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人人都解其意。那个敢说真话的小孩获得人们一致的赞誉。问题是，一个民族把说真话的机会只能全部寄托在孩子们身上，这个民族是不是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说真话看似一个简单的问题，实质上它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水准的最最基本的标准。巴金老人直到80岁高龄，还在为这个问题大声高呼，躺在病床上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写作《随想录》。在这些平凡而朴实的文字当中，始终真切而强烈地跳跃着三个刺眼的汉字：“说真话”！每个读者无不为之或振奋、或惭愧、或深思、或长叹，无不为这位老人诚挚的心灵而感到敬畏。
那么，孩子们长大后，除了再重复着向他们的孩子讲述《皇帝的新装》这些童话故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戈德哈根在《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中指出，战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不约而同地遵守“缄默的密约”。许多幸存者以“亲眼看到周围的人都死去，唯独自己活下来”的负罪感投入新的生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了保护孩子的心灵不受伤害，许多幸存者家庭不让他们的后代知道那段惨痛的历史的一丝一毫，形成一种独特的“沉默的壁垒”。而战后的一代人则要求他们的长辈们负起“回忆的责任”，彻底揭露纳粹种族灭绝的罪行，使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重演。
那么，都是些什么人使得“实话实说”的人们成了“倒霉蛋”？一位老年女性在节目中真诚地表露了自己的人生感受，就有好多人打听她是不是精神病。那么，泼脏水、给小鞋的都是些凶神恶煞吗？使我们民族永远长不大的那些“大人们”都是些“外星人”吗？不！《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就有答案曰：许多疯狂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刑警，并不是看起来凶神恶煞的恶魔，而是德国的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像水珠一样存在于德国的大街小巷中。他们是商人、是学生、是老师、是工人，甚至还有在公司当过秘书的美丽少女。邪恶的意识形态毒化了所有的人，毒化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读者推荐，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