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好的功法却被江氏一伙别有用心的人说不好，造谣诬蔑。99年7.20以后，我做为法轮功弟子，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从各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下面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事。
那是1999年10月28日晚，我正在家炼功，忽然闯进几个人，本地的几个公安人员在我们村主任王德宽的带领下，把我带到了本地的开发区监禁（其中有一个公安人员叫李连第）。他们还把我的书和炼功磁带抄走了。在开发区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姓曹的人，叫我们每个人写保证书，写诬蔑大法的话，还让我们骂师父。我没写也不骂。7天后他就把我带到了三河的拘留所，拘留了我5天才放回。然后，一到他们认为的敏感日就加紧地迫害我们，到家去抓，不管你是否上班。
那是2000年4月25日，我正在粉丝厂上班，他们又来抓我到开发区，在那又监禁了一个多月。在那里不许我们炼功学法。有一回，我们学完法，书被看管人员看见了，给我们举报了，公安分局的队长、刘亚路来了，让我们交书，我们不交，他们就开始乱翻。结果我们村书记邹守礼就在我兜里翻出了一本书，刘亚录打了我几个耳光子才算了事。
那是2000年4月初，农展馆还在展出诬蔑大法的图画展，我想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告诉他们我的真实体会。可是刚到门口，便衣警察就把我们叫到门房，问清了我们的地址，就把我们送到了本地的公安分局，用手铐铐在了分局大院一个铁柱上几个小时。一个队长说：就是要冻你们（那时天是比较冷的）让你们去上访！第二天把我送到了拘留所，在那里我们绝食抗议7天才得以放回。
又有一次那是2001年3月份，我家正装修房子。好多警察突然闯进我的家中，要去开发区一趟，说是要开个会，说几句话就回来，谁知那是他们的骗术，结果到那儿不让回来了。他们实行软硬兼施，表面上给我们好吃好喝（后来我才知村里罚了我1000元钱），那是给别人看的；但是从精神上他们折磨我们，不许我们与亲人见面，让我们一遍一遍地看诬蔑大法的录相片。早上六点钟起床，晚上12点才能让我们睡觉，我们不配合他们，就招来一顿打。后来法轮功学员们想，不能这样长此下去，所以我们就采用绝食抗议。恶人害怕我们绝食，怕他们的转化计划落空，所以就派恶警祁小全把我和另一同修叫到别处各打一顿。我被打得鼻嘴出血，另一同修被打得紫青。他们的目的是想“杀一儆百”，威胁大伙停止绝食，但最终恶警们的计划落空了。
绝食4天后，把我们全放了。可是没过几天，当我的身体很虚弱时，又把我抓了进去，其中一个恶警叫郝佳伟。我继续绝食4天才把我放了。就这样，抓了放，放了抓，不知多少次，我被迫流离失所，离开了家。这样的迫害给我家人和孩子无论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造成了无形的伤害，尤其是孩子，每当我被抓走了，孩子的心情非常压抑，象压了块大石头，弄得我和丈夫都无法正常上班和生活。
其实写到这儿，我也只是写了一部分，对我的迫害，还远远不只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