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邪恶从天而降，夺走了我们修炼的好环境，江××集团开始利用电视、报纸等国家宣传机器，大肆栽赃陷害、造谣诬蔑大法和我们的师父。那时我们感觉好像是晴天霹雳一般，没有了我们的生存环境一样，压的我们透不过气来。但是我们心中只有一念，坚信师父，修炼大法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的新生是师父给的。
2000年的4月，我和母亲去北京上访，想用自己的受益经过讲一句真话，一句公道话。可是上访的地方变成了抓人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广场。那里的游人不多，警车警察遍地都是，只要说是为法轮功上访，就要抓起来，他们非法把我们抓到了天安门派出所，关入一个大铁笼子里。里面关的都是全国各地来的大法弟子，几个小时后，都各自被当地派出所拉走。就这样我和母亲第一次被非法扣上“扰乱社会秩序”的帽子拘留了十五天。
在2000年阴历四月初八，我和我母亲因去表姐（修炼人）家串门，又扣上了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第二次被非法抄家，并非法关押十五天，表姐被非法判一年半劳教。
就在同年的7月10日早晨五点多钟，区政法委，街办事处，派出所，居委会等用欺骗的手段，以上级要找我们谈心为借口，非法把我们老少三口绑架到了派出所，不让亲属接见我们，还恶言恶语对待我们。有一个恶警竟然抢过我女儿手中的矿泉水瓶，一扔十几米远，女儿含着泪还在劝我说：“妈妈，我们是师父的弟子要坚强，我不渴，我不喝。”当时我捡起瓶子去质问那恶警时，他只是后退，不敢承认。
不法人员们用同样的手段骗来了很多大法弟子，集中关押到派出所的后院，派人看着。我们找他们讲理时，他们竟然大打出手，孩子，老人，都不放过，四五个警察围攻一个手无寸铁的大法弟子。我被五六个警察抓住，其中还有一个所长揪住我的头发，使劲拽，拽下了一把头发来。不法人员们用暴力的手段强行把我们那个区的大法弟子劫持到了一个学校搞所谓的“转化班”强制洗脑，他们使用的招术是伪善、欺骗、折磨，软硬兼施的手段，妄图逐个瓦解大法弟子的意志。
由于我不配合不法人员们的一切，区政法委书记打了我两个耳光，把我再 一次非法关押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期间，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每天都在背法，用自己的经历去给其他犯人讲真象，讲大法的美好。 恶警开始迫害我们，罚站，不许睡觉，戴手铐，脚镣，拿胶棍打，打耳光，捏鼻子，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着大法弟子，一边说：“谁打你们了，谁打你们了”，这真是睁着眼说瞎话，明摆着的事实都不承认。
我被非法拘留三十天后，又非法判劳教一年。当他们让我在劳教票上签字时，我质问他们说：“为什么给我判劳教”，他们只是说我“扰乱社会秩序”，我又问“我们难道在家呆着也违反法律吗？在家睡也扰乱社会秩序，你们说在哪不扰乱？有的大法弟子家有十几口修炼，就可以扣一个非法聚集的罪名随便抓人吗？还有法律可言吗？你们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他们一言不发，无言可对，拿着空白票无可奈何的走了。
没过几天，正是中秋节，不法人员们把我劫持到了天津市板桥劳教所。那里的环境更加恶劣，当天晚上大队开所谓的“联欢会”，其实是诬蔑师父和大法。当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大哭起来，眼泪止不住的流，我想站起来喊，几个包夹把我按住，一直在求我说“别难为我们，如果你有什么事，就要给我们加期”。当时我并没有站在法上为她们负责，使得她们继续助纣为虐；而是站在了人上，用人心可怜了她们，没喊出来，回队后又后悔。
队长们逼迫我们超时劳动，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超体力劳动，扛大包（每包100-120斤），强制洗脑，四五个已被洗脑邪悟的人围攻一个大法弟子，施加精神压力，我一次又一次的被洗脑迫害。由于自己的学法不深，慢慢被人带动，在头脑不清楚、不明白的情况下，被邪悟的人蒙蔽欺骗，走了一条弯路。2001年5月我被释放后，在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我又重新清醒明白了，要加倍弥补造成的损失。
我刚回家不到一个月，我母亲因讲真象，发真象资料，于2001年6月又被非法绑架，判两年劳教，在建新劳教所里也是受尽折磨，每天也是超时劳动，造成了腰椎间盘膨起，使两腿疼痛难忍，走路需两人扶着走，身体极度虚弱。不接受洗脑，不法人员就不让购物，处处为难我母亲。母亲于2002年11月释放回家。
与此同时，恶警韩明经常到我家骚扰、监视，还雇佣汽车司机、小卖部的人，邻居，监视监控我们。在2002年8月，我因给一个大法弟子家看了两天孩子，当时孩子的姥姥在劳教所，孩子的妈妈流离失所，孩子放假来看有病的姥爷，孩子的姥爷有病不能照顾孩子，托我照看两天。没想到因为做好事，帮助别人，公安分局恶警马玉起半夜带领十几人，把门骗开强行抄家。
我便马上带着女儿下楼去，我一边走，一边喊：“善良的人们看看啊！善良的人在遭受迫害”。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我没有了怕，心态很稳，心中只有一念，揭露邪恶、讲清真象。果然，不但老百姓静静的在听着，就连十几个恶警都在那一动不动的听着，真的被定住了一样，我把不法人员们的所有罪行，所作所为都暴露在老百姓面前，有力的震慑了邪恶。
不法警察把我和女儿绑架到街道办事处呆了十天，我就讲了十天的真象，最后放我们回家。分局，派出所不但多次非法抄我的家，还多次非法撬我们家的防盗门，撬烂了两个防盗门，并扬言说：“你不给我们钥匙开门，我们也会配钥匙進你家。”
当时我指问他们说：“你们知法犯法，你们的所作所为和强盗有什么两样，我要告你们，如果我们有什么事，就是你们迫害所致。”
从那以后不法人员们的犯罪行为收敛了不少，但他们无法无天，无人敢管。我们母女俩每天依然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恐怕那些恶警会半夜破门而入，我们已经是人身安全和生命没有了保障。
后来，不法人员们为了好监控我的行踪，把我安排到了居委会工作，表面好像解决我的经济困难，实质控制我的自由，怕我去北京上访；他们一会儿看不到我，就到处找我，问别人看到我没有。 2002年的十月一日，我突然接到北京表姐的电话，说我大姨病危，那天我正好值班，我听到消息后马上写了请假条留给主任，带着孩子急忙赶到了北京医院。第二天，我们区里街道派人开车到北京强制的把我们母女俩带回来。
今年我女儿十一岁，已修炼六年多了，在这几年的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跟着我与我母亲一起，经历了大风大浪，在邪恶的迫害下，几经魔难，吃了不少苦。公安局、派出所不法人员曾到孩子的学校去骚扰，恐吓孩子，并把孩子修炼的情况告知校长，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并没有被他们的不法行为吓倒，并且在学校表现得非常好，她时刻牢记师父的话，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去做一个更好的人，学校老师们对她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虽然现在我已不在居委会上班，但我和我母亲经常到居委会讲真象，现在他们的观念都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