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2月26日，我在单位上班，几个公安恶警、派出所的恶警，以我去北京为由再次强行将我绑架到戒毒所。在这期间，不法人员们想尽办法迫我写“三书”。如将我与吸毒、收教人员关在一起，20多人挤睡在一起，她们有生疥疮的，淋病的。由于吃、睡、拉、做工都在仓中，仓里粉尘滚滚，蚂蚁、虫子咬人奇痛奇痒。
戒毒所不法人员强迫我们看栽赃陷害法轮大法的宣传片。有一次，强逼我写“自焚”观后感，我将“自焚”的部分破绽写在纸上交上去，并在仓里讲真象。第二天，戒毒所一女副所长，为了证实我写的情况，特意又放了那一段镜头，结果她发现我写的是真的，轻轻摇了一下头，仓里的人员发现更多造假镜头了，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由于巨额的经济负担，我丈夫不断受到派出所、国安、单位的施压，恶警既恐吓又骗钱，妻子失去自由，儿子无人照顾等等原因。丈夫在巨压、矛盾之中，被迫多次以婚姻关系想让我表面放弃修炼。我被非法关押了半年，每天还勒索收费50元，国安一恶警还骗了我家人5千元。
2002年2月，我与另一同修在街上第三次遭非法绑架并送往戒毒所。这次我们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拒绝做工，绝食、绝水抗议关押迫害。
在绝食绝水四天后的一个晚上，国安恶警、戒毒所一副所长，把我骗到楼下办公室，先是想让我放弃绝食，见我毫不动心，就指使吸毒的男女人员，共不下十人，将我又拉、又推、又抬，强行放在医务室的床上，有人按头，有人按手，脚，旁边还有站的，坐的，护士强行给我打针。由于我不停的挣扎，不停的讲真象，和劝他们不要这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天理，所以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在我的左脚面上打了一针。
在以后的几天里，不法人员们改用鼻插管灌食，在插管前，戒毒所一女副所长想从我口中灌食，我咬紧牙关，她就亲自用一个医用的铁做的工具使劲撬我的牙齿，有的保安为了在她面前邀功，有的踩我手，有的踩我脚；我的头也被他们按的动不了。
因为我一进仓就开始跟戒毒人员讲真象，她们都明白了真象，所以他们从劳动地回来，看见我被插管的情景，都哭了，都吃不下饭。因为每天都有2名戒毒人员看着我，由于她们明白真象，在我每小时立掌发正念时，她们还帮我看着，有的还让我炼动作给她看，我为她们明白真象而高兴。
不法人员第一次插管迫害我时，我在她们不注意时把管拔了出来，后来他们插管就用胶布固定在我的鼻子上，用手铐铐着我双手固定在水泥床上，强迫吸毒人员日夜看着我，不能站立，坐不能直腰，只能躺下一边身，从灌食上铐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没有大小便，但吸毒人员每天跟我洗脸，有时擦身。到了第九天的傍晚，国安恶警只好到戒毒所把我俩放了。
在这九天中，我不断的向戒毒所的所长、指导员、管教、医生、护士、戒毒人员说明真象。明白真象的都有意回避参与对我的迫害，那个指使给我打针的副所长有一天还小声跟我说：这次不关我的事（指灌食），看来他也害怕遭恶报了。
我一出戒毒所的大门，就看见父亲和大法弟子，他们把我直接接到他们家。这时我知道丈夫因无法承受牵连、分居的痛苦，已向法院提出离婚。签字后，他跟我说610要判我劳教，他单位用我儿子的就业对他恐吓。我听后当天就离开了我工作、生活的地方，离开了亲朋好友，独自漂泊在外。同年5月底，恶警把那位同修绑架到了槎头劳教所迫害。
2002年9月中秋节前一天，我也被不法人员们在异地绑架到了槎头劳教所三大队。我被关在小房子里，恶警还派了一个“夹控”（劳教人员）监视，强逼我背所规，不准睡觉。我坚决抵制。后来不法人员把我调到另一间报纸房，该房子的窗户都用报纸糊住了，改换2个“夹控”日夜轮班折磨我，不让睡，不让坐，不准动，面向用报纸封住的窗户日夜站立。
当时真的是度日如年，到了第四天晚上我出现了恶心呕吐现象。因我已绝食几天，吐不出东西来，第五天晚上，全身疼痛，我刚动一动，一“夹控”就挥拳打我，一“夹控”用指甲捏我的手臂，我的双脚早已肿得走路不便了，我提出验伤，无人理会。两个“夹控”，一个天天迫我写“三书”，一个天天骂我，我最心痛的就是她骂大法。由于恶警、“帮教”的恐吓、引诱、欺骗和折磨，加上我自身的执著，被邪恶钻了空子，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污点。但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开始做我应该做的事：背师父的大法、发正念，向同修说明任何转化都是错的，还让同修有机会就写作废声明。
在我将离开槎头劳教所前，我让同修将我亲手写的“严正声明”带出去上网，严正声明在劳教所里写的、讲的任何不符合大法的东西作废；同时在每日给恶警看的日记中声明自己在这里时所讲、所写的任何不符合大法的言论、文字作废，并拒绝恶警安排我在春节联欢会的表演。由于我当时心态很正，恶警们没有一个来找我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