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月，我再次进京，在车站验票时又被警察劫持，押往派出所。当晚，户籍警把我的手铐在窗户上，铐了一晚上，第二天被送往劳教所。为抗议非法关押我们绝食。其间所长来给我们讲话，我们向他讲真相，他说要向上面反映情况，但没有结果。5天后，我们被送到一个大房间，共70多人，全部是绝食的同修。看守所卫生院叫来很多犯人，要按着我们给我们打针。一位赵大姐被按在了地上，她一使劲就起来了。可她上身衣服全被脱下来了。大法弟子们一起讲理。他们只好把我们又送回号中。我们一起背《论语》，抵制迫害。看守所把我和9个大法弟子叫去开会，说我们是带头的。第二天，将我们送往戒毒所。后来到期了还不放我们，我就去找所长讲理，18天后才放我。
2000年11月6日，我又一次前往北京证实大法。被人告发，在火车站被劫持。押回派出所。刚进派出所，所长就指着我说我影响了他，拿皮带抽打我。我跟他讲真相，他更气急了，拿起扫帚把打我。见我还说，就找来木棍打我。见我还讲，他的脸都白了，上气不接下气，有气无力，就叫身边的警员打我。当时警员见我嘴角有血，就没打。气的这个所长说，明天送你去劳教。当场将我铐在椅子上。到半夜，我吐了很多血。第二天早上所长看我在地上，地上有一滩血，他也不理睬。将我送往大广拘留所拘留15天。拘留期间，我们牢房全部绝食抗议迫害，所长把我找去说是我带的头，我给他讲真相。15天后我被放出。
2000年11月28日我又前往北京助师正法。第二天清晨终于和大家一起打出“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喊出自己的心声“法轮大法好”。天安门警车开来，许多大法弟子被抓了，还有当场被打的，有被打出血的。我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出了北京。回来后知道，当地派出所正要抓我。无奈从此流离失所。
2001年6月21日，我在某市开法会被抓。我们为保护大法书被殴打，我同四位大法弟子被强行拉上警车。在市看守所门卫室，被非法搜身。把我带的3300元钱，一部小电脑，一部手机，一部传呼机，和大法书全部抢走。当天，我们大法弟子被分别关进单间，市公安局、刑警队、政保科三家轮换着迫害我们。他们采用的方式有：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车轮战。我想起师父经文里说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就坚决抵制。晚上，四天没合眼的我困得闭上了眼睛。公安局一个叫老王头的警察，往我脸上吐烟，戏弄我。我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为什么作为警察有这种流氓行为。他恼羞成怒，对我大打出手，我就大喊，警察打人了。所有各屋的警察全都来了。我就质问他们，为什么XX党的警察的行为变得如此恶劣；我就向他们讲我们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经历，他们听着都不作声了。
第四天上午，刑警队队长将我双手向后吊在办公室的一个架子上，即所谓上飞机的一种酷刑。当时我大汗淋漓。第五天，刑警队来了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姓崔。他们把我双手向后，用个小东西，把我吊在架子上。使我动不得，靠不了，痛苦难言。我要发出一点声音，他们就打我。尤其晚上，要有一点动静，就被打个没完，说是影响了他们睡觉。第六天，我还是不配合。刚一闭眼，看守所科长就恼羞成怒，猛然上来就殴打我。我的脸被打得青紫，全部肿起来了。第十二天，一个恶警见我还不说任何他们想要的，气急败坏，猛地从睡椅上跳起，双脚猛踢在我的胃部，我整个人撞在墙上，摔在地上。当时心跳得不行，浑身无力，上不来气。这时我主意识很明白：不能再受迫害了，要放下生死，就是死也不说一句话。后来被公安局抓回当地。
9月3日被送进当地看守所。这里邪恶十足，3米的小炕要睡12个人，叫做砸刀鱼，有钱的可以买大铺睡。有一次，我喊：“法轮大法好！”就被看守所的所长叫警察将我拉出，硬给戴上38斤重的手铐脚镣，使我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在看守所没有被子盖，我和大法弟子夜里冻得睡不着，起来炼功。第二天，被看守所姓张的女狱警拉出去，硬给戴上38斤重的手铐脚镣，使我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上厕所不能自理。
2001年9月25日，被送往劳教所，劳教2年。在劳教所里每天强迫劳动15、16个小时。恶人用逼着看诽谤大法的录像、逼着听念诽谤大法的书等手段进行强行洗脑。12天有人轮班看守，不让睡觉，逼写黑五书。由于我不配合，就被关进小号，进行体罚。11月中旬，我再也不能容忍恶人对师父、对大法的诽谤了，我当场将黑书撕了。大队长用电棍电了我很长时间。同屋的大法弟子看到我被迫害，也同时将黑书撕了，那个恶警又去电她们。
从这之后，我被严管起来。我绝食抗议迫害，她们给我灌食我也不配合，劳教所的护士就找来3、4个犯人，有的按着我，有的把手，有的把脚，有一个较胖的女犯坐在我肚子上。我就发正念，食水就往外淌，一站起来，灌进去的东西全吐出来了。就这样迫害了5个月。有一天，突然左腹疼痛难忍，最后昏迷不醒。这才被从劳教所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