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养院期间，因绝食抗议，写申诉状，没给回信，让背30条，我们就学法炼功，以苏境为首的女警察手拿电棍堵在门口，成群的男警察进屋打人，衣服扯坏的，揪头发的，拳打脚踢的，当时的场面真是激烈，警察越打，大家越背。大家集体到走廊炼功，教养院院长被迫和大家谈话。后来警察不直接出面，暗中指使四防看着我们，她们都是最恶最狠的人。有一个叫李凤连的沈阳人，本来是女的，可她的着装、发式、动作都是男性化，不认识她的人都会说是男的。她有个怪癖，爱打人，她就因打人进的教养院。一天，我们背法，她把寝室的人都打了，越打越来劲，专往脸上、嘴上、脖子、头上打。把我打得吐了很多的血。因为不屈服，那里的管理经常罚我们面壁、蹶着，越冷的时候，越罚我们去外边干活，或收拾厕所。动辄就是电棍收拾，看谁不顺就拉出去几个电棍一起上。那里的气氛非常紧张和恐怖，精神生活的恶劣，环境的突变，阴云密布，我们的环境布满了黑暗。
一个月后，把我调到女一所，和刑事犯在一起参加劳动，每天16小时或以上的超负荷运转，犯人们的秽言恶语，围攻打骂，队长背后的指使，每天24小时没有一分一秒能属于自己的时间，有2个或3个人严格监视，还有暗中监视的人，随时向队长报告，没有说话自由，没有活动自由，没有学法、炼功的自由，连呆着的姿势都是她们说了算，有时还要搜身，更不让家人接见。
由于不背30条，沈阳的犯人李凤清（四防）就罚我们蹶着的同时狠狠的毒打我们，直到打累了、打不动了才住手。因炼功，队长刘素文打过我，犯人张晓芳打过我，因不写犯人作业，韩丽霞（犯人）打过我。
残酷的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折磨，超负荷的紧张车间劳动，饮食的低下，在没有丝毫自由的环境中，我们绝食罢工抗议。暴徒们就罚我们蹲、站，电棍电、关禁闭等，用各种方式进行摧残折磨，我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
由于环境极度的恶劣，身体变化很大，每月一次月经，竟停止8个半月，而且呼吸变得不畅，吃饭下咽也费劲了，说话声音逐渐变小，后因说话费劲只有写了。在沈医大的颈部超声报告单上写下12X12、12X12、12X12的多个结节，教养院医院院长根据自己的怀疑以结节炎做为最后诊断。后因呼吸困难加重，有时睡觉不能平卧，吃饭长期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下进一点食或水，教养院于2000年11月1日把我送回原单位。
当地派出所为了减轻负担，推脱责任，说我又在搞活动，向局里汇报情况说假话（其实是来找我的人），在我回来的第六天，所长郝树山带着四、五个人，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把门踹坏，进屋就翻，拿走了我的书，录音带，师父像和录音机等，把我送去拘留所。11月11日，把我硬送回教养院。并向队长说我在家说话了，（因说话费劲已经很长时间用笔写了）为此，队长们没好气的说我，张君指导员打了我，派出所不顾我的死活，对我的迫害使我苦中加苦，难中加难，冰上加雪，雪上加霜。
后来，身体各种反应强烈，腮侧肿了，睡觉基本坐着，呼吸、说话、吃饭都是难事了。
教养院就请来一位所谓的医学专家。因是晚上只记得此专家高个子，不胖，他用手摸一下我的脖子就说没事，你们该咋做就咋做吧，他的失去医生道德的一句话，使我陷入重灾之中，教养院的孙院长说我是装的，给我加期，队长们不叫给我纸和笔，七、八个人没黑天没白天地轮番围攻，又下胃管，灌食，多种压力齐向我袭来，目的是加大力度使我屈服。
巨难中，我坚定的走过来了，因为师父就在我身边，大法就在我心里，谁也别想动摇我修炼的心。
后来，我身体情况继续发展，有时眼睑也肿，吃了就吐，医院做B超，说是占位性病变，意思是癌症。教养院于2001年5月30日第二次把我送回。
就这样，当地政府叫专人暗中监视，写材料，定期汇报。派出所告诉我哪也不能去，有事必须请示，经批准方可，时常去我住处干扰。
2001年12月27日，派出所外勤孙尧、刘文祥两人告诉我哪也不能去，28日上午用车把我接到派出所，当时所长正忙，有人告诉我：问你还炼法轮功吗？炼就拘留你。现在我已被迫流离失所。
我只一个女儿与我相依为命，江泽民集团对我的迫害，对她更是致命的打击、伤害。我被送进教养院，孩子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不会做饭，饿了就吃方便面，熟土豆，甚至一天吃一顿，有时一顿也吃不上，我在医院时，孩子住单身宿舍，院长担心孩子，怕出意外，就找派出所，才安排了孩子的住处。
社会上的歧视，学校老师的旁敲侧击，冷语，同学的淡漠，14岁的孩子承受了一个成人都难以承受的压力，心灵上的创伤、精神上的负载，孩子变得又黑又瘦，不爱说话了，由于精神上的压力太大，长了满脸的疙瘩。我第一次被教养院送回时，孩子看到我，一句话没说就是哭，哭得没完没了，后几天，告诉我她自己不知咋活过来的，经常是哭着睡觉了，又哭着醒了，妈呀，我太想你了，没妈的日子太难了。
然而，我现在又被迫离开了女儿，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江泽民集团不是太残忍、太残酷、太无人道、太灭绝人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