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女子监狱酷刑逼写“保证”:反复悬吊 手指折断


【明慧网2003年10月31日】储琳,女,48岁,农业银行职员,于2000年12月25日在北京证实大法时被恶警抓上警车,在警车上她看到有一名大法弟子被恶警将他头踩在脚下,他还在喊着“法轮大法好”。其他大法弟子制止恶警的恶行时,恶警就给谁头上几棒子。

恶警们把储琳绑架到海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由于她不报姓名地址,恶警给储琳编号93。提审她的地方是101预审室,一男一女两个恶警轮换着用电棍电她,先电手、胳膊到头部,后来就将电棍放在她头上,滚动式地在她头上不停地电击。就是在这种酷刑下,她仍不报姓名。恶警将她关进监号,让在押人员折磨她,让她长时间半蹲着,并对她拳打脚踢,不让睡觉,她失去知觉后,嘴里都出血了。第二天,又用一根长皮管子对她冲冷水,数九寒天,将她衣服脱光打她。其他人看到她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都流下了眼泪。

一个星期后,储琳和其他不报姓名的大法弟子被送到辽宁省凌源市看守所,每天凌源市公安局行警队的恶警采用“车轮战”逼讯,上手铐(背宝剑)、灌药、灌酒,用肮脏的抹布和拖把往学员脸上擦,拿茶叶水往她们头上泼,对她们调戏,拳打脚踢,说的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当时电视天气预报零下30℃,恶警不让她们穿棉衣棉裤,将她们放在风口最冷的地方挨冻,一边说着下流话,一边用雪团往学员脖子里灌(恶警们自己戴着大手套、穿着羽绒衣,戴着羽绒帽还叫冷),并对储琳用刑,坐老虎凳。恶警对学员说:对待法轮功我们有内部文件,打死算自杀,死后扔到山沟里喂野兽,谁也不知道,等等。

储琳在当地公安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多以后,强行被判了三年,于2002年元月中旬转押到武汉女子监狱。

在武汉女子监狱三监区五分区,由邓悦、王焕英、刘凤娥、熊桂英、黄富群、武智慧六个犯人包夹,24小时轮班寸步不离跟着她,连上厕所都要受限制。每天对她强行“洗脑”。逼她看那些诽谤、诬陷大法的资料、电视录象和焦点谎谈,强迫写“认识”、“思想汇报”,不配合就不让睡觉,几天几夜的“挖墙”,同时不让洗漱。本来上午要上厕所,它们非要强迫到下午才准去。她的双脚肿得发亮,上厕所下蹲都很艰难吃力,痛得不行。即使这样恶人也不放过她,往她头上打,随时踢她肿得象馒头的脚,并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诽谤大法师父与大法,污蔑储琳人格。储琳不愿看到它们造业,就背“洪吟”。它们就将她嘴打得流血,牙也打松了,最后被打昏过去。过后恶人又继续没有人性重复地折磨她,不知这样过了几天几夜(因长时间折磨记不清了),才让睡上一、二个小时。恶人逼储琳写“三书”,她坚定不写。恶人对她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随心所欲。恶人常说一句话:“你的身体总不是金刚铁骨,死是不会让你死的,让你生不如死,一天不转化,就不停折磨你,还有更厉害的在后面”等等。

五月初,恶警把储琳和六个犯人关进一个最小的监号,关起门来对她为所欲为的残酷迫害。恶人将她按住,捉住她的右手强迫她写“保证书”。储琳将手握成拳头捏得紧紧的,几个人都掰不开,于是恶人就撇她的手指,一个个撇,储琳痛得惨叫,它们还是撇着不放手。储琳的右手小指骨被撇断,红肿得象胡萝卜,日夜疼痛难忍(至今伸不直,已残)。恶人没有得逞,就用一根细尼龙绳将她的手腕反捆在一起,反着悬吊在高低床的上铺铁架子上,这样储琳全身重量都在两手腕上。由于胳膊是反吊着的,两肩头痛得难以忍受,不知道这样吊了多长时间才将她放下来问她写不写,说不写就再吊上去,就这样不知搞了几个回合。到晚上把她从铁架子上解下来时,双手还是反捆着站在地上,不一会储琳就失去知觉倒在地上。恶人就将她从地上拉起来反捆在高低床下铺的铁架柱上,将她的头发吊在上铺的铁架子上,目的是不让她打瞌睡,其实她已经失去知觉了。此后发生的事情,“保证书”到底是如何写成的她全然不知。

为了达到它们要的所谓“三书”,它们采取欺骗手段要储琳写“认识”。她还是没有写。包夹恶人邓正悦把“认识”写好,一边不让她睡觉,一边吊着打骂、折磨。由于长期不让睡觉,使储琳神志不清。恶人夜间推搡她的肩膀,抄写一个字要推搡半天,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抄成的。储琳清醒一点后,看到它们写的恶毒攻击诬陷师父的“认识”是自己抄写的时,真是撕心裂肺、肝胆寸断、痛不欲生,它们却哈哈大笑。即使这样,恶人认为目的还没有达到,就将“认识”的题目改成“悔过书”、“决裂书”让储琳签名,她不配合恶人,恶人就一直不停止对储琳重复折磨迫害。她不重抄也不签名,恶人邓正悦、王焕英就换了一种更残忍的吊法,将储琳的左手腕和左脚腕用尼龙绳捆在一起,悬吊在上铺的铁架子上,头朝下,整个身体都是悬起来的,只要她的身体挨床边时,恶人就用脚踢,整个身体重量全在手腕和脚腕上。它们将绳子系得死死的,绳子都勒进了肌肉里,全身那种痛苦的滋味是无法形容的,储琳双手双脚至今还在疼痛。恶人用同样的吊法反复吊她。

每次吊储琳之前,几个恶人将她按倒强行灌药,恶人说灌的是“安全药”,目的是在吊打的过程中不会出事。恶人对她随意打骂极频繁。有一次恶人在小监号关着门毒打她,她喊叫都无人管。她忍受到极限,奋力冲出监号往狱警办公室跑,边跑边喊它们打人啦,直冲到狱警彭红霞(队长)面前,彭大声吼着问储琳:“谁敢打你,有谁打你呀?”那几个恶人竟然无耻地说它们没有打。彭红霞接着说:“这里是强制机关,不听话就是要强制执行。”实际上,就是恶警彭红霞指使它们迫害储琳。

它们不仅毒打储琳,还在她的脸上、衣服上、鞋上、碗上写上诽谤污蔑大法的话。恶人在她脸上一边写一边用笔戳她的脸,用手揪她的脸,揪得又肿又青,嘴里经常是污言秽语。在天气最热时,要储琳在没有风、蚊子最多的地方“挖墙”,让蚊虫叮咬,长期不让她睡觉,还不许打瞌睡、闭眼睛。有一个恶人熊桂英将脚气膏用报纸糊上膏药往她鼻子里塞,往她眼睛、脸上到处抹,还不让洗,也不许换衣服。它们对储琳一系列的迫害过程,用尽了各种强制、欺骗、高压的卑鄙手段。储琳在狱中就写了严正声明,对她被暴力折磨下的所谓“转化”,全部作废。同时储琳还写了揭露它们的罪行的材料。三大队恶警姓骢的教导员把她叫去谈话,让她说:“参与迫害的是犯人,干部不知道。”逼她说假话,然后又吼又恐吓她,卑劣至极。

以上是储琳遭遇迫害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