997年大学毕业后到美国Michigan大学就读博士并能够得到一流学者的指导。2001年夏天完成学业后来到Chicago大学任教。

大纪元:你在四年内获得博士学位,并被第一流的大学聘请为TENURE TRACK[注:即有可能在四--六年之后获得终身教职]的ASSISTANT PROFESSOR[注:助理教授,在讲师LECTURER之上,在终身制副教授之下]。我查阅了你们系的网页,发现你已经有十余篇文章发表或即将付印。这种成绩还是比较罕见的。能不能谈一谈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吴:我在读博士学位期间,曾跟许多位教授共同探讨研究问题。他们中有本系的,也有其它系的。他们也很愿意跟我谈,我也从中学到许多知识,并不局限在自己在做博士论文的课题上。这样一来,自己的知识也就变得开阔,做研究的题目也就多了。还有一点呢,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自己便对自己有一个严格要求了,这也体现在研究上。你比如说,人是有惰性的。那么按照修炼的说法呢,惰性是应该去掉的。因为我们的修炼是要自己负责的,所以出现惰性时,自己也会去克服的。每当出现半途而废的想法时,自己便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了。

另外的一点是,除了个人的自身能力外,能否与人为善、诚实负责也很重要。我们修炼是要“遇到问题向内找”,这样人就会更加谦和、不会太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做事诚实,负责任。在一些合作的文章中不过份计较作者排名之类的事情。有一些非常聪明的从大陆来的学生到美国留学,由于跟指导教师的关系搞的很僵,从而使他们的学术研究受到影响。如果这些学生真正按照高标准要求自己进行修炼的话,我想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因为修炼就是要求人做好嘛,严格要求自己。出现矛盾时看自己有什么不对。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与他人,与指导教师的关系就不会搞不好的。

大纪元:你什么时候知道法轮功的呢?修炼多久了?如何分配修炼与学术的时间呢?另外,修炼作为一种深致的文化现象,我想对你的学术研究想必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会是那种直接的,我想修炼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直接的。但对学术方面,其影响大概不是那种直接的、机械的,但其影响想必是深层的。

吴:我来美国一年后(1998年夏天)听说法轮功并开始修炼的,至今三年多了。我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曾接触过气功,从中有些现象不容易得到解释。自从修炼以后,当然就能够理解这些事情了。修炼是一种超常的东西,这与我们实证科学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

在一次学术会议中,我碰到一位来自大陆的著名统计学家。他跟我讲了很多他当年做的一些关于人体特异功能方面的研究,诸如透视功能等等。他们小组收集了上千个这方面的例子。没做实验之前,觉得这些功能都不可能存在。但是,在做了之后,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功能的存在。他们也发现了一些规律,如“小孩子越小时功能越明显,而大了之后就退化了”等等。但是,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些都超出了现代科学所能认识的范畴了。其实这些特异功能是跟修炼联系起来的。要研究这些现象,需要修炼的理论才行。将来人体科学成型时,可能会由修炼的理论作指导。

至于说修炼与学术的关系,我想从表面上讲呢,平时打坐修心可以调节自己的身心。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效率自然也就有了。人总不能24小时工作而不休息吧。我想很多法轮功学员和我有同样的体会。当然从深层次上讲呢,因为修炼毕竟是这么一种超常的东西,决不是仅仅局限在得到一点身心健康,从中阐述的是超常的理。这就会使人对自然,对周围的一切产生新的看法。

像我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就喜欢用实证的办法去理解问题。但是这种办法就理解不了这些超常现象。我前面提到的那位统计学家在讲到他对人体特异功能方面的研究时说:“事实就是事实。我们的常识就可能是错的。”随着修炼的深入,对这些现象也就越来越能理解了。这些现象的出现,人境界的升华的先决条件是道德标准的提高。

大纪元:你发表了很多论文,大多发表在一流的学术杂志上,想必质量是很不错的。在学术界,我想评价一个学者主要还是看他的最好、最有影响的几篇文章,数量还是次要的。其实一个人一生能有一两篇文章能够传世也就很幸运了。尤其是在一流大学,在评终身教职的时候,没有人去数文章的篇数,都是看文章的深度和影响力。当然,过五六年就要评终身教职的压力,可能不得不急功近利。但我觉得要做出很深刻的结果,需要把浮躁的心放下。这其中就和修炼的心态有点类似。不知你是怎么看呢?

吴:我想总体上是这样的,但各个大学的要求也不一样。芝加哥大学主要看文章的质量。我听说以前物理系有一个助理教授好几年没出文章,他的终身教职的评审都成问题了。但其后他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从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好像就只一篇文章。

但现在总的学术氛围使大家拼命地做研究出文章。所以不仅仅是大陆来的人,好像几乎所有的年轻学者都在追求出文章。既然现在学术界是这么一个风气,我想我们也应该做好自己的研究。我自己的方式是顺其自然:如有好的想法或问题时,便花点功夫把它做出来。我想这与想做大结果并不矛盾。如果想要做出很大的结果,那就得需要各种时机都得成熟,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得成熟吧。这些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然的话,你看有那么多人都在做研究,都想做大成果,但并不见得有那么多的大成果被做出来。其实这个问题《转法轮》也阐述过,比如灵感是怎么回事,科学的发展是怎么回事等等。

其实把研究当作是一种工作,我们只要把这个工作的本身做好,而不要去太执著于结果,就会有一个轻松的心态,放下包袱,结果可能会更好。修炼中有一句话叫“无求而自得”,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所以呢,不管想不想做出大的东西,浮躁的心总得放下。因为如果有浮躁、焦虑的心在时,自己很难做成事情。我自己就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转法轮》中要求修炼者时时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当然了,这不仅仅局限在做研究这小小一方面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体现出来。

大纪元:在大陆,个别学术界的人士靠投机政治或媒体炒做出名,有的甚至是当政治打手,但自己并没有任何学术建树。在西方,绝大多数人都是很扎实、甚至拼命地做学问。这当然有对学术的热爱。做学问的,当然肯定有兴趣和好奇心,但更多的还是想做出有影响力的全垒打的东西。所以说到底也是名利之心的驱使。你的看法呢?

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是应该扎扎实实地做学问的,而不应该靠其他的方式出名。在大陆,学术界也受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有些学术界人士确实靠非常手段,哗众取宠。这当然是因为非常执著于名利而引起不择手段地追求。

好像古代人做学问的状态与现在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的人也要打坐,调息的。所以他们可以以更直接的办法探索自然、人体以及宇宙。你比如说,祖冲之发现了圆周率pi的近似值为355/113,也就是把6个数字113355从中分开成为113和355二数就组成pi的非常好的一个近似值。这可是一项辉煌的成就。但现在的数学史学家却不知道祖冲之是如何发现圆周率近似值的。古代也没有电脑呀,更谈不上现代数值逼近的办法了。其实他们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做学问的方式。我们现在也理解不了。再举一个例子说。大家都知道“扁鹊见桓侯”的故事。那时也没有现代的医疗设备,为何扁鹊一眼看去就知道桓侯病在那里了呢?现在看来这就是特异功能了。当时的人有他们的办法探索自然规律。这就与修炼有很大的联系了。其实这种直觉在现代做研究时也很重要,很多数学上的结果证明起来很复杂,但我们要真正理解它好像必须直觉地一眼能看到它,或者是一幅图像,或者是一个比喻。

至于说现代人做学问的方式,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因为整个风气都是这样了,大家都尽力地做学问,我想我们这样做也没有错。只不过要求自己以一个轻松的心态去对待,把自己该做的尽量做好。不要过于患得患失,在名利上不要看得太重。

大纪元:古时儒生读书,大多是为了登第而已,和今人没有太大不同。但古人毕竟还有真正的学者以“成圣贤”为读书的第一义。教育基本还是道德教育,如“大学”的为学次第,其实还是以成就道德为目的,“道问学”的目的是为了“尊德性”。西方,尤其是现代的教育似乎没有这些,“格物致知”并无法和“正心诚意”统一起来。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吴:我刚才提到了,古代人做学问的状态与现在是不同的。要维持那时的状态,就需要人的道德修养较高才行。扁鹊有这种本事的先决条件就是他要有医德。没有医德就不会有这种本事。因为道德跟不上,很多都失传了。再往高层次上讲呢,就涉及到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了。实证科学的方式容易轻易地否定精神的作用。不过也不全是这样,也有一些领域中讨论精神的作用。

当然要完全了解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就需要突破我们的思维方式了。通过对《转法轮》的研读,确实能够以崭新的观点看问题,因为书中毕竟阐述了超常的理。

大纪元: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在学术和修炼上都能取得成功。(转载“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