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99年7.20那天我到炼功点炼功，知道了公安抓了不少大法弟子。8点钟我们赶到省里去反映情况，省里解决不了。我们炼功也没违反国家规定呀，国家宪法里都有“信仰自由”这一条，所以我们就决定到北京去反映情况。可是到车站一看，火车站、汽车站早已全部戒严。没办法，只好骑车去北京。走到一个收费站时被扣留，第二天，被派出所一个警察和村治保主任接回，扣到晚上11点左右才放人，在扣留期间强行照相，我拒不配合。
99年7月底，在天安门被恶警强行带到前门派出所，送往丰台体育场，挨个登记，又送往驻地扣留一夜。第二天一早被公安分局接回，辖区派出所恶警胁迫我家属一起逼迫我放弃修炼，逼我写保证，我不肯。
9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回娘家给父亲过生日，派出所恶警和治保主任强迫我丈夫一块开车把我从娘家带回，并胁迫我说：有事出村要向村治保会请假。真是没有一点自由。
我为了师父和大法的清白，2000年元月的一天，按照国家宪法的规定我又到北京上访。刚到大门口，就被十几个便衣围住，逼问我是干什么的，一听是为法轮功的事，就强行把我拉到车上，送往驻京办事处。到办事处后，就把我铐到大厅的椅子上。后来当地的派出所来了四五个人，一见面就破口大骂，戴上铐子，上车也不让坐，带回本市，经过审问，把我铐在院子的铁柱子上（腊月初八），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半夜也得在雪地里站着挨冻，不许吃喝。后铐在暖气管上，第二天傍晚才放开，关到滞留室拘留15天后仍不放人。后我开始绝食抗议，因绝食，一个恶警冲过来，对我又打嘴巴子，又拽头发疯狂地踢我，过后逼我站墙根，对我进行迫害。并逼我的家人交了470元。
2000年中央两会期间，每天早晨8点村治保开车把我弄到派出所，晚上再放回来，对我实行监禁。2000年7月的一天傍晚，村治保又领着派出所的几个人到我家，谎说我有传单，对我家进行了强行抄家，什么也没搜到，又强行把我带到派出所审问，我不配合，又把我强行拘留几天。
2001年元旦村治保和派出所又强行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并逼我们写“保证”，我拒绝后，又被关押一星期。2001年12月我在县城讲真相，被恶警绑架，罚款6000元。
2002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连我们辖区以外的派出所也来我家非法抄家，抄走讲法录音带、录象带各一套及几本大法书籍和师父的法像，并非要把我丈夫（不修炼）带走。我丈夫不去，经村治保证明后才没有被带走。
我们当地的恶警经常绑架法轮功学员，还不让人说真话，动不动就拘留关押；还要对我们这些本来不富裕的村里人“罚款”，张口就是几千，像绑票一样，还要说我们“扰乱社会秩序”，到底谁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