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位女教师的遭遇想到的


【明慧网2004年10月21日】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身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教师应该是博学、真理的化身,教师应是以人格塑造人格,以思想塑造思想的一群人。孩子如白纸,教师在纸上写下什么,不仅仅关系着孩子的未来,更关系着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兴衰。

作为教师人格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说真话,要诚信。教育家陶行知说教育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好人。”可见,说真话是教师最基本最本质的师德。换句话说,教师应该是重压下仍敢讲真话,“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良心知识分子。

巴金老人说过,讲真话是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但讲真话的教师在当今中国教育界的处境如何呢?贵州省六盘水市有三位女教师,因为讲真话,先后被赶下讲台,还被强制送入法制学习班学习(实为洗脑班),她们被强迫要求写三书(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对讲真话的悔过书、揭批法轮功“罪行”的揭批书)。

在教学工作中,这三位教师都尽职尽责,教学效果都较好,深得学生尊敬。为何却被赶下讲台呢?仅仅因为她们认为真、善、忍,法轮功好,因为她们的思想不符合个别权威的思想,因为她们的教育思想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种子。

王老师在讲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她含泪讲了说真话的张志新的遭遇。告诉同学们因思想而获罪的事今天还在发生。王老师告诉同学们:任何一个学生都有质疑权威(包括老师)的权利,学生不能随便放弃自己的这种权利。对人对事的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能盲从别人,而应自己分析思考得出结论。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只有看过法轮功的书,或自己炼过法轮功或接触过法轮功的人了解后才有资格评判。讲完课,王老师在黑板上抄了一首诗《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枰上,让所有的人,都失去了重量。”王老师最后问同学们:如果需要在生命的天枰上放上头颅时,大家愿意吗?

这,就是王老师的最后一节课。从那时至今日,她还没能返回她已耕耘了十年的讲坛。

再来看看其他老师的课,化学老师讲什么“铜分子变金的歪理学说”;语文老师在讲什么“×××与希特勒齐名”;历史老师在讲什么“××同当年太平天国有相似之处”;政治老师更是轮番轰炸说什么“歪理邪说”,什么违背生产力发展呀,什么违背“物质决定意识”等等。好像他们都深受法轮功的毒害,心中充满对法轮功的仇恨。但他们当中有谁读过法轮功的书籍呢?没有!他们有的是电视中的“精彩片断”,有的是向学生宣扬法轮功如何如何的政治任务。当然也有个别老师为了饭碗,不得不违心的在课堂上讲着自己都不相信的“邪教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仅仅是个教书工具”。这样的“工具”将为民族培养什么工具呢?

不难看出,在面对“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上,教师作为“解惑”之人,逃避是不行的,因为“上面”有任务,课本中有内容,学生有质疑。教师必须作出解答,不论你怎么解答,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说法轮功好的老师被认为不安全,也许将丢掉教师资格,甚至开除公职,也许会被投入劳教所,能不能活着出来也不一定。说法轮功邪的教师正在稳坐“为人师椅”。不置可否、保持沉默的教师正在随大流享受着“教师”荣誉。

如果我们的讲台容不下第二种声音,如何培养学生质疑、创新的精神?如果我们的教师都是说着谎话传播谎言的人,那么五千年文化的精髓何在?如果我们的教育失去了质疑精神,中国大陆何时能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如果我们的教育“扫荡”了倡导实践思想自由的“异端们”,我们教育的源泉何在?如果我们的教育界都对“扫荡教育异端”保持沉默,如果文革中教师的不幸遭遇对今天的教师们已“淡淡随风”而去,那么,灾难正在悄悄降临。

写到这儿,我更加怀念蔡元培,怀念他在北大推行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但蔡老先生已作古。于是我又禁不住“崇洋媚外”起来,想起美国没给总统“铁饭碗”,但却给教师“铁饭碗”。从法律上、经济上保障学术自由,教师不会因为讲授不同的观点而失业。但中国的教师都出国不太可能。于是我不禁对还站在讲台上的教师们担心起来,今天某教师在课堂上对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就被扫下讲台,谁能保证明天某教师说句什么良心话不被扫下讲台呢?

当我再次走进六盘水市第一中学的校门,左边第一块黑板上大书“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好人”,而右边试验楼的三楼图书室里正坐着被扫下讲台的王老师。这是六月高考的季节,不知陶行知先生此时进入市一中,他是抹去黑板上的“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好人”,还是去图书室里看看王老师?

现实是,陶行知先生早死了,我怎样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