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幸运成为正法弟子
1996年5月，我当时还在军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一本《转法轮》书。我是军人出身，曾在军队服役25年，97年6月以前曾任解放军正团职上校军官，97年7月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佛法修炼。书中引人向善的全新理论，使我带着好奇与探索的思想走进了炼功点，看到了一群友善、祥和的人们在一起炼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炼，身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20年的慢性肠炎不治而愈，因肝、脾等不健康因素引起脸上出现的深色黑块逐渐消退了，人变的精力充沛。烟、酒、赌博及其它不良嗜好奇迹般地戒掉了。特别是戒烟过程很神奇。我抽了几十年的烟，烟瘾越来越大。以前戒过多次，但每次的重复都比前一次更厉害。就在炼功学法那一刻，按书中所示把烟掐灭后，5年多来从未有过再想吸烟的念头。
随着看书学法的不断增加，渐渐地感到了佛法真理的神圣和伟大。明白了修炼人要重视修心性，从做好人开始，重德行善，最后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于是开始重视清除自己腐败、贪婪的官僚习气，抑制随着地位与权力不断膨胀的私欲。有的思想在以前不知道是错的。比如，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办事，这在当今中国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但作为修炼人就应该公私分明。名利面前渐渐地做到了不争不斗不贪，吃亏了也无怨无悔。2000年自己负责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自己也是被分配的对象。在众多的争斗和尖锐的矛盾面前，一面教育大家顾全大局，一面自己以身作则，主动降低自己的分房标准，由正处级标准降到正科级标准，把利益让给别人。最后使这件复杂棘手的工作很快解决，大家都比较满意。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善意待人、办事公道、赢得了上级领导与下属的拥护。在江总败类迫害法轮功后，单位多次保过我，虽然得不到提拔，但一直保留着我的职位。去年初，上级组织部门对我们几位领导作民意测验我得分最高。
在无意中得法，却是我终生所等。我庆幸！
我对修炼热情很高，大家推荐我当辅导员，后来又让我做地区的负责工作。经常组织大家学法交流，接待过许多国内外的学员。
我修炼大法坚定不移，98年初，参加北京电视台请愿活动，没有任何学术成果但靠投机政治成为所谓的院士的何XX在电视上诬蔑法轮功，我们要求予以纠正。99年4月25日，我参加了万名法轮功学员依法集体和平上访。在江总败类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与国内外同修坚定正信，用各种不同方式和平地向政府向世人讲清真相。我们有个学法小组，在严酷的环境下集体学法坚持了两年多。大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参与正法，效果非常好。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现在大都失去了联系，多数被迫流离失所，还有多人仅仅因为去北京郊区的妙峰山交流，便被警察绑架，几位同修绝食绝水二十余日抗议非法关押，最后全部被非法判处劳教。他们多数是年轻有为的国家栋梁之材，风华正茂，是社会、家庭公认的好人。难道做好人违法吗？
经过几年的修炼，身体在不断地净化，心性在提高，一切都按照《转法轮》书中所说的在升华，在不断的自我完善。在这种不经意的身心变化的实践中，更加激发了我对佛法真理的热情。这种学习与实践的循序往复，使我看到了一个无比广阔的崭新的领域。发现人生原来有那么重要的意义，有那么美好的未来。这种美好是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后生命的觉醒与净化。
二、 因为我坚定修炼 受到了江泽民集团的迫害
99年7月20日，就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大面积非法逮捕法轮功研究会负责人及各地辅导站站长时，我也被派出所非法拘捕关押。因为我曾经是负责人，又是现职官员，所以备受“关注”。电话被窃听，行动受到限制，被长期监视居住。公安可以随意地对我传讯、审问乃至关押。同年7月下旬因为传播明慧网资料，第二次被拘进派出所，经众多公安轮番审问至深夜才被放回。以后，但凡敏感日期（所谓敏感日期即：元旦、春节、“五一”、“十一”、“六四”、“4.25”、“7.20”、 农历四月初八”、“5.13”、“10.26”，以及“两会”、国际人权日、原研究会负责人被非法判刑日、外国重要首脑访华等等都被视为敏感日），派出所和片警经常将我拘走关押，少则一两天，多则三五天。有时到单位，有时深夜到家里逼迫、看管，骚扰。两年来被非法拘捕、关押达几十次之多，我的一些主要节、假日都是在公安部门或国家安全部门的非法关押下度过。每逢这些日子家人都在恐慌中为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孩子经常为找不到我而担惊受怕。千禧年夜，孩子去亲戚家，我独自一人被片警带到派出所无理诽谤后非法关押到天亮才放。在这人间的喜庆日子，我被迫骨肉分离，孩子都不知我此时被关在哪里，面对茫茫黑夜心生伤感，不禁黯然泪下，试问政府，公道何在？
99年7月20日以后，大批京外学员络绎不绝地到北京上访，冒着生命危险向政府请愿，希望政府真正了解法轮功，还大法清白，还我们师父的清白，恢复法轮功合法的修炼环境。北京的许多学员都积极地接待外地的同修，给他们提供适当的帮助。12月20日，海外两位同修在我家住了几天，不慎被安全局盯上。圣诞节那天，我突然被拘捕，押到安全局地下室，被两个局长及10多个警察轮番审问一天一夜。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我做好了失去一切的准备。他们采用威逼、诱骗、车轮战术、不让我睡觉等手段逼我就范。我抱着不违背大法、不出卖同修的原则与之周旋。坚持不知道她们的姓名、住址，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虽然不相信但也无奈，最后不得不把我放了。从那以后，单位取消了我的出国机会，控制出差，不准提升职务。
在残酷的迫害面前我没有低头，为了使中国的同胞们能够了解事实的真相，我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一样几乎把所有的工资收入和积蓄都用在了向世人讲清真相上。
2001年3月1日，在去广州出差的途中，被机场安检查出随身携带的炼功录音带，当时正是北京准备召开“两会”之际（两会即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轰动了京广两地的公安。在广州机场被公安扣押、审问了八个小时后，让我改机回京。飞机刚到北京首都机场，就由北京市多名公安和我单位领导带领保卫处长等大队人马，如临大敌似的守候在机舱口。当我刚一出机舱门就被两名警察架住，前后各有数名警察把我押送到首都机场派出所，重新进行搜身、翻箱检查，连电话号码簿和一张小纸片都不放过。折腾一个多小时后把我押送到单位会议室开始全面审问。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办公室文件柜已被打开，东西被翻了出来。而后警察非法抄了我的家，把我师父的法像、《转法轮》书籍、音响资料以及我个人有关炼功的照片等东西全部抄走了。直到凌晨5点才由单位领导带领保卫处长一行把我押送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山里的一个秘密地点关押。单位成立了专案小组，每天有一名领导带人轮番找我谈话，要我放弃修炼。一连7天，我都用善念耐心地回答做我工作的每一位领导。用我自己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事实，以及法轮功如何重德行善能使社会道德回升的道理告诉他们。几乎每一位来做工作的领导都被我的事实与真诚所打动。
一周后把我绑架进了大兴团河劳教所洗脑班。在那里我看到了什么叫精神折磨，什么是“扭曲了的灵魂”。从这些劳教所的“红衣人”( 劳教犯人) 处知道了他们所经历过的肉体上与精神上被摧残的苦难。这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更是经受过各种酷刑，有的被高温下曝晒，有的被用毒刑，挨打是经常的事。有一个叫胡长安的学员曾被十几根电棍长时间同时电击，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与我见面时脸上还留有伤疤。有的长时间不让睡觉，有的被株连亲人。有一个北京郊区的学员两口子同时被抓捕劳教，家里留下了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没人照管，令人担心、可怜。总之，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把各种卑鄙、歹毒的手段都用在了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上。
我自己也受到了精神折磨，在那里警察不准我与外界联系，不准看大法书籍，不准炼功，不准互相说话，不得随便行动，失去自由，如同犯人。每天把我们集中在一起，由警察带着电棍站在旁边指挥一群被扭曲了心灵的“红衣人” ，用编造好了的歪曲、自欺欺人、邪悟等谎言不停地往我耳朵里灌。若是顺从他们就会享受宽松的待遇。坚强不屈者要受到惩罚，每天要增加到连续15小时以上的洗脑，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一起围着，没完没了地用粗鲁、野蛮的歪理邪说欺骗，不准睡觉。用开除公职、劳教、判刑、株连亲人等来威胁。面对这些恶警和被扭曲了灵魂的人，我第一次认识了什么是政治迫害，若非自己亲身经历真不敢相信当权者及其帮凶会有如此丑陋。我与其他八、九个人坚强不屈，打破了他们所谓的“百分之百” 的假话，给市委领导难堪，严厉训斥了劳教局，给他们施加压力，撤换了迫害我们的劳教大队。这恰好给我们带来了机会。劳教所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完成任务，作出了妥协。一个多月后，我被单位接回。此后，我受到了比以往更加野蛮的看管。
我一直是个重点，两年来还能在领导岗位上修炼法轮功本身就很引人瞩目，上级与下级都在注视我，全行业在看着我。我处处以修炼人标准做好。五年多没有病，没有报销药费，身体健康红光满面，我心胸坦荡、正直善良赢得大家赞誉。大家虽然嘴上没说，心里都在说法轮功好。我一个上司是国家主要领导的夫人，开始对我很戒备，给我施加过压力，后来态度也转变了，不仅不再难为我，关键时还帮我说话。我知道这是被我修大法的正念所动。可公安、国安总是为难我，搜集各种材料并从被捕学员中查问我。妄图强加给我罪名，将我非法判刑。
两年多来受到的侮辱和迫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们修炼自己，对社会百利无一害，不应顺从邪恶的无理的迫害。去年六月份，国安分局吴京、公安分局王会章找我去谈话，要我配合他们，被我严辞拒绝。于是邪恶之徒开始了新一轮的加害构陷。7月2日早上8：30，派出所警察开着警车到办公室来抓我，我深知此去十分险恶。于是不容商量的以坚定的口气讲：“你们等着，我安排完工作再说。”这时另一个警察只好跟我到办公室看住我。我一边打电话安排工作，一边等待脱身的机会。就在警察受到麻痹，翻看我办公室报刊时，我走到门口叫下属给警察倒茶，话刚说完人已到走廊里了，回头一看警察还在屋里没动静，便飞身下楼。绕过楼下守候的警察跑出大院，截住一辆刚到身边的出租车，迅速离开了险恶之地。在功友的帮助下，当天就离开了北京。真是十分惊险。为自己能脱险而庆幸。从此，我失去了工作，成了有家难归的流浪人。
三、 被迫流离失所
经过30年努力得来的工作职位和事业，在公安来抓我的那一瞬间就失去了。自己孤身一人茫然生活上不知所措，但有一点很清楚，不能公开我的身份。当时，女儿刚从国外留学回国，在同修的帮助下父女匆匆相见，心情十分沉重。女儿还在上学，还不能独立生存，我没有了工作女儿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女儿心里明白，爸爸可以逃离北京，但是随时都会有被抓、被打的危险。而且，再要落到警察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就此一别何日还能再相见？真是生离死别！此时女儿已经泣不成声。当我要上车时，女儿突然拿出相机几乎哀求地说：“爸爸，和我照一张相吧！”我的心突然一紧，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没想到以前在电影、小说中生离死别、骨肉分离的悲伤故事竟发生在我们父女的身上。同修帮我们摄下了这凄凉的镜头，成了历史的见证。
流离失所不仅担惊受怕也很辛苦。刚开始，经朋友的帮助到南方的一个小岛上，以低廉的房租住在老乡家。南方的夏天酷热难当，到晚上常常被成群的蚊子袭击，汗水在草席上留下深深的印子。虽然说修炼人有吃苦的精神，但毕竟这几年过惯了舒适的生活。好在心中有坚定的正念，使偶尔袭来的辛苦、孤独很快消失。决心要克服困难勇敢地走到社会中去，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向世人讲清真象。于是从战友、同学、亲戚开始，向所有能说上话的人们揭露邪恶、破除谎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自从脱险后，公安一直在非法追捕我，向我女儿威胁、逼问，为此女儿不得不提前回到国外。单位在公安的压力下也到处找我。家人在担心及不明真象中帮倒忙。使我的行动更加困难，几次都险些落在警察手里。真是险情叠生。
目前，这场浩劫还在江总败类的操纵下疯狂地继续，邪恶之徒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不断升级，我们流离失所的同修已越来越困难。现在的车站、码头、铁路等交通要害，都布设警察检查证件。街道、旅馆、居委会都以清查外来人口的名义，实质是在查找流离失所的法轮功修炼者。有些亲友知道我是对的，但是怕受牵连不敢收留我。在邪恶的迫害下我没有了家，我不敢与亲人接触，我失去了一切。但是我拥有了伟大的真理，我必与法同在，向真正的家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