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闯出马三家集中营的正法历程(四)


【明慧网2003年1月13日】这时我们开始写申诉材料,教养院怕恶行曝光,不让我们写,把我们写的全搜走,还搜我们的身,我们就全到大队长办公室要求给我们写材料的权利。王艳平说让我们跟所长说,午后所长见我们,但是下午出工后,所长周芹并不是见我们,而是把李冬青和王满丽怒斥一顿后送到二中队,我们其余人还坚持见所长,要求我们应有的权利。晚上,恶警把我们叫到会议室,我们都等着,突然大队长叫我的名字,让我去办公室,我站起来,就来到了办公室,到那一看,所长周芹、指导员张红、大队长王艳平正等着我,我一进去,她们就站起来了,就劈头盖脸地怒斥我,用手点我的头,推搡我,因为我比较瘦弱,几次差点推倒我,连喊带叫。面对这凶恶的场面,我没有一丝的惧意,我平静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她们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非常惊讶,你们做为领导,我不相信你们会有这样的表现,有失你们的身份。看我这样一说,她们平静了许多,我就跟她们说,请允许我们写材料,我们想申诉师父和大法的冤屈,申诉我们的冤屈,我们有这个权利。因为她们从我床下翻出了我写的控告江泽民的材料,她们就指责我,说我没资格告江XX,我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公仆,党的最高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如果国家主席作出的决策违背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那有错就得改,如果我们不申诉他怎么改呢,而且申诉权是我们应有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我非常善意地与她们讲道理,最后她们没话说了,就答应了我。回来后,我告诉功友们赶紧写,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时二中队功友把大湖区讲法的一部份带给了我们,正好这天晚上,传到我手里,我只看到后部份,因为前面没有了。我看着师父的法,禁不住热泪涌流,在这邪恶的魔窝里,能看到师父的法,感到那么幸福。因为我们长年与普教在一起,又不允许接见,师父的新经文和讲法我们都见不到。看完后更清楚揭露邪恶的重要了。姜伟最先看到这个讲法,看完后立即不干活了,悟到不能再顺应邪恶了。我们也都写材料。可是我们没等写完,王艳平和陈秋梅又一次搜我们身,搜我们写的材料,从张秀英身上收到经文《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她们就以此为由关张秀英小号,我们就全部去找大队长,要求放张秀英。王艳平让我们等她与上边商量,二零零一年四月六号这天,她们把姜伟找去,王艳平还打了姜伟两个嘴巴。姜伟回来后,其她功友又去找王艳平,我没有去,我想邪恶已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与她们讲理已没有用,准备绝食抗议,当晚,我们三分队十四名功友开始绝食,不出工,要求见院长。四月七号,我们提了五条要求,一,禁止打骂体罚,释放张秀英。二,给我们人权,给我们申诉权利。三,允许我们与家属接见。四,撤销包夹,享有我们应享有的一切待遇。五,到期释放。让院长答复。这时,二分队的功友也开始绝食,可是我们没有见到院长,却见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男警察,教养院象大敌来临一样,为对付我们,带来一批男恶警,我们被强行分散。

我被送到二中队,刚到二中队走廊,就听二中队大队长盛影恶声恶气地对包夹喊,对她们要狠,不能客气。到这里,我继续绝食。四月八号,盛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五条中答应你四条,但给你师父鸣冤这一条不能答应你,我说我还坚持,我一定要求给师父鸣冤这一条,她就让我回来了。过一会,又让我去,办公桌上放着两个电棍,盛影还问我坚持不,我说还要坚持。盛影拿起电棍,让另一个队长王广云帮她,开始电我,我抓住电棍对她说,你不要这样对待我,这样对你自己不好,盛影恶狠狠地说,我知道,我就是要给你当魔,我就坚决抵制她对我的迫害,这时我的外衣被拽掉,上身仅剩内衣,这时她们叫来两个普教,把我带到一空屋里,把我两只手铐在铁管上,继续电我,我的一只手又从手铐里抽出来,她们又重铐紧我的手,继续电我,我坚决不屈服,每次问我,我还是坚持。后来她们累了,坐在了椅子上,不电我了,这时我流下了眼泪,就对她们说,我一定要坚持到底的,如果我死在你们手里,你们会不安的,而盛影却说:“你死吧,你死不死是谁儿子,我不会不安的。”看着这毫无人性毫无善念的恶警,真为她悲哀。她们看我实在不屈服,就走了。让两个包夹看着我,把玻璃用纸全糊上。晚上来了一位领导,年龄比较大,她看了看我,这时我的脸上、嘴上、头上还有脖子上都是电击的伤痕和大泡,就对我说,你吃饭吧,明天我和你谈,她走后,普教骗我说,这就是教养院的头,我就吃了饭,准备第二天与这个人谈。可到了第二天,我并没见到这个人,而是所长周芹见了我,而且还是不给我给师父洗刷清白的权利,不允许写材料,我知道她们骗了我,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表面很平静,但恶警们感受到了我内心深处的力量,最后我说,我还要坚持的,她们也害怕了,让包夹紧紧地看着我。我真正感到了她们的卑鄙,但我也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回给师父洗刷请清白的权利,我还要求见领导,因为我已经吃饭,就没再绝食,我想邪恶已无可救药,我绝不会再纵容它,舍去我的命,也要要回给师父洗刷清白的权利,队长告诉我领导现在忙,你再等几天。

这时教养院找来我的家属,母亲已认不出我,短发,加上别人给的不合体的衣裤,鞋子,妈妈和我的每一位亲人都失声痛哭。我明白教养院想用亲情打动我,这次我出奇的平静,其实我平时最爱哭,连队长们都知道,有时找我谈话,我一句话也不说,就是默默地流泪,可这次连我自己都惊讶。我告诉母亲,妈妈,您不只我一个孩子,没有我,您的身边还有,我也不想离开您,我是被逼的。我的亲人痛苦地离开了教养院。

这时我在去厕所时见到了谢宝凤,她还在绝食,因为我们被分开,没有说话机会,这时大部份功友已吃饭,她看到了我被电棍电击的伤,她愤怒了,教养院不但不答应我们的正当要求,还凶残地把我打成这样。后来所里答应我给我这个权利,允许我写,我就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写了一份材料,说明师父和大法的冤屈,揭露我所遭到的迫害。但这时对我们更加限制自由,我和功友们都隔绝了,没有说话机会,整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我一起来到二中队的功友田利,恶警一直把我与她分开,她也一直坚持,所以教养院也骗她说等着研究。而我一直没法与她们沟通,以为也答应了她们,所以每天只是默默地干活,我身边三个包夹,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而且我的包夹是中队领导的心腹,专门监视我的,我从不与她们交谈,内心的那种孤单可想而知。本来我的性格就比较抑郁,好伤感,此时此刻,我真感到了伤痛,只有背法的时候才感到宽慰。在教养院的每一天,我都没有忘记背法,在我最痛苦、最寂寞、最伤感的时候,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安慰。

半个月后,一次分队集中,我终于有机会与功友说话,谢宝凤告诉我还应该找教养院,院部也该给咱一个答复了,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只答应了我自己,对其他人是说等着院部决定,这时我悟到我们是个整体,我们都有这个权利,这是针对师父和大法的迫害,只答应我自己不行。我立即找到队长,队长说不是答应你了吗,我说我们是一样的,答应我为什么不答应她们,麻烦队长问一下院部,我想知道结果。五月十三号,所领导找了我和谢宝凤,邪恶的马三家教养院,又一次言而无信,不但写给师父和大法鸣冤的材料的权利不能给我了,其余四条也都有附加条件,几乎什么也没答应我。这样的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我太了解马三家教养院的邪恶程度了。听完这个结果,我非常平静,我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听普教说三中队又开始强制“转化”,用体罚和电棍等酷刑逼功友。我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禁止打骂体罚,教养院不但不收敛恶行,继续行恶,她们虽然没再对我施暴,但我也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功友被迫害而坐视不管,“如果邪恶已经到了无可救无可要的地步,那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各种方式制止、铲除,”(《忍无可忍》)如果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岂不是又一次被邪恶得逞了,邪恶还得继续有恃无恐,我们岂不是又一次纵容了邪恶?我宁愿付出我的生命,也要制止邪恶。直到此时,师父新经文和新的讲法我只看了《忍无可忍》,《强制改变不了人心》,还有《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后部份,我只会背《忍无可忍》,后两篇只看一遍就传给了别的功友,只明白了大概,因为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为证实法所做的一切都要考虑到为法负责。

马三家教养院已经邪恶到无可救药的程度,我开始绝食,不出工,恶警盛影就逼我出工,我坚决不去,盛影就让包夹硬把我背到车间。到车间后,包夹坐着,把我按坐在她前边,把我搂进她怀里,两只腿夹紧我,两只手紧握我的手,让我动弹不得,她就在车间里这样搂着我,我根本无力挣脱,我感到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后来包夹把我背下楼,送我到卫生所灌食,我一直绝食,身体越来越虚弱。

到第十天时,中队指导员李书环晚上八点,把我叫到办公室,不让我睡觉,逼我吃饭,用荒谬的言论轰炸我,骗我说她瞒着院部,她让我写,她为我承担责任,我知道这是骗我,我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为我承担责任的,我只是在要求属于我的权利。一直折磨我到第二天早晨四点,我虚弱的身体已难以支撑,然后她又找来四、五个普教按住我,李书环捏住我鼻子,硬灌,我挣扎着,差点憋死,我更看清了教养院的邪恶,这时队长带我去医院体检,我的各器官功能开始衰竭,走路已费力,四肢无力,每天白天都在卫生所里躺着输液,鼻饲插管经常有血迹,里面都破了,每一次插管都非常痛苦。晚上回到号里,普教都出工了,只有包夹看着我,队长告诉包夹我的一切都要记录,连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录,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只是静静地躺着,衣服都是功友给我洗,连内衣都帮我洗。

沈阳的五月份经常刮风,我一个人每晚只听到外面狂风摇曳,包夹轮班看着我,二十四小时监视,她们坐在我的床头,晚上再困也不允许她们闭眼,我好像感受到另外空间的正邪较量,狂风尖厉的吼声,我感到周围邪恶的阴气笼罩。有时队长找我谈,我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她们跟我说你提出的五条我们答应你四条,就是给你师父洗刷清白这一条我们无权答应,我说我个人的利益还好说,但做为师父的弟子,师父遭到这样的冤屈,我却不能为师父鸣冤,我活着就没有意义了,我必须要这个权利。我每天闭着眼,静静地躺着,医生不断地告诉我,说我时刻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劝我不要坚持了。此时此刻,面对死亡,我没有一丝的恐惧,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我九六年才接触大法,所以没有见过师父,这始终是我的遗憾,我默默地对师父说,徒儿为大法,死而无憾,可是徒儿多么希望能在人间见自己的师父一面,多想参加那壮观的一刻。我常常泪流满面,有时感到那么孤单、无助,当我出来后,看到明慧资料,国外的同修一直声援我们,国内的同修也在帮助我们,我非常感动,亲爱的同修们,让我真诚地向你们说声谢谢,是你们的不停声援,使邪恶有所收敛,减轻了我们的压力。我就是在你们的帮助下,在我绝食第十八天的时候,我已生命垂危,教养院妥协了,院部答应我的五个条件。我终于用自己的生命争得了为师父洗刷清白的权利。

六月一号我开始吃饭,刚三天,我的体力还没有恢复,李书环就让我出工,我连走路都费力,还得干活。这就是邪恶的马三家,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得逼我们干活。

因为我们五个条件里有到期释放,而我是三年,还没有到期,而我中队的功友也没有到期的,而到期的都不和我在一起,我无法与她们沟通,我要想办法让教养院兑现对我的承诺,解救那些已超期到期的功友。

七月份,我的身体已基本恢复,我们中队有一个功友八月份到期,我就让这个功友去找中队领导,到期释放,这个功友去找大队长盛影,大队长告诉她说,辽宁省有个试行文件,对法轮功不“转化”的加期三至九个月,我一听,这又是针对大法的迫害,既然是试行,就不能让它试成,告诉它行不通,坚决抵制它,任何人任何文件都大不过国法,到期释放是法律的文明规定,有法不依却制定什么文件,这不是又变招迫害我们吗?我就写了一份材料,抄四份,一份给朱镕基总理,一份给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一份给辽宁省长薄熙来,一份给辽宁省副书记张文越,说明师父和大法是冤枉的,我们是冤枉的,和我们所遭受的迫害,特别是到期释放问题,必须解决。八月一号,我交上了材料,队长说你慢慢等回音吧,我说辽宁整风中不是有一条,接到群众举报解决问题不超过七天吗,不能总拖我们。同时我也鼓励其他功友写,这时我又看到了《走向圆满》,能看到师父的法,是最幸福的事,更坚定了我战胜邪恶的信心。

这时我身边的几位功友,认识也都上来了,也都写,认为应该抵制邪恶,我的材料交上一星期后,队长告诉我,你的材料写的很感人啊,上级领导已考虑,到期的准备放,李淑珍这一两天就要走了,三中队也放两个。李淑珍和另两个功友真放了,队长说咱中队到期的也放,她再不提试行文件,但说我中队这位功友绝食加期了,我看穿了邪恶的花招,不提试行文件,但找别的借口给我们加期,我说我们绝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促使我们绝食的人不受处份,却要处份我们受害者,难道法律所要保护的是暴恶,惩治的却是善良吗?随便就可以找个借口给我们加期,那我们与无期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还不如无期犯,因他们有减刑的可能,我们这不是被判死刑只是不立即执行吗?另外那么多到期的为什么只放三个,到期的就都应该放,我悟到我们是个整体,大家都应提高上来,我就想办法与其他功友联系。八月十三号,我中队这位功友已到期,但却没有放她,我就和我身边的功友商量,我们决不能纵容邪恶,一定坚持到底,我也想到如果教养院把我身边到期的全都调走,就说放了,我也无法对证,我不还得上当吗,我太了解马三家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时我终于悟到,我要要求还师父清白,无罪释放,同时到期的更得放。

这时,我和身边功友想办法接触一中队功友,我们共同要求,还有田莉。我和田莉在一个中队却不在一个分队,中队有意把我们分开,因为田莉也经常绝食抵制邪恶。中队楼里有个卖点,我们买东西时可以见面,中队为了阻止我和田接触,规定时间,不允许两个分队一起上卖点,而且我说的每一句话包夹都得向中队领导汇报,我被严密监控。

这时车间重新铺活,我被调到最后机台,而田莉出工我可以离她近一点,在这险恶的环境里,我们早学会用目光交流,因为在车间我们可以去厕所,我想到可以乘上厕所机会与田莉说。这天我不时地一边干活一边看田莉,发现田莉也正看我,我立即站起来往厕所走,田莉也明白了,也往厕所走,我们在厕所见面后,我告诉田莉向教养院提出到期释放问题,因为田莉也快到期了,因为我时刻被监视,我到厕所车间四防和一个普教立刻跟过来,看我和田莉说话,立刻阻止,田莉的包夹推走田莉,田莉与四防争辩,四防恶声恶气地说,盛大队长告诉的,就是不允许你们法轮功说话。我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因此事田莉包夹被盛影加期十天,我和田莉说话时,为了不让我们听清彼此说的内容,田莉包夹和四防不知一点廉耻地大声叫嚷,我告诉田莉八月一号我交了材料,她错听成九月一号我想干什么,四防也向盛影谎报说我告诉田莉九月一号绝食,这时我们还没机会与一中队功友说清楚。为了阻止我与其他功友接触,我机台上的打线器坏了,每次都到一个功友那打线,我也借机与她切磋,李书环就让修机器师傅把我机台打线器修上,以达到不让我接触功友的目的,但却冠冕堂皇地说为我方便。我就对工人师傅说这个打线器没法修了,师傅说没法修也得修,领导告诉我修,我说这是阻止我和功友说话,这个师傅把我说的话告诉了指导员李书环,李就把我叫到前边,恶声恶气地训斥我。面对这没有善念的恶警,我再也不想说什么,我的泪水却夺眶而出,我整整哭了一下午,说什么也控制不住,这时李书环有些害怕了,问我哭什么,无论她怎么问,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再也不敢对我大喊,队长也来安慰我,因为她们知道我交上材料后,我要求的问题并没彻底解决,还有许多到期的功友并没放,而且我要求还师父清白,无罪释放我,她们太了解我了,我坚持的事情,无论怎么打压,怎么诱骗,都动摇不了我,我一定坚持到底的,她们知道我不会罢休的。

九月一号,田莉真的绝食了,我身边的两个功友也开始绝食,因为我们每一次绝食抗议,教养院都要疯狂镇压,电棍电,酷刑折磨,功友们承受非常大,坚持到底的很少,而这次仅我们五个,多次绝食抗议。我非常清楚教养院怕出人命担负法律责任,这些毫无人性的恶警,他们根本不拿我们的生命当回事,他们怕出人命,决不是他们有良知,爱惜我们的生命,他是迫于一种压力,出来后我才知道是国外功友的声援,恶警们想向世界人民掩盖丑行,以达蒙骗和毒害世界善良人们的目的。为了让世界了解的马三家的邪恶,制止罪恶的蔓延,惊动世界人权组织帮助我们,减轻功友们的承受,我就告诉几个功友,如果有一天我永远地走了,请记住我的经历〈我把每次挨打的时间告诉了好几个功友〉,我走后,把我所遭受的迫害公布世界,揭露邪恶对我犯下的罪行。我不愿离开深爱我的父母,不愿离开功友们,是马三家夺去了我的生命,我是为抵制邪恶迫害,捍卫宇宙真理而死,希望你们坚持到底,不要让我的付出白付出。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号,我的身体已非常虚弱,教养院让我家人来接我,让我写个出去后不参加法轮功活动、不进京上访的保证,我坚决地拒绝了。我亲人替我写,我当场声明作废,我说谁也代替不了我。盛影就让我在号里等着,午后一点,让我父亲把我带回,回来后我才知道,盛影让我父亲押了五千元钱,还说我绝食费用五百元也得掏,父亲拒绝了,但为了及早把我接出教养院,父亲被迫在五百元灌食费条上签了字,每灌一次三十元,每天输液一百元,象强盗抢钱一样。至今五千元钱还在教养院手里。

到此时我在马三家教养院呆了一年零十一个月,在这个邪恶的魔窝里,度过了艰难的每一天,直到被迫害得生命垂危。

回来后,功友们拿来了师父的新经文和新讲法,看完师父的教诲,我非常激动,感到自己出来的太晚了。看了明慧材料,知道国外功友一直声援我们,帮助我们,看着国外弟子为减轻国内弟子的迫害所付出的一切,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没有国外弟子的声援,即使死在里面,邪恶的马三家也不会放我的,亲爱的国外同修,让我再一次地谢谢你们。

身体恢复以后,我又溶到正法洪流中,二零零二年的四月,我又一次被邪恶迫害,因为我们那里的大街小巷挂满真相横幅,和真相高音喇叭,邪恶恐慌了,恶警绑架一功友,我在这个功友家,本来有机会走脱,由于正念不强,被邪恶钻了空子,被恶警绑架到分局,因为我不配合邪恶,什么也不说,被一个高个子恶警打了两个耳光,还有几个恶警辱骂,并抢走我身上仅有的四十元钱,最后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判拘留我十五天,被关押在锦州第一看守所。我绝食抗议,第六天,被当地公安局和我父亲接回,当地公安局又给我判了十五天,但没送我去拘留所,让我父亲把我带回家中。

六月二十八号,在当地一资料点,由于恶人举报,公安局以查户口为名,叫门,一功友开了门,开门功友走脱,我和另一位功友在屋里,被绑架。为帮助功友逃脱,我就拽恶警抓着功友的手,我被众恶警踩在脚下,一恶警抓起我摔在地上,用脚踢我,后来被送到看守所。恶警抢走我身上的五百元钱,还有皮包里的两千元钱、手机,还有衣服。另一功友身上的四百八十元钱,还有屋里的摩托车等物,全部洗劫一空,家人向恶警要,至今也没给,而且不承认拿了我皮包里的钱和手机,真是一群强盗。当警察提审我时,问我都干过什么,我告诉他,只要是救度众生的事我全想干,只是我的能力有限,否则我全都干,我想我救人难道还有错吗,我干的都是正事,如果我自己都认为干的多罪就大的话,那岂不是我自己就承认救众生是错的,警察被我说笑了,因九九年就和他们打交道,已经非常熟悉。他说那我全记上,我说你记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给你签字,他让我说出走脱功友的名字,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就不用费心了,我宁死都不会出卖人的。我绝食抗议,第六天晚上,生命垂危,被接回家中,检察院和法院的人就来我家中办案,作为本地区大案要案,准备给我判刑,我说我没有罪,我不接受审判,他们准备在我家开庭,我就在功友的帮助下,来到外市,流离失所。重又溶到正法洪流中。

最后就让我们以师父的话作为共勉,“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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