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我再次走上天安门广场，恶警挡住我的去路，叫我骂师父，骂大法，我不骂，我就喊：“法轮大法是正法”。就这样我被抓上了警车，晚上送到燕山看守所，我们被分开审讯，三个恶警用电警棍打我，后来我被送回当地看守所，因为我坚持在舍房里炼功，被一个姓庞的恶警给我戴上镣铐达7天之久，并用竹条将我的手打出了血珠。第二次我正在教同舍的几个人炼功，被庞姓恶警发现后，就把我们四人都用铁镣铐上，我被铐了一副最大的铁镣，行走很不方便，它们将我左手与两只脚铐在一起，只能弯着腰走路，睡觉也只能卷成一团，大拇指被铐得失去知觉，这样铐了13天。
2001年1月我再次被非法送到重庆人和女子劳教管理大队劳教两年。劳教所里，恶警们派三个吸毒犯轮流看管我，不管我走哪里都会有人跟踪，不准我与同修接触，不准炼功，不准学法，不准抄经文等等。在一次年终总结大会上，我在宿舍窗上挂了两块自制的小标语“真、善、忍”、“法正人心”，待大会结束它们发现之后就将我铐了一天，并给我延教两个月。还有一次开会，我在会上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我们没有罪，放我们出去！”值班的药教（吸毒犯）一拥而上，打的打，拉的拉向我一阵拳打脚踢，并把我吊铐在铁床上7天。
2001年10月，我们被非法关押在劳教管理大队的大法弟子被送到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四大队，我们下车后就被脱光衣服搜身，有位同修抵制，就被几个药教猛打，我就喊：“不准打人！”，它们一听，一个叫王智涛的恶警要关我小间，我义正词严说：凭什么要关我，我没有错！它们慑于大法弟子的威严没关我小间。
在劳教所里，一次有一位同修在床上盘腿，被那些药教围住乱打，我们见了就喊：“不许打人”，恶警胡梅进来后，她非但不制止，反而叫来5、6个药教用封口胶把我们嘴封上、用绳子把我们手反绑。就这样我们几乎天天被打、被骂，每天罚正坐，从早上6点坐到晚上11点半。
2002年2月我们要求无罪释放并绝食抗议，两天后我们被强行拉去插管灌食，恶警指使药教把我们手反铐在后，然后抓住我们头发向后仰，灌进去的食物一会儿就吐出来了，它们又再灌。有一位同修，被迫害得只剩皮包骨头了，因再也承受不起强行插管灌食，它们就给她强行野蛮输液，输液结束后她的手肿得无法形容。
有一天集合吃饭时，我喊了两句正法口诀，其他同修也跟着喊，后来一谭姓的恶警指使两个药教把我按在地上趴起，恶警杨明叫药教拿来手铐把我的右手从肩上反过去拉到肩上，左手从被背后与右手铐在一起，它们说这样是“苏秦背剑”，我只觉得两个胳膊钻心的痛，然后它们把我拉回宿舍反挂铐在窗上，仅脚尖着地，不知过了多久，他们见我快不行了，才把我从窗上放下来，放下后，我的左手全是乌的，肿得非常大，然而恶警杨梅并没停止对我的折磨，它又叫药教把我手从正面吊铐起来，也是仅脚尖着地，直到晚上2点才把我放下来，第二天它们又继续象这样迫害我，一直这样连续铐了我7天。
2002年5月13日，它们从重庆西山坪男子劳教所调来四个男恶警专门对我们整训，只要稍不听它们指使就是拳打脚踢，被它们“帮助”的同修回来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这期间整个劳教所开始做强制转化工作，叫误入歧途者来散布谎言，不妥协的罚站、关小间、不准睡觉、打军蹲。
2003年我被释放回家，之后当地派出所经常来我家骚扰，搜走了我的大法资料，并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想起师父教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于是我从派出所正念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