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法轮大法于1999年7月20日开始受到迫害以来，我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中国政府怎么能如此对待这些我已非常了解了的善良慈悲的人们呢。
2002年2月11日，我到达北京。2月12日中国春节初一的早晨，我去到天安门广场。上午我拍摄下自己向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发布的声明：法轮大法好！后来我又走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外面，拍摄下自己向中国领导人发布的声明：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大法！这两次行动里，警察都没有发现，所以我安全地离开了广场。
2月13日中午，我出去了一趟,一位同修随我回到我住的旅馆房间。我出去取些热水，当我正要回房间时，发现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注视着我。我开始怀疑我们被跟踪了。于是我们离开旅馆，到那位同修的旅馆去。我在旅馆外面等候，15分钟后他走了出来，经过我身边时悄声告诉我，三个男人正跟踪他。我立刻跳上了一辆计程车。
我出去了转了一大圈,发现仍被跟踪监视着。于是我回到旅馆收拾行李，打算到另一个同修住的旅馆去过夜。我到服务台办理退房手续。办手续要用很长时间，他们不断叫我等着。整个过程中，一个男人坐在大厅里监视着我。办完手续后，我到外面去, 发现仍被跟踪着。
由于我背了一个大背包，我觉得最好是去火车站把这些人甩掉。我到达车站时已是晚上9：00，车站人并不多，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甩掉他们。于是我决定买去郑州的车票，由于去郑州要乘八个小时的火车，我想他们不会跟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然而当我2月14日清晨到达郑州后，我发现自己仍然被跟踪着，而且还有一辆汽车等待着跟踪我搭乘的计程车。
我去查看去香港的机票，可当天没有航班。我回到火车站，买了张去深圳的火车票，上午9点多一点发车。在火车上，我对面卧铺上的男人对我说他是警察，还向我出示了身份证明。他个子矮胖，自称姓王。他没有带任何行李，英文很不好，我装做不会中文。他没有提法轮功，也没说他在跟踪我，只是不断在车上找人帮他翻译。他想让人告诉我他要查我的护照和签证，但是没人知道怎么用英文表达，我干脆不理他们。午餐时间里，他很想让我随他去餐车吃碗面，但我拒绝了。我不想离开我的行李，因为包里有我为自己拍摄的录像。2月15号清晨3：00他下了车。
到深圳时是中午12：30。一些警察带着摄像机等在我的车厢外面。我不理会他们，离开了火车站。车站里有很多人，很难看清是否有人跟踪我。有一个人在我经过他的身边时对着我摄像，然后当我排队进入香港时，又看到他对着我拍摄。我看到在火车站拍摄的那些警察，现在又在拍摄排队进入香港的人流。于是我决定就此提前结束我的中国之行。我于2002年2月15日下午3：30离开了香港。
在中国期间，我虽然没有被抓，也没有挨打，但是由于被跟踪，被监视，我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折磨。我非常敬仰中国文化，并很想再次去中国，但大概只能等到迫害结束那一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