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教养院恶警对大法弟子王丽君的凶残迫害


【明慧网2004年10月23日】我因2001年10月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女子大队。2002年3月我绝食六天后,被送進严管室铐在床上两天,又被关進小号站了一天一夜。

2002年4月我又一次因绝食被关進了小号站了一天,又被关進了严管室,看管我们的是普通劳教人员,就是刑事犯。她们为了自己多减期就想强制转化我,得到大队长韩建旻的同意,一个晚上,她们用布带将我吊绑在小号的铁栏杆上,两胳膊抻直,两腿分开成一字,用椅子靠背的尖端撞击阴部,口吐下流的话,用冷水往我身上泼,往嘴里灌,有时从鼻孔里喷出来;她们用布带,在布带上系了许多疙瘩,两个人拽着布带在阴部底下用力来回拉;用辣椒粉往阴道里捅;用木板往身上打,逼我说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话,拿笔来让我写。当时动手普教四个人有:郭玲、孙波、王芳、另一个忘了名。不管她们多狠多恶,我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一直在发正念:“与法同在;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决不向邪恶妥协;不是我的业力我不承受。”这四句话我反复默背直到最后,大概时间能有一个小时,当她们给我松绑放下来以后,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当时跪在地上哭了,我没有错,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我感谢师父救了我,我知道是师父在替我承受。孙波问我:“你就是不转化?”我说:“你死了这个心吧!今天我死在上面也不会转化的,我就相信大法,之后,在严管室里,我两手被铐在床上,两脚用布条绑在床上,床板之间间距很大,没有被盖,人躺在床上。从被关進小号到严管室里这期间整整十八天。

二○○二年八月队里让我们背院规院纪三十条,当时,我想只有四条不能背,其它的一些背背倒可以,后来我悟到了不应该背,也不应该读。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去按照他们的院规院纪做,修炼人应该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该怎么做用法的标准衡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们室内的每一个同修,共十多个人,她们都表示是对的,只有一个同修例外。当她们再让我们背、读时,我们这些认为对的同修谁也不去背、读。王欣(普教)就魔性大发,对我们非打即骂,中午不许休息,让我们站着,干活回来照常晚上继续站,第一天站到十一点,第二、三、四天站到下半夜一点,第五天站到十二点半。当时我承受的是最重的,打我也是最厉害的,因为贾青(普教)告诉杨甡甡(队长)是我带的头。

二○○二年九月,队里要求我们每次看见她们(队长)的时候都要问她们好,当时我就不愿意问,可是又有些常人心没有放下,问了几次又总觉得不对,不问她们也不是我没有礼貌,对别人好是用心去对待,而不在于人的这种表达形式,修炼人说出的话就要是真心话,至于每个人好与不好那应该是用宇宙的法理衡量,再说我敬重的是有德的人,而不是他们。有一次晚上,刘玉婵(队长)到我们室里来,我们室内的人没有问她好,她就让我们站起来轮着问,到我这我就不问,并向她证实法,为此,每天晚上干完活回来都让我站到十一点,连站了七天。

二○○二年腊月三十,教养院里举行升国旗仪式,我没有参加。“在这片土地上,大法在这里遭迫害、师父遭诽谤,还有那么多不明真象的人深受其害。”每当我想起这些心里都很难过。杨甡甡(中队长)问我:“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你连升国旗都不去。”我说:“我是中国人,我也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不反对谁,只是这么好的大法不该遭迫害。”她当即就打我一个耳光,又打我一拳。而后就让我罚站,初一晚上,杨甡甡找我说:“你承不承认错,后不后悔?”我说:我没错,我也不后悔。我知道她们是理解不了我的,我又被罚站。

二○○三年二月十三日,队部利用普教犯对我们这些大法弟子搜身,看我们身上是否带有经文,她们要求我们把衣服全部脱掉,我不配合她们,向她们证实法,并告诉她们不该对我们这样,等其他人都检查完了以后,有人(队长)问我,“能不能做到不传抄经文。”她们看我不答应。又问我,“能不能遵守院规院纪。”我说:“我就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她们又说:“那你能不能听这些队长的话。”我还是说:“我就按照大法的标准做。”她们找来王欣(普教)、张阳(普教)对我大打出手,赵阳(队长)看我不服从她们。就用手打我的头,用膝盖顶撞我的前额(当时我是坐在地上的)。她出去了以后,万雅琳(副大队长)進来说:“你连我都不看在眼里,你们的队长就更不看在眼里了。”她狠狠的打了我三个耳光,然后又找来几个普教打我,这些人又凶又狠,我从头到脚满身是伤,她们把印有诽谤大法、诽谤师父的纸张塞到我的内衣里,万雅琳说:“一个连队长话都不听的谁敢要。”她就指使普教把我带到楼下的小号里,刚到小号里,四个普教的人又把我重打一顿,我当时想,只要我做的对,我就不怕。过后,孙波(普教)说,我不管你原来背不背院规院纪,在这里必须背,我一直坚持不背、也不读,她们拿笔来让我写我也不写,晚上看管小号的人告诉我,我的左眼已经是肿的,整个都是青色的,头发在她们打的时候被揪的不像样子。我知道头上被她们朝墙撞已经有好几个大包,夜间站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们开始让我蹲着,蹲了一会,又痛又麻,痛厉害的时候,我就伸伸腿,随即孙波就会上来一顿重打,一天下来,能有十几次,每次都会感到疼痛难忍,因为旧伤没好,又添新伤,最厉害的是腰部往下,特别是大腿,基本上都是青色的,去厕所的时候,两腿已经不听使唤了,走路两腿不由自主的抬得很高,腿脚都往里撇,很无力,吃劲的扶着墙慢慢的走,下蹲的时候很费劲。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坚定到底,不给自己已证悟的一切抹黑,到了晚上她们又让我坐着,她们说:“你不是修炼吗?不炼还不行哪。”双手打着背铐,盘腿坐在地上,夜间,万雅琳進来查房,我跟她说:“如果有车,我要去医院。”她说:“你们修炼人不是没病吗?我说:“是没病,可我这全是外伤,我两腿站立已经很费劲了,我要到医院检查。”她们是害怕见人的,也不会带我去医院的,她说了一些别的,又点着我的名字说:“全院就你一个敢升国旗不去,你就在小号里等着下捕票吧。”我没有丝毫的惧怕,在我遭受邪恶迫害的时候,我背法背的最多的就是师父写的《正念正行》,法能使我坚定,法能使我刚强,第三天早晨又让我蹲着,她们把印有诽谤大法、诽谤师父的纸张,贴在我蹲着能看到的地方;下午一点左右,她们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号里,绑在栏杆上,葛红、王欣、孙波、还有一个,都是普教的人,把师父的法像贴在墙上,(大约七、八张)乱写乱画,诽谤大法、谩骂师父,又把这些往我的内衣内裤里塞,贴在帽子上、衣服上都是。有把着的,压着我的,在我身上写着一些卑鄙、下流的话,折磨我大约有二小时,看这些都不起作用,又强制我蹲着,双手向后两侧高高的抬起,铐绑在小号的栏杆上,她们说:“叫你坐小燕飞机。”直到吃晚饭的时间才放下来,吃完饭,继续蹲着,双手背向身后铐绑在栏杆上,到午夜2点,才把绑在栏杆上的布条解下来,继续蹲着,打着背铐。第四天,中午,从外面進来一个普教(忘记姓名)说:“就她一个没有转化,(指在小号里),来教训教训她。”过来三、四个人把我拳打脚踢了一顿。下午,万雅琳找我到她们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们这要往马三家送人,选来选去觉得你最合适,你有没有什么要准备的。”几天来,对我的迫害,我所承受的非常的大,已经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精神有些不佳,但我心却很平静,无论她们说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折磨我,我都不动心,我就坚信大法,只要我做的对,我就一定坚持到底。第五天,她们让我站起来,我已两腿无力,站不住了,站着就倒。葛红(普教)就将我胳臂平直伸开用布带绑在栏杆上,又是二天,此时非常困倦,常常是控制不住的闭上眼睛,刚一闭上眼睛,看着我的人就叫睁开眼睛,白天、夜晚都是如此,整整六天六夜没让睡觉。以后,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即便让睡觉每晚也只有二、三个小时或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是站着,打着背铐。这段时间我人已被折磨的瘦的皮包骨头,腿肿得平时穿着很宽松的衬裤,此时,就象绷带被绑在腿上,脚肿得又宽又厚,手也是肿的,手脖被手铐铐的破皮凸起很高,因为长时间的光脚站着,脚底与地板之间都粘在一起,往起拔的时候很痛,腿肿胀得上厕所都蹲不下。葛红基本上每天都拿着师父的法像当着我的面糟蹋,说着一些对大法犯罪的话,我身体上的承受是很大的,但我精神上的承受更大,最让我难受的是,侮辱大法、侮辱师父。我一直在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对大法犯罪才是真正的犯罪,我的师父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他是救人的,善恶有报这是天理。有一次,万雅琳進来对我说:“告诉你不要以为教养院管不了你,二中队叫你带的一塌糊涂,没有你,二中队挺好。”我想如果真的把二中队的同修都带动起来,做好我们该做的, 那是我的自豪,可是,我很遗憾,没有做的那么好,我非常敬佩那些做的好的同修,由于长时间的缺少睡眠,身体很疲惫,当精神好一些的时候,我就背法、发正念不管怎样我都要坚定的走过来,正念正行,决不向邪恶妥协,决不答应她们的要求,让其知道大法弟子是好样的。葛红说:“你真是连死都放下了。”她们看我被折磨的已经不成样子,也没动摇我的心,就把我的背铐改为前铐,让我正常时间睡觉,其余时间还是继续站,持续了几天,我感到了承受到了极限,站着已经很费劲了,经常向后或侧边倒,经常头晕、恶心,她们看我到这种程度,也说允许我每天可以少坐一会,,从進小号的那一天到这里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她们准备让我到楼下劳动,当我把在小号里的帽子摘掉后,她们都吃了一惊,我的头发已经白了很多。脚肿得连鞋都穿不上,视力下降得人离我很近我看着都模糊不清。让我洗漱,却不给拿我的洗漱用具,只好用公共手盆,在厕所里捡了一块抹布当毛巾用,我被折磨了一个月,此时,已经全身无力,站着都受困难,连洗衣服的劲都没有。到楼下去干活的时候,上、下楼梯很吃力的把着扶手走,腿脚都是麻木的,手也是麻木的,都不听使唤,走路腿、脚往里撇的很厉害,有的同修看到我,难受的转过头去掉眼泪;在干活方面,她们经常以早交活为借口,中午、晚上不让休息,有时甚至干到下半夜一点。我的手纸用完了,告诉多次就是不给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问别人要,有的人害怕不敢给,有好心人给我一点,我就省着用,真难的。从下去干活到最后离开小号,又是一个月,在那恶劣的环境中,共二个月时间的折磨,用尽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目地就是想把我的意志摧垮,修炼人只要坚定正念,用法衡量,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普教的人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大队部的指使,每天普教的人都要把小号的情况向大队部汇报。

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早晨,活还没有来,她们把人都集中到饭堂里,坐着唱歌,一会儿,杨甡甡(中队长)進来,她们都起立问好,我没有站起来,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没有错,看见你,我也没有必要站起来,她叫我到寝室里站着,一会儿,一块下楼干活了。接近中午的时候,杨甡甡找我说:“你承不承认错,再看到我的时候,你站不站起来?”我说:“我没错,再看到你我也不站。”她说:“给你找个地方反省反省。”接着,把我送到了小号里,晚上,普教的人把我的双手铐在了小号的栏杆上,用布条绑住,夜间,韩建旻進来说:“如果不把你关進来,明天可能就有三个不站起来,后天可能就有十个。”我除了吃饭时间能坐下一会,吃完饭马上就让站起来被铐上,就这样又是四天四夜没让睡觉。第五天开始,是下半夜一点才让睡觉,打着背铐,以后每天都是下半夜一点才让睡觉,经常是因为困倦的站立不住,头撞在小号的栏杆上好几个大包。正是秋天的时候,進小号时,穿着很单薄,以后天气也越来越冷。小号屋里的窗户朝北,对着小号的窗户是打开的,我所在的小号紧挨着窗户,白天,夜晚都是敞开的,白天都很冷,熬到一点,已经困的不成样子,却又被冻的睡不着觉,不给被、褥,只能头枕着手纸睡觉,手打着背铐,连晚上睡觉也不给打开,睡着了,又常常被冻醒,这一次我又被折磨了十八天。(其中只有一夜给了一床褥子)。

以上所写是我在大连教养院女子大队,遭受迫害最重的几次,这也是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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