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我们看到约翰的《启示录》了吗?


【明慧网2002年8月8日】一、《约翰启示录》是约翰的《启示录》吗?

在正典《圣经》中,附录有《约翰启示录》(不特指情况下简称为《启示录》)。《启示录》对后世基督教徒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他描述了“大日的审判”,或者“世界末日的审判”,还讲了“耶稣再来”。对这个《启示录》在理解上和对基督教信念的作用评价上,存在着各种很不相同的意见。这些都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本文只是就作为正典的《启示录》和其来源——约翰的《启示录》之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使有条件和兴趣的读者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难度在于:早期基督教是通过希腊语进行教义阐述和传播的,而笔者语言不通,只能参考一些英文资料,无法深入研究。)

耶稣门徒约翰的《启示录》是作为被后世基督教认为的异教,如诺斯底派、马西昂派的重要基础,而这些在很长时间影响巨大的派别,都是承认耶稣,但否认和犹太教的关系的。而在后来成为了正统的基督教,在当时是坚持自己所信奉的基督耶稣,以及和犹太教的紧密关系——在公元200多年时被明确化为《新约》和《旧约》的关系。也就是说,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把犹太教的主要教义作为自己《圣经》内容的《旧约》部分,而把耶稣的传道、受难开始称为是《新约》,因为耶稣替人们受难了,不仅犹太人,亚非欧交界的各邦、各族都进入了耶稣的恩典之下,新兴的基督教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历史课题:作为异教重要基础的约翰《启示录》,又如何能够论证这个“正统的”(也就是坚持新、旧约内在一致的)基督教教义呢?我们看到的正典中的《启示录》,是使徒约翰的《启示录》吗?

作为正典《圣经》所记录的《启示录》,就是使徒约翰的《启示录》。在一般印象中都会这样认为。并且,《圣经》的《启示录》中明确写道:“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呀!但早期基督教教会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约翰的《启示录》确实不同于正典《圣经》的《启示录》。或者说:在正典《圣经》的形成过程中,“正统的”教会把约翰的《启示录》作了“规范化”的处理,从而维护了他们心目中的正统,并且也明确地和异教区别,开创出了基督教的正统历史。也就是说,《圣经》的《启示录》是对约翰的《启示录》进行了添加、删改的。

二、约翰的《启示录》,大致是在讲什么?

1、坐在宝座上的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后在的全能者。”最早的启示录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因此神所说的话是用希腊语的风格来表达的。“阿拉法”,是希腊语的头一个字母“Α”,“俄梅戛”是希腊语的最后一个字母“Ω”,这种简洁的表达是在说:这位神是不生不灭,亘古永在的全能的神。

2、“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看到这里,不禁要想:这是一位怎样的善神哪!?

3、约翰看到一个新天新地,以前的天地过去了。神给约翰说:“看哪,我将这一切都更新了。”他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地赐给口渴的人喝。”这些语言告诉我们,这位神将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赐福给人。

那么,神要在什么时候完成这个事业呢?从《启示录》中看,提到“那一千年完了”,从时间看就是指第一个一千年,在约翰的《启示录》流传初期,小亚细亚教会就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至福千年论。但是早期的很多教徒明显对于这件事情的到来充满了急迫感,苦修、隐修,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16世纪天主教徒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预言出来以后,因为其中的“1999年7月,为使安哥鲁亚王复活,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的诗句,近代以来的基督教信徒们就普遍认为神的“大日审判”将发生在第二个一千年。因此,单从《启示录》来看,时间是没有写明的。

但我们在读《圣经》所载的《启示录》时,明显感觉到,这位要更新天地的神就是《旧约》,或者就是犹太教所信奉的神耶和华,也就是耶稣(《启示录》中的羔羊)的父亲。特别是对那坐在宝座上的亘久永在者,有这样一个赞语:“哈利路亚”,意思是要赞美耶和华。现在这是所有不同语言的基督徒都最常说的一个用语。英文的写法是hallelujah,其中“jah”是耶和华(Jehovah)的简称,“hallelu”在希腊语的写法中按理应是赞美、问候的意思。Hallelujah在《启示录》中出现了两次,都是对那坐在宝座上的神的赞美之词,明确表达给信徒,那就是应当信奉的主耶和华。

三、约翰的《启示录》是否指称了耶和华?

但是,可以肯定的说,约翰是没有认定自己所记录的《启示录》中的那位神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甚至根本就不认为那神是耶和华。我们希望简单而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1、 使徒约翰的《启示录》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早期的护教士犹士丁,爱任纽、土特良、克莱门特、希波吕多斯等人一致认为《启示录》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约翰所写。在公元3世纪的奥利金除了小心地对《启示录》进行解释外,没有任何关于作者身份的怀疑。关于《启示录》的成书时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在尼禄在位时期第一次对基督教进行迫害的时候写成,大约是公元68-69年。一种认为是在多米田在位末年(94-96年)对基督教进行第二次迫害时期所写。爱任纽的老师波利卡普曾经是使徒约翰的门徒。按照爱任纽的说法,《启示录》的时间非常明确,是公元95年,或者说是多米田在位的第十四年由使徒约翰所写。这个时间很难有争议。按照《启示录》中的表述,约翰当时被流放在接近小亚细亚的海岛——拨摩岛上,在这里他得到了神的启示,并把他记录下来。后来约翰在迫害结束后,回到了以弗所,进行教会的管理和宣教活动。

约翰是犹太人,但他的《启示录》是用希腊语写成,文本中有很多外来词汇和语法错误,并不是流畅的希腊语文体。在笔者看来,使徒约翰在得到启示的所见、所闻、所思当中,都是以希腊语方式进行的,这是导致他要用希腊语,而不是他的母语——希伯来语进行记录的原因。之所以那位亘久永在的神用希腊语的方式启示约翰,其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是耶稣的普度,已经触及到了古希腊众神对世间的管辖,以及向耶稣进行交接的问题。古希腊主神宙斯也进行了造人的工作,古希腊的神话对整个后世欧洲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可以看出,当时的奥林匹斯山众神所管辖的范围远比犹太教的范围大的多,犹太教其实只是并不强大的犹太族人内部的信仰。因此,《启示录》用希腊语写成,其中的内涵是深远的。

如果约翰在公元95年记录的《启示录》,那么他离耶稣受难和复活,已经60多年过去了,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也仅剩他一人了,是他把使徒时代支持到了最后。在漫长的风雨中为耶稣的传道见证,这位虔诚老人足以在第二代、第三代,以至后代的信徒中确立起极高的威望。那么,出自于他手的《启示录》,也就具有充分的影响力。本文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要说明:如果在约翰《启示录》中,有关于那亘久永在的神就是犹太教的耶和华的“身份认定”,就不会出现公元2世纪盛行于世的诺斯底派,和2世纪中期开始的马西昂派。因为他们,特别是后者,都是非常认真的、自我认可的基督教徒。也就是说,由于使徒约翰的巨大影响作用,使得《启示录》教义走向很容易地决定每一个教徒的思想走向。而诺斯底派和马西昂派的存在,恰恰证明不存在约翰在其《启示录》中对那亘久永在神与《旧约》耶和华之间的一致性的确认,甚至根本就没有认为两者是一回事。

2、诺斯底派和马西昂派的兴盛

诺斯底派是在公元二世纪初开始兴盛的,风行了一两个世纪后,失去了原先的影响力,但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公认诺斯底派的特征是对知识主智慧的强调。但是,它坚持相信一位至高至善的神,他是不可测度的。而世界是由较低级的神“造物主”创造的,他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他比至高、至善神的地位要低,权柄也是受限制的,有的时候也是一位报复的神。诺斯底派对两神及其特点的理解,是基于对犹太教《圣经》或者《旧约》、以及耶稣与约翰的《启示录》之间关系的一种回答。在诺斯底派中,对耶稣这个“人”或“神”进行了解释,但其地位似乎并不是很高。

马西昂是一世纪中期从叙利亚到罗马开始他的传教事业的。历史上自称为正统的基督教徒曾经在人格上对他进行歪曲,而实际上,马西昂是一位十分真诚的信徒,马西昂派在信仰的实践上是非常严格的。马西昂同样认为,犹太教或《旧约》的神是一位创造万物的主和不完美的神,他以正义凛然、严正不阿的手来治理人民,是满有忿怒,毫无怜悯的主。而耶稣出现后,显现出了与《旧约》不同的善神。这位善神是仁慈、怜悯的神。马西昂认为耶稣就是这位善神。在正统基督教关于《新约》、《旧约》的关系上,马西昂采取的是一种对立的立场。马西昂在罗马的影响延续到公元300多年,而在东方的叙利亚,则延续了更长的时间。(笔者不知道在叙利亚的马西昂派或者其他异端是否把这位善神理解为耶稣,对此观点本人并不同意)

站在正统的基督教立场上来看,这两个派别是把《新约》与《旧约》对立起来的,他们用报复、忿怒、严正等来形容《旧约》的神,不认为他是至高的、全善的、全能的。从上面他们对自己所相信的神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约翰《启示录》中所展现的那亘久永在者在气质、风格上和犹太教《圣经》或者说《旧约》中描述的耶和华都是很不相同的。因为无论诺斯底派也好,马西昂派也好,他们都自认为是基督徒,也称自己是基督徒,如果约翰的《启示录》界定了亘久永在的神就是耶和华,那么,这两派的立场根本就无法确立,因为使徒约翰毕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反诺斯底派、反马西昂派也必然会以此为根据对之进行批判。但是,从反诺斯底派、反马西昂派的历史资料中,我们找不到关于《启示录》所描述的神就是犹太教的神的言论。

例如,大名鼎鼎的奥利金(A.D 185-A.D 251)是首先使用“新约”和“旧约”这个概念的人。他坚决捍卫《旧约》的神与《新约》的神(耶稣的父)是同一位。但是,我们从他大量的手稿中,却找不到引证约翰《启示录》的话来反驳这些在他看来的异教观点,而恰恰是要论证约翰《启示录》中的神就是《旧约》的神。也就是说,约翰的《启示录》中确实没有指明:亘久永在的神就是《旧约》的耶和华。而早期的教徒(包括奥利金在内)是通过《旧约》中的大量预言,和《新约》的契合来论证二者的内在一致性,来为以不同于异教的方式理解约翰《启示录》提供基础的。

四、优西比乌“规范化”了约翰的《启示录》

《圣经》的《启示录》实际是早期正在形成中的正统的基督教教会,出于立教和护教的需要,对约翰《启示录》所做的有意发挥。我们将引用早期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的观点来说明。优西比乌(A.D 260-A.D 341)是巴勒斯坦的一名主教,基督教的“教会史之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密友。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显示了他所具有的重要发言权。他在《教会史》第三册25章“接受和未接受的经文”中说:

“从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以来,已经对所使用的《新约》作品进行了正当的整理。首先是《四福音书》,接下来是《使徒行传》,然后必须考虑的是保罗的书信,然后是现存的使徒约翰的书信,象彼得的书信,也必须被收入。当这些篇目排定后,收入《约翰启示录》——如果这是确实规范可行的话,我们会在适当时候给出这一篇的不同理解。……在被我们拒绝的作品中,必须要考虑《保罗行传》、《牧羊人篇》、《彼得启示录》、《巴拿巴篇》和所谓的《十二使徒遗训》。除此之外,如我所说的《约翰启示录》,如果确实是规范可行的,那么,一些人会拒绝它,而其他人会把它放到接受的书目中。……我们被迫列出这些作品的目录,把教会传统上使用的真实可信和普遍接受的作品,与尽管不够规范和有争议,而仍然被诸多教会使用的作品区分开来。——我们被迫列出这个目录,是为了我们能够分辨这些作品和那些打着使徒们的幌子、被异教引用的作品……现在,让我们开创自己的历史。”

优西比乌的这篇全文可以说是经典篇章。这篇文章确立了后来列为正典《圣经》《新约》的篇目。其中心是要划清和异教的界限,开创正统教会的历史。这篇文章中,优西比乌把不规范的、不是教会传统上真实可信的作品都剔除出了《新约》之外。约翰的《启示录》,明显是属于既是在教会的历史上长期流传、普遍接受而又是真实的经文,但同时又是不“规范化”的经文,被异教所广泛引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优西比乌对约翰的《启示录》进行了有条件的接受,也就是“规范化”处理,使之服从于“真正正统的”教会教义。而这种“规范化”的处理,优西比乌解释说是出于“被迫”,也就是在异教强大的压力下迫不得已的做法。文中讲在适当时候会提出对“不规范”的《启示录》的不同观点。但是,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并没有看到,优西比乌在哪个场合中对此给出了具体说法。也许优西比乌发现,由于“规范化”的文本已经得到了广泛支持,而对于那些异端而言,也根本就没有必要做什么解释工作了。

这里提一句,伯西托本《圣经》,也就是古叙利亚语的《圣经》中,并没有收录这个“规范化”的《约翰启示录》,有人讲,原因是“规范化”的《启示录》用叙利亚语来写太长了。但笔者认为,这不成其为原因。我们应当注意到,在罗马兴起的异教马西昂派进入叙利亚后,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影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叙利亚语的信仰中容不下对约翰的《启示录》的“规范化”做法。从上述优西比乌的引文我们也可以看出,对约翰《启示录》的“规范化”并没有什么事实上的根据。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要么相信《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是一位(耶和华,耶稣是他的儿子),要么不相信《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有关系。这种持久不下的非此即彼的信念上的斗争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别无选择,认准一条道走到底,没有多少道理好讲。所以,优西比乌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现在,让我们开创自己的历史。”

五、我们看到约翰的《启示录》了吗?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约翰《启示录》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它并没有支持《新约》和《旧约》一致性的这个正统教义,反而一直是异教的基础。早期教会出于正统教义的立教需要,对它进行了“规范化”的处理。

有些人会用《约翰福音》来支持约翰的《启示录》与《圣经》的《启示录》是一致的。但是,《约翰福音》并不是约翰本人写的。在一些保留下来的手抄本中有这样的标题:“根据约翰的叙述”。虽然《约翰福音》和《启示录》中有一些语言上的相同、相似,但这并不能证明就是约翰本人说的,有可能是信徒们所为。而且,《约翰福音》公认是受到古希腊思想文化深刻影响的作品,不可能是约翰本人的著作,从约翰写《启示录》时希腊语水平不高也可以看出。对于《约翰福音》与约翰的《启示录》之间关系,本文不想做更多探讨。

实际上,约翰的《启示录》影响甚至贯穿在几百年的早期教会史中,以及《圣经》《新约》的诸多篇章中。但直到现在,约翰《启示录》对于基督教在希腊化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和古希腊“逻格斯”理念的很好结合),以及对《新约》、基督教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影响,研究是非常不够的。这远不是本文,也不是本人所希图完成的。

在本文的简要分析中,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看到的《圣经》中的《启示录》,并不是约翰的《启示录》,既然当时人们的兴趣,例如优西比乌,是要使约翰的《启示录》和正统的教义相符合,那么,一个问题就在这个历史中被忽视着:约翰的《启示录》被加进了哪些内容?最原始的约翰的《启示录》是什么样子的?那伟大的亘久永在的神在指示给人类什么?这才是我们更应当思考的真实问题。

六、天朝明主李世民与叙利亚传教士

本文作者是承认基督教的基本主张,耶稣和作为其父耶和华的。所不同意的,乃是教会对于约翰《启示录》的“规范化”处理。本人也不同意异教把《新约》、《旧约》对立起来的做法,和不承认耶稣乃是耶和华的儿子的观点。笔者的兴趣只在于:那原始的约翰《启示录》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公元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把景教(长期被基督教视为异端,上世纪得到平反)从波斯传入中国,时值唐朝贞观盛世。西安〈大秦景教碑〉碑文记述:唐太宗李世民派高级官员携仪仗队去郊外“宾迎入内”,给予传教士阿罗本礼遇和支持,并下诏准许他在京畿建造大秦寺、于诸州各置景寺,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笔者很想研究,不知这位来自于拒斥“规范化”了的《启示录》的叙利亚的传教士,还有他那被斥为异教的景教(聂斯脱派),对约翰的《启示录》是怎样认识的?

附录:关于约翰《启示录》的各种文本

以下资料笔者没有得到,望熟悉早期基督教历史的同修能够深入研究研究。以这些资料以基础,我们就可以准确知道教会对约翰的《启示录》是如何“规范化”的,还约翰的《启示录》以原貌,更好的从原始的文本来理解那位亘古永在的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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