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非法关押：1999年约21日，我在去北京上访的路上被截住，南孙乡政府将我押回，在乡里非法关押6天。从此以后，派出所的人经常到我家骚扰，监视车堵在我家门口长达一个多月。
第二次非法关押：2000年2月，我和一名男大法弟子进京上访，被乡政府押回后，将我与那名男大法弟子铐在一个铐子上，当着众人的面侮辱我们。后又把我单独铐在暖气管子上，站了四天四夜。在这期间，政法书记曲京利对我说：“只要写‘保证书’，拿上5000元钱就放你回家，不送拘留所。”我没顺从他们，邪恶之徒就到我丈夫单位、孩子学校、我父母家中哄骗威胁、软硬兼施，并说要判我的刑。我那有病的父亲一听说要判我，经不住这样的精神打击，吓的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丈夫架不住他们的多次无理纠缠，拿上2000元钱，以为他们就能放了我，可最后还是将我送进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
第三次非法关押：从拘留所期满回来后，被他们押回乡政府，关在车子棚子里17天，不给饭吃，有时孩子去看我时，给买点吃的。当时我父亲病得厉害，很想见我一面，娘家人几次去乡里要求放我回家看看病重的父亲，可他们硬是不放。我抗议绝食两天以后才放我回家，可父亲已经去世了，我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眼。我父亲的去世与乡里邪恶之徒的迫害有直接关系。回家才知道，乡里不法之徒是逼迫我的家人写了“保证书”后才放了我。
第四次非法关押：2000年4月，乡派出所恶警李志勇（男，30岁左右，指导员）付刚（男，30岁左右）突然闯入我家，说与我谈谈，我向他们讲真象时，不一会，来了一辆车，三四个人硬是将我抬上了车，拉到乡里。我质问他们为什么强行将我抓来，他们蛮横地说：“就因为你不写‘保证书’，才把你抓来。”非法关押了我12天后，我正念闯了出来。
第五次非法关押：2000年7月20日，乡派出所又来抓我，当时我正在邻居家干活，他们见我不在家，就到邻居家不分青红皂白，强行将我抬上车，送到拘留所。我绝食抗议，3天后 ，将我放回。
第六次非法关押：2000年10月26日晚10点，乡派出所再次来抓我，我不给他们开门，派出所长杜士民指挥恶警踹门爬墙闯入我家，将我从被窝里拖出来抓走，吓的孩子两眼发呆，坐在那里不会动。他们抄走师父的法像、大法书、收录机两个，1400元钱。我质问他们：“你们私闯民宅，连翻加抢，身为执法人员，这不是执法犯法吗？真是土匪强盗行为。”他们有恃无恐，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就是土匪强盗怎么样，你有本事告去。”将我押到乡政府关了一天一夜后，送到看守所。
第七次非法关押：2001年5月1日，乡派出所又将我从家里抓到区干休所，强迫我放弃修炼。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指使恶人对我拳打脚踢，不许我睡觉，逼我蹲在地上打耳光，一个耳光打得我耳朵出血，头脑昏迷，当场晕了过去……我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整整折磨了我19天，给我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第八次非法关押：2001年9月2日，我去张贴大法标语，被乡派出所非法抓捕，送到看守所后并非法判我劳教。在看守所里，我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打得我脸部、两腿青黑，打碎了一颗牙。我绝食抗议，被他们绑在十字架上野蛮灌食。我被折磨的极度虚弱，骨瘦如柴，走路都得人扶着，送我去劳教时，医务人员往我的胃里插管灌食，三次都没插进去，他们怕出人命承担责任，只好将我放回家。我回家后他们又多次上门骚扰。
我只好离开自己的家，流落在外，
2001年10月22日早上5点，乡派出所又来抓我，那时我已流离失所不在家，见我不在家，他们就到我丈夫单位去抓，还和厂里保卫科的人说：“只要见到她就打电话给我们。”
2003年2月27日早上6点左右，乡派出所砸门闯入我家，好几个人将我丈夫和孩子按倒在地，打孩子耳光。屋里屋外翻遍没抓到我，就气急败坏地将我丈夫与孩子抓到派出所，并威胁孩子说：“不说出你妈在哪里，就把你送去劳教。”他们将我丈夫两只胳膊抱着电线杆铐在一起，天正下着雨，衣服都湿透了，冻得浑身哆嗦，关了他们俩一夜后才将他们放回。
南孙乡不法之徒名单：
张京明，原乡党委书记，现任河滩乡党委书记；
曲京利，乡政法书记（现已调离）
杜士民，派出所长（现已调离）
李志勇，派出所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