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石家庄劳教所暴行:11昼夜剥夺睡眠

【明慧网2003年3月29日】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学习《转法轮》。通过几年修炼实践,不仅使我身体健康,更让我心灵得到净化,明白了“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让我懂得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返本归真。法轮大法提倡修心养性,提高道德水准,他的真理之光驱散了我心中多年的迷茫,就像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真、善、忍”正是我寻找多年的宇宙真理啊!我同千千万万修炼者一样踏上了修炼回归的征程。

然而,1999年7月,以江泽民、罗干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史无前例的浩劫,我们的师父遭到造谣诬陷,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弟子遭到疯狂迫害,各种宣传机构充斥着子虚乌有的栽赃陷害,欺世的谎言蒙蔽了无数的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大法弟子们本着善心去向政府官员和有关部门讲清真相,得到的却是拘留、劳教、判刑,受尽折磨。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好人吗?教人向善也有罪过吗?当真理遭到歪曲、善良遭到践踏时,作为一个大法的受益者,凭着自己的良心,我有义务,也有责任站出来维护真理,维护正义,向世人说句真话:“法轮大法好!”

一、进京维护大法,惨遭毒打

2000年7月,我和几位同修进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打开印有“真、善、忍”的横幅时,遭到广场上警察的围追殴打,抢夺横幅。我被一恶警拖上警车,因我们拒交横幅,在车上恶警们大打出手,一恶警照我左太阳穴猛击数拳,我只觉得脑袋“嗡”一下,左脸起了个大青包。一位女同修的鼻子被打得鲜血直流,另一位的眼镜打得不知去向,一位男同修的耳朵被打得很长时间听不见声音。

后来,我们被送进了看守所。在那里,鞋和腰带都被搜去,我只好提着裤子,光着脚走路。晚上,一警察提审我,他先是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说他如何如何相信法轮功是正确的,来换取我的信任,让我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在得不到任何结果后,他便撕下伪装,对我拳打脚踢,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照我左脸狠打,致使我大半个脸浮肿、麻木,眼肿得几乎看不见东西。他还恶狠狠地威胁我,“再不说,就送你去黑龙江,那里已经打死好几个了。”他还说:“就是打死你也白打,我顶多写一份检查就交差了,曾经有一个犯人的胳膊就是我打断的。”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同修遭到恶语谩骂,还被恶警拿鞋子照脸上抽打。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被打得哇哇哭。

为了抵制迫害,我们集体绝食,这下警察慌了手脚,开始说好话,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丢了工作,家里老人、孩子怎么过呀!你们行行善,只要说出姓名和地址,我们就可以交差,马上可以释放你们。”一个主任(或是科长)当面对我们保证。我们动了怜悯之心,然而恶警却利用了我们的善良,当我们说出姓名和地址后,等待的却是我们当地公安局冰冷的手铐。

我先是被带到当地政府在北京的办事处,背铐在大楼外的楼梯边,由于我浑身是伤,又正在绝食抗议,感到很难受,再也支撑不住,昏了过去。不知何时,一警察过来喊醒了我,原来是当地派出所来接我。回到当地,我才知道,因为我进京上访当地恶人对我家敲诈勒索了高达10000元的巨额罚款,至今没开任何凭证,给我本不富裕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还把我关进了县看守所。我和同修们集体绝食抵制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期间,看守所三次把我们送进医院强行插胃管灌食,我被插得大口大口吐血。一位绝食十几天的女同修,由于过度虚弱,最后昏了过去,被送进医院,公安局这才将我放回家,改为监外执行六个月。由村里监视,限制人身自由,乡政府还经常来人,名为关心,实为监视。

然而这仅仅是个迫害的开始。

二、刑警队是人间地狱

2001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在马路上张贴写有“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时,被石家庄某刑警中队绑架。在刑警队,男、女犯被关在一个小屋里,由铁栏杆隔开,男犯关在里面,没有厕所,只能在桶里方便,女犯挤在外面,当男犯方便时,女犯只好闭着眼睛,脸向外面。难闻的气味整天飘荡着,环境是极其肮脏的。我刚到时曾问:“这是什么地方?”一警察答:“这是人间地狱”。

那里有个恶警,在看守所时,对我流氓侮辱。夏天衣着本来就单薄,他趁我不备,多次猛掀开我的上衣,还把手插到我裤子口袋里乱抓乱拽。我严肃地坚决抵制,被他打倒在地上。又一次我上厕所,他站在门口挡着不许我关门,要看我上厕所,真是个十足的流氓无赖,这就是江泽民豢养的“人民警察”。

主审我的恶警,因我拒绝签字,被他踹得大腿青紫了一大块,走路下楼都困难,一次他将我从屋里一脚踢到门外。为了抵制迫害,我绝食9天,严重脱水,瘦弱得不象样子。他们怕我出事,惧怕承担责任,极力地想送我出去,但是当地的各个看守所都不敢收我,所到之处,人们都露出同情的目光。最后恶警只好把我送到偏远的一个看守所,在路上,一恶警不耐烦地说:“着急把她轧死算了,就说她跳车要逃跑。”多么邪恶啊。

三、与丁立红先生的短暂相识

在刑警队我认识了同样被绑架的大法弟子丁立红。

丁立红,男,36岁,石家庄铁路机务段司机,家住石家庄建明小区,1996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后按照“真、善、忍”修炼心性,身体变好,工作兢兢业业,与人为善,深得人心。99年7月20日后他曾四次进京证实大法,讲清真相,多次被非法关押、罚款、抄家等,2002年11月,被山西省榆次县公安局非法绑架,并迫害致死。

丁先生待人诚恳,友好,经常告诉犯人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大家都很尊敬他,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很讲道理、很善良的人。他的正直、善良曾感化了一位诈骗犯,悔过自新,弃恶从善。该犯临走时,还要丁先生再给他讲些道理,说是要好好地净化自己。就象丁先生这样对社会有益的好人,却被非法绑架,还遭到恶警们的毒打。他的妻子同修大法,已被迫流离失所,好端端的家庭被迫害得七零八落,恶警还利用他的母亲诱劝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丁先生严辞拒绝。可怜老人在高压下,心有余悸,不敢为无辜的儿子说一句公道话。我被送走时,丁先生已经绝食16天,身体极度虚弱,有一天晚上,难受得险些昏过去,就这样,刑警队还在继续迫害他,对他超期关押。

当得到丁先生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时,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个善良的生命被扼杀了,年迈的老人失去了儿子,年轻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年幼的儿子永远也见不到父亲。那些迫害他的恶警们啊,你们知道吗?善恶必有报,你们将会为你们的犯罪偿还一切。

四、在石家庄劳教所被长期剥夺睡眠,逼迫放弃修炼

2001年9月我被送到看守所,我和同修W拒绝背监规,抵制非法关押,W被铐架子(只有死刑犯才上架子),吃饭、睡觉、上厕所都不给开铐,我被非法劳教两年,转送到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进行强制转化。

一进劳教所,我就被单独关在三楼的一间屋里,由两三个犹大围着我,上厕所也由她们监视,说累了她们就换班轮番上阵向我灌输邪恶的谎言,逼我写“四书”。队长们时不时地进来,开始伪善地劝我,后来就变成了恐吓、威助,日夜不停。队长们称:“这叫车轮战,不「转化」就不许睡觉。”她们散布的理论邪恶到极点、瞎话连篇。当邪恶的谎言欺骗不了我时,他们凶恶的本质就暴露无遗。经过7天7夜的没有睡眠的苦熬,我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出现幻觉,睁着眼说梦话,我会把一盆洗脸水当板凳坐,在这种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我被她们诱导着抄了一份“四书”,算是“转化”了。然后他们立刻换成笑脸,把我夸得完美无缺,从三楼调到二楼跟犹大们在一起,想用安逸的生活摧毁我的意志。

第二天,我清醒过来,知道自己走错了路,马上否定那份强制下的“四书”,又写了一份声明作废。恶警就开始给我上吊铐、关禁闭室、冻着我、不许睡觉,由普教监控,直到我难受得快要昏过去,才放下来。仍不许我睡觉,腿肿得蹲不下,走路困难,脚肿得连鞋和袜子都穿不上。半个多月后,开始对我进行第二次强制洗脑,这次他们更凶狠,叛徒冯珍梅,照我胸口猛击三拳,把我打倒在床上,叛徒吴建军多次动手想打我、踢我。大队长张双琴多次叫嚷着以“转捕”来威胁我,其它队长更是恐吓、恶语谩骂。这次“车轮战”历时了11天,我被熬得手、脚不听使唤,多次摔跟头、碰墙,一个叛徒曾恶狠狠地说:“碰她个头破血流才对呢,否则,她就不会转化。”我多次出现幻觉,还迷糊过去,有的叛徒在我迷糊时竟然往我鼻子里塞辣椒,直到有一次我突然失去知觉,无论他们怎么打都打不醒。他们见谎言迷惑不了我了,只好又让普教监控我。由于我坚决不放弃对大法的正信,经过33天的苦熬,劳教所终于开始让我睡觉了。但是他们并不死心,7天后,我被叫到办室,逼我写“四书”,恶警马国庆、李斌和两个五大三粗的普教强行按住我,恶警齐红使劲握着我的手和笔写诽谤师父的话。我拼命挣扎,并蹬翻了桌子,他们就把我架起来,摔在凳子上,又把我强行按住,直到我筋疲力尽,这种粗暴、卑劣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的人权,违背了我的意志,我不能忍受对我师父尊严的侮辱,向他们抗议,恶警李斌拽过我就照我脸上打,还把我铐在椅子上。

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例子比比皆是:许秀菊在欺骗和恐吓的高压迫害下,精神崩溃。恶警李萍多次将她上铐,一次铐得她脚肿得象大馒头,走路困难,使她的精神状况雪上加霜;张尽绫被多次上铐,长时间不许睡觉,把眼都熬红了;李秀敏、王冬梅坚持炼功被上铐,王冬梅被铐昏,她二人绝食抵制迫害,劳教所对她们强行灌食,使她们很痛苦,王冬梅还遭到恶警齐红的毒打。杜红彩在一、四、五大队多次遭到毒打、上铐、电棍电,有一恶警拿警棍照她脑袋上猛打,长时间不许睡觉。年轻弟子贺青、蔡倩长时间遭受迫害,上铐、不许睡觉,脚、腿都肿了,蔡倩还没恢复过来就又被上铐,两臂分开,就象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我们不仅肉体承受迫害,精神更受到摧残,劳教所恶人恶意攻击大法,给我们施加精神压力。2002年夏天,电视报道“关淑云杀女”案,诬蔑法轮功。法轮大法教人向善,不许杀生,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决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的,更不会杀生。而关淑云言论行为没有一点象大法弟子,甚至她所说的什么“要关门”完全和劳教所洗脑资料上的一样,这证明:“要么杀人案是假的,是给法轮功栽赃的;要么关淑云是被它们强制洗脑扭曲了人格的,更说明这些洗脑「转化」的本质是害人的。”当我向来视察的干部揭露此事,他们作不出任何解释,就对我置之不理,最后还通知了劳教所的警察,要加重对我的迫害。

五、在保定劳教所经历的高压迫害

2002年11月,各地劳教所互相交换一些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进一步强制迫害,就连精神崩溃的许秀菊都没能幸免。她和杜红彩及另一位同修被送走后,音信全无。我被转往保定劳教所,在这里,我经历了人生以来最痛苦的一幕。

保定劳教所邪恶至极,那里的普教多是因吸毒、卖淫、打架斗殴被抓进来的,恶警就利用她们充当爪牙迫害大法弟子,动不动就体罚、殴打,甚至电棍电、铐大板,还有死人床。对坚定的大法弟子逐个调到四楼“攻坚”,进行高强度的残酷迫害。犯人们拿竹棍把我的手和胳膊打得直抽筋。没过几天,恶警又让犹大们向我灌输邪恶的谎言,我拒绝接受。恶警气急败坏,开始体罚我,让我“面壁”,晚上只许睡三、四个小时,白天接着罚站。后来干脆就不许我睡觉,昼夜罚站,熬得我直摔跟头,无数次地碰在墙上,前额起了很多包,多次把旁边睡觉的人都震醒了,她们才允许我睡觉。没过一两天就又开始熬我,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迫害我,罚站近二十天之久,导致我的腿、脚严重浮肿,筋骨疼痛,走路困难。期间,在恶警的庇护下,普教多次毒打我,恐吓我。

有一次,恶警陈亚娟让我念一些邪恶的话,我拒绝念,她就唤来爪牙毒打我。还有一个叫陈娜的恶警,年龄不足二十岁,却邪恶到极点,在我被罚站近二十天,腿脚浮肿的情况下,竟然罚我下蹲。我很难蹲下,她就罚我跪下,我不跪,她就指使犯人和犹大狠狠打我。犹大庄会青照我心脏部位猛踹,痛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恶徒李淑英把我的头往墙上撞,拿鞋子狠狠抽打我的脸,致使鼻子,嘴均出血,嘴上起了包。她们使劲踩着我的脚,扭我的胳膊和身子要我跪下,恶警陈娜甚至动用电棍,电得我直摔跟头,最后她们扬言要用胶带缠住我。恶警刘军辉不知廉耻地说:“电棍不电人,国家生产它干什么用。”其邪恶程度大有不把我治死不罢休的架势,我被强逼着艰难下蹲,受迫害近五天五夜,关节剧痛,令我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至今没有完全康复。

在这里受了很多折磨,有一个叫段素哲的学员被迫害近六个月,仅在“攻坚”组受高强度的残酷迫害整整两个月,致使身体都变形了,走路十分困难,神智不清,出现幻觉,时哭时笑,还被恶徒用针扎。大法弟子李金玲被体罚上铐,半边脸被打得青紫,袁桂花为抵制迫害绝食近两个月,期间还遭到她们的竹棍毒打。2002年下半年,有一位女同修因抵制邪恶迫害而绝食,身体衰竭而死。据说男队也曾有一大法弟子因抵制迫害绝食而死。劳教所眼睁睁看着这一切,丝毫不以为然。

就在这种残酷的高压迫害下,我难以承受,被迫违心妥协放弃修炼,但这并非我本愿,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我是大法的受益者,我不禁一次一次地问自己:“我还修吗?我难道永远这样下去吗?”不,我要找回自己,信仰“真、善、忍”没有错,关押我们是非法的。

2003年,为抵制劳教所对我的迫害和非法关押,我开始绝水绝食,六天后,我已经很瘦弱,严重脱水。劳教所开始给我输液,12天后,对我强行灌食,又粗又硬的管子插进去,让人十分痛苦,难受到我竟然把管子从嘴里吐了出来。由于我过度虚弱,严重供血不足,插胃管导致我全身剧烈抽搐、麻木,呼吸十分困难,多次险些昏死过去,他们不得不将我送进医院。当我正在输液时,就剧烈抽搐,医生束手无策。经过两天两夜的痛苦折磨,后来在我抽搐仍不见好转的情况下,劳教所害怕出事,惧怕承担迫害罪责,将我送回家。

在这场迫害中,不仅使我身心受到折磨,也给我的家人带来了深深地伤害。我进京上访,乡政府要抄家,无辜的母亲被乡政府非法看守起来,一万元的罚款给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我又生死未卜,父亲经受不住这打击,一度想轻生。

当我远离家乡,转到保定劳教所时,劳教所特许我父母两次看我,而绝非出于人道和法律所给予的权利:一次想利用他们劝我放弃修炼,第二次想利用他们劝我停止绝食。当父母看到我受迫害的惨状时,心痛不已,我的祖父、祖母都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日夜思念我,当看到我奄奄一息地被抬下车时,失声痛哭,我的祖父质问他们:“我的好孙女有什么罪,你们把她治成这样,难道非等人快死时才给我送回来吗?”

我所承受的仅仅是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中的一例,而众多的大法弟子仍然被非法关押,遭受着邪恶的迫害。多少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只是因为他们要做一个好人,只是因为一个政治流氓的妒嫉。信仰“真、善、忍”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人尊敬,唯独在中国教人向善成罪过,真是天大奇冤!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善念的人听到这一切都会为之所动。正义永存,迫害善良的凶手终将被绳之以法,践踏真理的恶徒会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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