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农妇做好人反遭恶人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2004年10月31日】一个记者采访我,想要我诽谤大法,我对着麦克风说:“我以前有病,炼了这个功全好了……”──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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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63岁,1996年7月得法。得法前,我身体多病,为了祛病,练了几种气功,但病一直不去根儿。

那时我也求神拜佛。因为我的母亲、奶奶、姥姥都信佛,我也受了影响,小学毕业后就开始看经书,学拜佛,后来又和我的朋友到处搜集了一些经书,成了多种信仰,什么教门的书都拿来看,弄了一大堆,整天忙碌,一心想找一条出路,以后能有一个快乐的归宿。其实我每天心里都在苦恼,今天练练这个功,明天练练那个功,再求求神,不知要走哪条路好,就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家一条大道往上修,他都是些岔道,他修这个,那个干扰;修那个,这个干扰,都在干扰他,他已经修不了了。”我确实修不了了。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得到了大法。当我见到这本《转法轮》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正是我多年来要寻找的真师、真法。我止不住泪流满面,望着要救度我的师父的法像,心又激动又高兴。

我开始了真正的修炼,把原来的东西烧得一干二净,认清正邪,以法为师,和功友在一起修炼,从心里高兴。

1999年风云突变,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好的功法,还有人破坏。6月底的一天,突然各村干部同一时间分头去学员家收书,最少也要交一样东西,还要填表,写上不炼了。我村的支书拿着表格到我家,我不交东西丈夫不干,没有办法,我就给了支书一盘废了的炼功带,支书给我填了表。

支书走后,我想来想去,废了的炼功带也不能给他,上面有大法的东西。我就急忙去他家,对他说:“你给我填的表不算数,要自己填。”他找出来给了我,我就填上了:“坚持炼功,一修到底,做到‘真善忍’。”我向他说:“我要炼功,没有炼功带怎么炼,我要要回我的炼功带。”他把炼功带给了我,大发脾气:“我这就要去镇上交,这一下子你叫我怎么交代。”我拿着炼功带就走了。

这次收书,有的学员把书交上了,经过交流知道交上书不对,没有书怎么修炼,不能听他们的。这一天我们七个人就去了镇政府要书。那里有几个干部保管。我们就向他们证实大法,举了很多例子和自身的体会,后来去了一个王书记,这个人很恶,恶狠狠的把我们骂了一顿,骂我们是反革命,还拘留了我们,一直等着各村的干部到了才放人。

那个时候,功友也经常在一起交流怎样来保护大法,不能叫坏人破坏。99年7月14日,有几个村的学员在一起交流和看师父讲法录像,突然一同修告诉有人攻击大法。听说后,大家都前去参加了这次几千人上访护法。

参加7.14市政府上访的学员都挨了打,还有去北京查回来的都挨了打,我也被他们打了一顿,胳膊两侧被打黑了,有的学员被打得很厉害。拘留的那几天,恶人晚上不让我们睡觉,不是看电视就是念报纸,还要我们长时间的坐在地上,两腿伸直,两臂抬直,有一个青年是个打手,拿着胶皮棍在学员跟前走来走去,点点这个,指指那个,谁不听就挨打。那个时候,我心里很不平,只是想:“你们无论如何动不了我的心。”

7.20这天,村干部领着镇上的干部五、六个人到我家来,说是来看着我。当时我感觉很可笑:你们来看着我干什么,我又没做坏事。我从小就知道行好、行善,现在修炼了法轮功,我才知道做好人还有一个标准,就是“真善忍”。我就向他们洪法。他们只是说,你去不了北京,再一天就知道了。他们白黑看守了我两天,不让我出门,我要给老母亲送饭也跟着我。有一个干部向我说:“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镇上的书记说了话了,今天是我值班,你如果去了北京,我就没有饭碗了,工资就不给了。”

7月22日这天,全体学员都被集合到镇政府,从那开始,镇政府经常叫学员去开会,叫办学习班,干部经常向学员大发脾气镇压,要大家都写保证书,我也逼得没办法,只写了个不练了,用“练”字糊弄他。后来已上网声明全部作废。

一次,各村分组讲座,片长和村干部都跟着,来了一个记者采访我,想要我诽谤法轮功,麦克风抬在我嘴上,我就说:“我以前有病,炼了这个功全好了。我80多岁的老母亲学了这个功身上的病全好了。”说到这里,片长大怒:“住口,谁叫你说好。”后来我才知道要录我的像上电视、上报纸。

那个时候,我们村的学员都被干部暗暗监视,每人看一个,我是被村会计监视。如果去了北京,他们就受处分。那个时候,我一心想去北京证实大法,看着很多同修不断的去北京,我很着急,只因老母亲无人照顾,后来我就经常告诉母亲,大法受到江泽民镇压,这么好的大法不能叫坏人破坏,就应该去证实法,我去证实法你在家就吃点苦也是好事,你也修炼的人,也应该吃点苦,说的母亲同意了,还支持我去。

2000年6月5日,我们四个学员步行前去北京,她们3人家住潍坊市里,这是第2次去北京,上次坐车,这次步行。我们走在路上也吃了很多苦。那位于大姐60多岁,体重150多斤,走在最前面,两脚水泡从没说过疼。小高是大学生,在单位里是位干部,出入有专车,这次两脚走的起了水泡,从不叫苦。小胥身轻如飞,买饭、打水、找住宿、寻路她走在最前面,还帮着别人拿着东西。我的两脚也有水泡,腿也感觉很疼,走一段路就落在后边,小胥就等我走上去,拉着我的手一块走,和我交流鼓励我。

她们3人心性很高。走在路上、饭店、住宿,有人问,她们就照实话告诉人们大法的真象。但是我还抱着一种怕心,老是害怕说了实话再有人举报,走不到北京。步行在第10天上,走到一个饭店,那个口善心非的饭店老板偷偷的给公安局打了电话,举报了我们。我现在悟到,因为我有怕心邪恶钻了空子,如果4个人的心都很纯净,就不会有人举报。公安车把我们拉到公安局,单个问,去北京上访干什么,我们都说的一样:“去北京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法轮功不是邪的,是正的,祛病健身,修炼‘真善忍’。”我们又向他们讲清真象,证实大法。后来我们被拉到拘留所,在那里拘留了三天,里面有些大法弟子暗暗送经文给我们看,她们每天都学法炼功,炼功时,犯人还主动的给她们监视着警察,因为那些犯人已经明白了大法真象,有的犯人还学着炼功,背经文,想释放后回家炼。

三天后,来车把我们拉到镇政府,那些干部把我们围起来,问了问是去北京上访的,就开始打,不多时就把我打的晕了过去,又给我泼上凉水,隐隐约约听着那个头头说:“你们村里不要你了,打电话都打不通了,赶快把她丢在井里算了。”一直等到村干部和家人到了,才把我扶了起来。我坐在连椅不能动,一动就晕过去,女儿扶我出来门口几步我就一下晕了过去,在草地上躺了有一个小时。第二天干部看我身体不行,用车把我送到了医院。

我在住院期间,镇政府开大会,书记褚永生还叫人从医院把我抬去示众,我村的治保主任说我已经挂上吊瓶了,不能来,这才完事。

住院到第七天,家人把我接回家。第二天,褚永生知道了,把我叫到镇上,向我大发脾气,要拘留我15天,又要我干活,还要我拿20000元,我就是一句话:“我没有钱。”邻村那个负责迫害法轮功的干部陈永华叫我拿6000元钱。后来我村的治保主任请了客,褚才同意叫我拿2000元。

从此迫害越来越重,我经常被逼到镇政府开会,逼写保证、找保人……邪恶头头还命令学员每天早晚两次向村干部回报,外出要当天回来,如果回不来必须先请假。这一天,我要去女儿家伺候月子,借此去了村长家,守着他的妻子给他俩讲清真象,政府这样对待我,对不对?他对我说:“村里都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炼着好就在家偷着炼,别去北京,你去北京俺受处分,你得给俺当干部的留个面子。”

2000年10月一天,陈永华开车来抓我。这一天开始抓人,我是第一个被抓去的。一進去就看见李爱英被打,床腿粗的棍子被打成三半截,后来又去了一个姓杨的,都叫他杨部长,用脚一脚一脚踢她的脸,把她的两只眼睛全踢黑了。他们把她拖到另一间屋后,就开始打我,逼我趴在椅子上,用了根木板,从上到下的打,最后打我的踝骨、脚,打得骨头好像裂了,把我的头发揪下一把。拖走我,接着就打老陈,老陈和李爱英是头一天去北京上访拉回来的。叫老陈坐在地上,把腿放在连椅上,用那根木板不住的打他腿上的踝骨,打得他直叫。这个褚永生很恶,打人很厉害,这时陆续的進来几个学员,他们看我脸色发黄,扶我去厕所,刚走两步我就晕了过去。

被抓来的学员都拘留了,每天有人被打。有一天,连续打了9个人,都打得躺在地上,有的学员被连打好几次,有的打得晕过去,泼上凉水,醒来再打,高继升背铐着手被打得厉害,他老婆被打得晕过去多时不醒,被送去医院。那一天玄成喜被活活打死。

这次我被拘留了20天。临走时要交600元,我丈夫拿着500元钱,陈不让,硬逼迫我写保证,要写上如果再去北京就交10万元。

回家后,陈永华经常去我家骚扰,要我去洗脑班,逼得我躲来躲去。2001年2月,陈永华又开车来我家,要拉我去洗脑班,我坚决不去,我的丈夫胆小,也帮着他拉我去。到了洗脑班,看见有几个学员都邪悟了,当了帮教,为610办事,破坏大法,不敬师父。我心里很难过,止不住落泪。

第二天,陈永华开着车还拉着几个打手到我家来,说我不转化,要把我拉到镇上拘留20天,我说80岁的老母亲病了,我不能走。昨天晚上我母亲确实病了,连拉带吐。我告诉丈夫陈这一夥,硬要拉我去镇政府,我丈夫也急忙阻拦,说我不能去,如果去了我娘无人照顾。这样,陈就命令我丈夫在家看守我20天,不让我出门,出入挂锁。

在我一次次受到迫害中,我丈夫的心灵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江泽民谎言的宣传中,他受到了严重的毒害,他胆小、固执,为了家庭少受损失,始终顺从邪恶。但是,在这些年来,在我身体的变化上,在我的正念正行中,他也感受到了大法是正的,他心中已明白真象。

江泽民镇压大法,蒙骗了广大老百姓,我们要抓紧时间,向世人讲清真象,救度他们,这是自己的重大任务,做好目前要做的三件事情,做到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达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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