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9年7.20开始，全国大抓人、抄家、毁书。我们当地领导横蛮不讲理，不让人学炼法轮功，把我们抓去办所谓的“法制学习班”，其实是违法犯罪的法西斯洗脑班，逼我们放弃修炼。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修炼真善忍犯什么法？做好人都不让。大法、师父承受这千古奇冤。我心里难受，在家坐卧不安。于是我和同修到北京信访局说理。我们真诚的向北京信访局的人讲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没错，希望政府能听听老百姓的心声，纠正错误。哪知北京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如狼似虎，把我们抓起来，威逼我们报地址、姓名，就这样我们被带回本地公安局。恶警逼我们脱光衣服，搜遍全身，被打得遍体伤痕，衣服被扯破。暴徒们打我时直踹粗气，累得满头大汗，逼我不学不炼。我不为邪恶所动。它们非法关押我15天、勒索3450元。
我看到电视里诽谤大法，利用“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大法，毒害了许许多多百姓。为了讲清真象，没有真象材料，我自己油印了“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就和两同修出去发，被人举报，再一次被抓。我们集体绝食十几天，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送到劳教所，医生检查我有高血压，不收，又被带回县看守所。来回送几次劳教都没送成。回到看守所，天天遭到狱警的打骂，一天给一点烂米饭，菜没油盐，它们把饭菜盛在小粪桶里，我只好又绝食。我侄子看我瘦得皮包骨头，托熟人保我出去。熟人满口答应，就问：你姑姑犯了什么？如果你姑姑要是杀人、放火、吸毒、贩毒、抢劫的，我能保她出去，如果是炼法轮功的，我就保不了。我要出去正法，不配合邪恶对我的迫害，下决心绝食到底，它们只好办了保外就医，逼迫我丈夫要钱，才放人，被勒索了3000元钱。
回家后，邪恶还不放过我，不断的骚扰我，非法抄了我两次家。又一次，一同修发真象材料被抓，说出我来，县公安局恶警开警车来我家抓人，几个恶警用手铐铐着我要抬上车，我和恶警讲理，凭什么乱抓人。这时，乡里乡亲来了许多，纷纷指责恶警、歹徒们：快放人，做好人犯什么法。人们把我从车上拉了下来，我胆小的丈夫也责问恶人：她什么也没做，为什么几次抓人？我乘机走脱，流离失所。
2002年二月初一我和同修又到天安门证实大法，我来到许多外国人的地方，双手拉开横幅，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天安门自焚是坏人栽赃的。跑来了几个恶警，我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它们几次没抓住我，最后我被气急了的恶警摔倒地上，又拖到警车上，它们抓住我的头发，用脚踩我的头、背部，疯狂地毒打我。后又被送到天安门分局，关在一个铁栏里。恶警无理要照相，我不配合，又遭毒打。恶警又抓了一些同修，我们一起坐在地上发正念，邪恶都害怕。晚上，两辆警车把我们送到石景山看守所，一路上同修们高呼：法轮大法好、还大法和师父清白。从天安门到看守所两个多小时，我们的嗓子都喊沙了，还在喊。坐在车里的十几个恶警不敢说什么，被我们大法弟子的正念震住了。
我和同修被分开了。为抗议邪恶对我的迫害，我一直绝食。恶人对我强行灌食，用一袋食盐、两袋豆粉搅在一起，七、八个大个外劳犯人将我按倒在地，捂着鼻子、嘴巴、卡着脖子不让透气，插了十几次没插进去，又换粗管子，喉咙出了很多血，才灌进去。它们把我送到号子，叫几个犯人看着我，不让我吐。我吐了三次。恶警又把我送到北京公安医院，强行打针、灌药，长期戴手铐、脚镣。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我不配合邪恶的迫害，邪恶之徒就用电棍电我没打针的手。我和北方的几个同修共同发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因素。打针也打不进去。在医院的16天，我们一直抵制邪恶的迫害，一口东西也没吃，天天挨打骂，真是度日如年。邪恶把我带回石景山看守所，还是强行灌食，几次昏死过去。40多天，我没吃一口东西。邪恶找来同乡同修，同修看我瘦成这样抱着我嚎啕大哭，劝我吃一点。我只好喝了点水，但吐了出来。在北京被非法关押了四个月，我们报了地址。
我们被带回本地，非法关押在县第一看守所。有一天姓何的狱警看我们不顺眼，说我们炼功，把我们拉出去打了四大扁担。身上被打得血红、青紫几大块，不能行走。为抗议恶人的迫害，我在看守所绝食。天气炎热，高温，身体发高烧，一直睡在水泥地上，蚊子咬我。我身体极虚弱，邪恶抬我出去灌食、打针。我绝食十七天，邪恶怕我死担负法律责任，打电话到乡派出所。派出所所长把我带回派出所，还想转化我，我正念清除邪恶。一天早晨，看守我的所长睡着了，我想走，可我身体很虚弱，昏倒两次，还倒在所长身上，他都没有醒。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闯出了魔窟。流离失所在外。后来我悟到应全盘否定一切邪恶旧势力的安排。我回到了家。我丈夫也看清了邪恶的本质，以前他害怕邪恶，带着恶人到处抓我。现在也维护着大法。做救度众生的事。
我要用我这几年所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控告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大法弟子所犯下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