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如晴天霹雳，打破了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一时间电视上疯狂地诽谤大法与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恶警对大法弟子又抓、又打、又押、又判……，大有天塌之势。乡派出所不断到我家骚扰，让交书，不许炼功，逼写“不炼”的保证。当时真被搅得晕头转向，后来才慢慢明白过来，我们按“真善忍”做事，有什么错？一点儿也不理解所谓“上边”的决策。于99年10月20日左右，我们几个同修抱着对政府的信任，抱着政府能倾听民声，为民作主的美好愿望，依然进京上访，去行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去如实反映一下我们每个人学炼法轮功后的受益情况，不料在心中向往的天安门被恶警不由分说带到天安门分局，到那一看，屋里关满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大家在一起背《论语》等经文，那坦坦荡荡的庄严场面，令人感动，恶警捂着耳朵说：“别背了，我听不了。”其实是正的压倒一切邪的。后来我们被分留到各个驻京办事处，邪恶怕我们走脱，用手铐将我们铐住。回到当地才发现拘留所已非法关押了100多同修，恶警非法拘留30天后，还逼着写什么“保证书”，遭拒绝后竟向家人勒索3000元押金，说是怕再进京上访。
2000年4月23日，我和老伴、两个女儿与另外两个同修，一行6人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纯善之心，再次进京上访反映民情，不承想被举报，在北京刚出检票口没几步，就被等候在那儿的恶人劫持回来了，并没收了我们随身带的钱，又被非法关入当地拘留所。拘留期间，恶警看我们一家四口，影响比较大，就唆使在马三家被它们骗得邪悟的人来给我们一家四口洗脑，失败后，邪悟者气得直骂。关押我们一个月后，它们又无耻地向家人勒索每人1000元，不交不放人。回家没呆几天，恶警又上门将我和老伴胁迫到乡派出所，非法关押40多天，我们时时处处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周围的人都知道学大法的是好人，只是弄不明白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被镇压，敢怒不敢言。乡政法委书记不断来喝斥、吓唬我俩，还将我们关进一个空屋，屋里虽有一张床，但不许睡觉，逼我们坐板凳，每人每天交9元伙食费，又逼我们写保证书，遭拒绝后，它们又耍新花招，将我儿子从上海搬回来，又是威胁、恐吓，又是引诱、哄骗，当时怕儿子失去工作，违心写了“保证书”，还被勒索了2000元罚金，一直到过2000年7月20日以后才放我们回家，其实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的。[注]
由于恶人经常上门骚扰，使我们家无宁日，完全没有了正常生活。无奈，2001年10月，我和老伴搬迁，乡派出所想方设法打探到我们住所，从此不得安宁，经常上门“关心”，怕我们进京上访。
2002年4月左右，乡派出所与政法委书记又来让我们写保证，不写就办班，后来又来了两辆车，十几个人，它们在公共汽车站刚好看到我80多岁的老父亲（当时父亲串门回来刚想坐车回家），政法委书记伙同其他人竟将年迈的父亲围住，连哄带骗地将我父亲带来要挟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十几个人两辆车强行将我老伴送入邪恶的洗脑班。
2002年5月23日晚上，政法委书记与乡派出所所长又与外乡邪恶一块开两辆车来，企图绑架我与二女儿（当时女儿不在家），并围攻我住的楼，又疯狂地敲门，惊动了四邻五舍，我不想让它们抓进去迫害，最后被逼无奈，从四楼跳了下去，昏迷不醒，邪恶见势不妙，怕担责任，灰溜溜地开车跑了。我被送入医院，昏迷5天5夜，情况危险，手术后我才苏醒，经诊断：盆骨、左肩都有裂纹，左脚后跟粉碎性骨折，右大腿骨折，左眼歪斜，浑身疼痛，住院19天，花去25000多元，被邪恶迫害得一贫如洗，无法正常生活。这一切使我怀念99年7月20日之前自由学法炼功的美好时光，更使我坚信大法，看清了邪恶的恶霸嘴脸。
身体上的承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精神上的折磨和压抑，生活上的颠沛流离，并没有使我们全家屈服，反而更坚定了这颗修炼大法的心，我们依然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也不记恨那些因不明真相而参与迫害我们的每个人，只希望他们能赶紧悬崖勒马，尽快觉悟，给自己留条改过的后路。
大法在我们全家人心里已深深扎下了根，溶进了我们的血液里，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信仰“真善忍”这颗坚如磐石的心，谁也阻止不了我们去向被恶毒谎言蒙蔽的广大民众讲大法真相，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修炼的步伐，我们大法弟子的明天是绝对光明的！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