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教所中受迫害的一些经历


【明慧网2002年9月21日】2001年1月1日我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抓,被抓后关在北京城区看守所,头几天我们被关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当时的天气很冷,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九个人都是大法弟子。

一个公安只给我们三个褥子,我们十个人就靠这三个褥子取暖,他们还有意开着窗户来冻我们,提审我的时候公安拿电棍来电我、打我,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时我不想连累别人,所以没讲自己的地址。当时因为抗议我们的被抓,我们进行了绝食,过两天我们又被换了一个房间,要换房间的过程中公安让我们抱着头走路,我不听他们的指挥,几个公安用电棍电我,用警棍毒打我,我被打得行动不便,躺下休息和起来方便都很困难。又过了两天我们十个人被分开了,我一个人被分在一统一所,公安让我穿区别服我不穿,他们又用电棍电我,同室的犯人逼我说出我的地址和姓名,还不让我绝食,用凉水来泼我,用辣椒水灌我,不让睡觉。犯人说“我们也不想这么干,但公安逼我们。”

1月6日我绝食六天,公安为逼我进食对我用了电针,就这样我也没有进食,公安对我进行了灌食,同室的犯人说你绝食对我们压力太大,我为了他们开始进食。一个犯人对我说:“你刚被分到一统一所时,公安对我说要让你三天别断疼。”

因为看到了我身上被公安用警棍打的伤,所以头两天他们没有动我,过两天公安又逼我说地址,这时同室的犯人已经不听他们的了,他们都暗中帮我。

1月11日我被提审,公安先是开了门窗冻我,之后又不知羞耻地对我说你们上访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要替北京人民打你一顿,他用手打我的脸、用警棍打我,打完后把我关在别的所里,所里的犯人对我拳打脚踢,轮番对我进行毒打,我喊法轮大法好,公安听到了用警棍毒打我,我被打得晕了过去,当时我被打得不能走路,坐下了站不起来,站起来坐不下,躺着睡觉不敢翻身。

1月17日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来人接我,同来的还有我单位的领导,单位的领导跟我说,为接我回去,单位和家里拿出了不少钱(单位和家里各出了五千元人民币,是被逼迫出的钱)。1月18日我回到了延吉,先是被拘留十五天,在这十五天里公安让同室的人逼我放弃法轮功。我和他们讲法轮大法的好处,有一个朝鲜族老人和我说:“我以前对电视里讲的法轮功的事我相信,可现在我看到了你身上的伤后,我对电视里讲的不相信了。”

2月1日我被关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同室的犯人一连三天不让我睡觉。我跟公安说他们也不管,一个公安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我喊法轮大法好时公安都过来了。

2月19日他们把我关进了劳教所。在那里他们逼着我们大法弟子干活,逼着我们学习诬蔑材料,逼着我们放弃法轮功,逼着我们长时间的坐着,连动一下也不行。如果动一下,他们就打骂。他们把我的亲人找来动员我,要我放弃法轮功,我没有动心,科长李文斌竟然说我没有人性,他用拖鞋打我的脸,把我嘴都打破出血了。

有一天我们出去干活,当时下着雨我们身上都湿了,干的活是清理脏水沟,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让我们洗手,吃完饭后也不让我们休息,让我们在卫生间里坐着。我们提出卫生间里太冷,班长就骂我们,李文斌过来就打了一个大法弟子,我马上跟教育科科长说:“科长就能随便打人吗?”

李文斌把我们三个人关了禁闭。后来我从禁闭室里出来,还让我们长时间的坐着不许动。因为长时间被惩坐,动也不让动一下,所以很多人的臀部都坐坏了,当时我的臀部也坐坏了,象针扎的一样疼,我提出换个姿势坐班长也不让,有一天因为坐不了,班长罚我站,我站了半天就晕过去了,李文斌叫去要看我臀部的伤,看完后他说你可以坐在地上,但是不能用坐垫,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因为我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他们每个月都给我们加期,最长的一个月给加20天。

12月19日我们被转到吉林省九台劳教所。在九台劳教所里他们让我们干活,还不让我们跟其他人说话,如果发现有人说话,不是打就是骂。一天看电视新闻,我说电视台新闻的内容都是假的(新闻里有诬蔑内容)。大队长唐文波、干士刘夕多、队长赵奉山等五人轮番的打我,他们说现在要来严打法轮功,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打了,只要是不放弃信仰就用电棍和用鞋抽打脸,赵奉山说让你们过堂,要让你们嚎叫,妥协的就被逼着写“五书”。 有一天他们逼着我们大法弟子读洗脑材料,我不配合,唐文波就用鞋底打了我一顿脸。

2002年4月1日我被非法劳教的期限满了,劳教所也不放我,还给我加期两个月,直到2002年6月11日才放我出来。

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始终有一个信念,我要助师世间行、维护法、证实法。我是大法的一个粒子,不能给大法抹黑。

(2002年法轮大法亚太国际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