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文革忏悔录──我作了整整十年的奴隶


【明慧网2003年1月9日】(原载《中国事物》)

恐惧造成了奴隶。

但当恐惧威胁着个人的生存,并且成为整个民族的生存条件时,当恐惧不仅不是白色的、灰色的,而是红色的,当人恐惧的不仅是吃什么喝什么,而且是对自己的思想与言论,那么,恐惧所造就的不止是奴隶而已,它更造就了许多的红色斗士、革命战士。而这斗士兼战士恰恰是最可怜的奴隶,因为他虽然实际上是一个地道的奴隶,但他却不知道也不相信自己竟然是奴隶,反而满怀着雄心壮志,要解放全天下一切受苦受难的奴隶。

三十岁后回想往事,我发觉自己多年来就作了这样的一个奴隶。

那时,我正在读了刚刚翻译成中文的海德格尔的名著─〈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对“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确定的。”“威胁者乃在无何有之乡。”“畏不知所畏者是什么。”等等。我不敢说我完全明白了海德格尔所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完全同意他所讲的,但他的话却造成了我心理上的地震,我感到自己以前白活了。恐惧扭曲了我的生命,使我多年来只是活着,但却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活着。

我反省到的不止是文化大革命,而且更早。

童年时代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饥饿。不是偶尔饿一顿、两顿,或者一天、两天,而是整整三年。有时饿的实在抗不住了,就喝点水,这样胃就能好受一阵子了,但不一会儿就听到肠子里咕噜咕噜响了,响后我更难熬,一个劲地说:饿死我了。饿死我了。

饿─我─死,这三个字连在了一起,就造成了一个深刻的生存经验:人要是挨着饿地活在世上,那还不如死了的好。长大后我明白了:若是控制住了粮食,那虽然不能完全控制住人的思想,但也可以使人因恐惧挨饿而不敢思想,拒绝思想。

再大了一点后,我恐惧的就是自己长大了注定是一个农民。虽然广播和报纸中都赞美贫下中农,但很少有农民瞧得起自己,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在各个方面都属于社会中的二等公民,更因为农民太穷,生活太苦,干的活太累。虽然这种恐惧并不经常伴随我,因为我还小,还在读书,但由于它是自己对未来的恐惧,所以就显得格外深刻。

我的最大恐惧是对自己到底要不要成为人的恐惧。

毫无疑问,只要看看鸡鸭鹅狗,看看风花雪月,我就明明知道自己是人。但问题在于,多少年的教育使我相信,不能抽象地谈论人,只能按照阶级斗争理论来看人,就是说,只有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没有抽象的人。更简单地说,你不是人民,就是敌人,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

不管什么人,只要你一旦成了敌人,你就不是人了。既然你不是人了,人民就可以任意批评你、折磨你、蹂躏你、侮辱你、杀死你。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逻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为了我活,你必须死。

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件事情加深了我的恐惧:

文革开始不久,我母亲所在的生产队,就把一些所谓的敌人揪出来,有一个又干又瘦的老刘头,被说成是坏分子,斗他的时候,几个年轻人使劲地打他。记得有一个姓李的小伙子,以前他爸经常追着打他,而现在他则是见到了一个敌人就揍一个,脚也踢,拳头也上,打嘴巴子则左右开弓,边打还边喊,我X你妈的!我看你还老实不老实!我X你祖宗的,我看你还怕不怕!不但被打的人怕了,看打人的我也怕了。

刘叔被打的那一次,把我的恐惧推上了高峰。

在我们生产队的五十多户人家中,刘叔是唯一的大学生,并且是在四九年之前毕业的。他们一家是六零年前后从本溪被赶到我们生产队的。刘叔文质彬彬的,见人也好,与人说话也好,老是面带着笑容。他还从来不说粗话,干活时就默不作声使劲地干。

他们家有一大群孩子,粮食老是不够吃,有时,刘婶就到我们家借点粮。我们两家关系不错。

文革深入到了农村后,刘叔也被揪出来了,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因为他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的县党部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斗刘叔时,有人喊着要他交待问题,他交待了几遍还不行,一个队里的车老板大喊了一句骂娘的话后,说,我叫你不老实,我叫你不老实,看我怎么治你!于是,他把一个酒瓶子朝着一块洗衣板一摔,命令刘叔:你给我跪在搓衣板上,你给我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大热天的,刘叔就这样被逼着跪到了洗衣板上。他一跪下,血就从膝盖上流出来了。而从头上往下流的,则是汗水。

这件事过去都三十多年了,但就在今日,当我回想起当年的场面时,心中还直打哆嗦。而当年,我是怀着什么样的恐惧心情看这一切啊。而在我身旁的那些大人们,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刘叔叔求求情(为敌人求情,就证明了你也是敌人,这是那个年代的逻辑),他们有的把头低下了,有的眼睛露出了冷漠的目光,而那些眼球发红的人们则高叫:你到底交待不交待!

恐惧!最大的恐惧是对人的恐惧,是你被人民当成了敌人,人必置你于死地。

从小我就怕疼,怕父亲打我,怕去卫生所打针。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就读长篇小说了,像什么〈红岩〉啦、〈青春之歌〉啦,等等。在那些小说中,都塑造了几个共产党员的伟大形象,我真是佩服他们,渴望自己长大了,也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英雄。但遗憾的是,这些小说中总会写上几个叛徒,他们原来是共产党员,但被特务抓去后,架不住坐老虎凳这一类的严刑拷打,就什么都招了,成了叛徒。叛徒的下场,没有一个好的。

看过这些小说后,我老是怕自己当不成英雄,却当上了叛徒。有时,大白天的,我就陷入幻想之中,看到了自己为共产党作地下秘密工作,但被叛徒出卖了,抓到了监牢中。特务问我,你说不说。我大声回答:不!党的秘密我知道,但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告诉你半点!(电影和小说中都是这么写的)好哇!我看你嘴硬!来人哪,往他手指甲中给我钉竹签!看他讲不讲!

每次一想到这,我人一下子就清醒了,不敢再往下想了。我怕我在想象中成不了一个英雄,倒成了一个叛徒。

于是,为了摆脱恐惧,就要造成恐怖。我斗争敌人,是证明我不是敌人的最好方法。这就是我在生存中实际奉行的一个方针。

这样的认识,我是直到现在才达到的,当时我并没有任何这样的认识。到处可见的那一团团的红色,已经把对生存的恐惧造成了我的本能,以至于我在恐惧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恐惧,反而以为,我是斗志昂扬,是阶级觉悟高,是无所畏惧。而触目可见的红色恐惧,我不仅不以为是恐惧,反而以为那是革命风暴,好得很,对敌人就该革他们的命。

这样的恐惧几乎已经成了自己的天性,就是到了今天,来美国已经十多年了,绿卡也拿到手了,但提笔为文时,我有时还提醒自己,有些话不能说,给自己找麻烦倒没有什么,但别给人找麻烦。

每一次回国探亲,老人也一再叮嘱自己,在外面可别乱说。而同学和同事则告诫我:老范哪,你可千万别参加什么民运的。更有的则开玩笑说,老范,你可别以为你在美国了,就能随便犯错误了。

是呵,那就是我那几十年生活中最大的恐惧:可别犯错误了,千万不能犯下政治错误。犯别的错误,哪怕是男女关系的错误,都还好说,有出头之日,顶多就是名声臭了。但若犯下了政治错误,成了人民的敌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正是内心中那不敢言明的恐惧,促成了我青少年时代那么积极要求上进,追求进步,那么认真地听党的话。我绝对不想成为人民的敌人,于是,我就必须成为人民的敌人的敌人。

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时,虽然他远在北京,但我还是写批判稿批判他,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上面说了,他是全国人民的最大敌人。对于最大的敌人,我必须保持最大的仇恨,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把他批倒批臭。

后来林彪出事了,他的政变纲领被公布了。本来那上面说的一些话要是毛泽东说了,自己会从心眼里头赞成,像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是变相劳改,知识青年下乡是变相失业,等等。但林彪已经被说成了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也就认为那些话是反动透顶,是疯狂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恶毒诽谤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于是,我又积极批判林彪的反动言论了。

到后来批判邓小平的时候,重复的还是同样的逻辑:无情地批判敌人,是证明自己不是敌人的最好方式。

正是在那种无形的恐惧的威胁下,我本能地找到了逃避恐惧的唯一道路,那就是:一切惟伟大领袖之意志是从。

于是,在那些年中间,我已经习惯了不问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不问何为善,何为恶?也不把那些敌人当成人。我只要明白一点:谁是人民的敌人,而达到这一点的不二法门就是:领袖说了什么。

我的逻辑就是这样:不管领袖说了什么,凡是他所说的是,就一定是是;他所说的非,就一定是非。他认为是敌人的,就一定是敌人;他认为属于人民的,则非人民莫属。哪怕这个敌人昨天还是自己赞美的伟大统帅,但一旦翻脸了,说他是最阴险的敌人,我也就跟着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的确如此,也不管这个弯转得多么别扭,照转不误。

与这种逃避恐惧的逻辑相关的,就是我在内心中形成了一种自我检查的机制,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是不是与领袖的思想相符合,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是否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是否紧跟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我一旦发现自己的话对不上上面的宣传的口径,就先认定自己是错了,然后赶快学着报上的电台上的话来说话,而对于举红旗,我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要举得更高一点,要举到底。

那时经常发表的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就促使我不断地启动了自己的自我检查的心理机制。

在自我检查的心理机制的帮助下,我就真心地按照报上所宣传的榜样去行动了: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了。

就这样,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了整整十年的奴隶。而一个人一旦作奴隶作得太久了,他的心灵完全麻木了,成了主人手中的一个工具,会说话的工具。

2002年2月18日 下午四时

修改于2002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