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31日下午3：30分左右，我抱着刚刚5个半月的孩子，身穿红色羽绒服，拎着一大兜孩子的用品，从天安门广场的地下通道来到广场旗杆附近。我看到广场上到处是游人、便衣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还有由四、五个手持电棍的警察组成的队伍在广场上巡逻。突然在广场草坪的护栏西侧，出现两名大法弟子手持长99米、宽1米左右的黄色横幅，向南北两个方向飞跑，迅速将条幅向两边展开。
广场上所有的人都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只听见“冲啊……冲啊……”的声音，警车也鸣着笛，呼啸奔驰而来，场面十分恐怖。此时“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的喊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广场的上空。瞬间百米横幅展开了，形成了一道壮丽的风景线，金黄色的横幅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壮观。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们死死护着横幅。警察、便衣开始施暴，警棍和拳脚雨点般地向大法弟子们袭来，有的大法弟子顷刻间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昏在地，有的被强行拖上车……。
我目睹了这一悲壮的场景，我的心在激烈的跳动着，我也想飞过去护住横幅，可距离太远。突然一位老人打开手中的小条幅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试图引开抢夺横幅的警察。我也打开准备好的横幅，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那时便衣和武警都在拼命的向大旗方向跑，根本顾不上我们，我喊哑了嗓子。不知过了多久，我手中的条幅被警察抢走了，他们将我的双手拧向后背，我本能的大弯腰，头几乎贴地了（幸好当时用背兜带儿把孩子牢牢地捆在背后），这时我喊了几声“孩子……孩子……”，他们才撒开手，让我站起来。抬头一看，围观的群众已经把我们和警车围个水泄不通。此时，空气仿佛凝固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从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此时的心情。
* 在天安门分局
我是头几车被送到天安门分局的。一时间，我又被一大群穿着不同服装的人团团围住，年龄大小不一，有穿便衣的、有着警装的、有拿警棍的、有扛着摄像机的。有一个警察伪善地说：“你家哪的？咱们像是老乡啊！这孩子多遭罪呀！”我含着泪对他们说：“我抱着5个半月的孩子，千里迢迢来到这儿，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大法好’。这大冬天谁不想在温暖的家里呆着，只是因为我师父与大法遭到迫害，我们才从祖国各地来到北京，只为说一句公道话。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我和我的孩子犯了什么法？”这时拎着摄像机的人走过来，企图给我们娘俩儿录像，我头趴在孩子的背上，录像的人只好走了。围着我的人似乎明白了什么，就渐渐散去了。这时又陆续的绑架来很多大法弟子，男女分开各站一排，面向两边的墙，中间是两排武警。我对武警说：“你们以后可别再打大法弟子啦！真的！”一位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武警说：“我没打，真的没打你们。”不一会儿又换了两排武警，我还是向他们劝善。这时，有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女同修昏倒在地，过来两个武警，分别拽着这位同修的两只胳膊将她拖走了。这时有同修开始带头背诵《论语》和《洪吟》。我发现有特务藏在后面，探听是谁在起头，我马上抱着孩子，站到中间抢着带头背诵，特务看了看我。此时，似乎所有的生命都呼应着，背书声响彻云霄、惊天动地。背着背着，忽然分局的很多小屋里传来噼咧啪啦的打人声，叫骂声：“你说不说？你赶快报姓名，家庭住址……”，紧接着传出同修的惨叫声，我们外面的大法弟子不约而同的齐声高喊：“窒息邪恶、不许打人！……”屋里的打人声、同修的惨叫声消失了。
* 在丰台区留置处
我抱着孩子和一位女同修（她带着5、6岁的女儿）一同被送到丰台区派出所的“留置处”，我们在两个方凳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是2001年的元旦，晚上又送来八个同修，其中有一位怀孕七个月的女同修，还有一位带着刚出生四十天婴儿的女同修。有三位没带孩子的中年女同修，被关在我们同室的铁笼子里。刚出生四十天的婴儿，她的奶粉在她爸爸的兜里，她爸爸被关在其他看守所里，因此无法吃奶。我喂完女儿后，又喂这位婴儿。
怀孕的女同修开始带头背诵《洪吟》。一个管教抱起我女儿，嘴里骂着我们师父，5个月半的女儿平时小手根本不会抓东西，可她拽住管教的头发用力的揪，管教疼的直叫，还说奇怪。我们不停的讲真相，管教才明白了是自己说错了话。后来所有的管教都不骂我们师父了。我抱着孩子被叫到一个屋子里，一个男警察让我说出姓名和家庭住址，我不说。他拿起师父法像倒过来，我制止他，他刚要骂我，我女儿注视着他。警察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再干坏事了，抱起孩子高兴地和她玩了一会儿。后来一个副所长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里说：“我家孩子和你家孩子一般大，你说出你家是哪的，就让你回家。”我说：“你以为我说出姓名就能被送回家？那些当地警察会让我在家伺候孩子吗？孩子刚出生19天时，我家被抄，爱人被无故抓走，伺候我过月子的婆婆当场犯心脏病休克过去了，也没人管。再说了，我和孩子犯了什么法？凭什么抓我到这里？”这位警察很有善念，他听得直流泪，说：“你把孩子包好，别凉着，你回去吧！”第二天，我们就被无条件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