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体会，作为一个学生，平时在学校要在学好知识的同时修好自己。我们做的好是应该的，同时这样也体现了大法真实的一面，同学们也更易和我们接触。要联系广一些，多结识一些同学，平时有空时多给一些外地同学们、老师们联系，多讲一下。
我上高中时，大法开始受到全面迫害。我就在班里给同学们讲真象。我常给同学们讲讲我从传单上看到的一些“罪证”的虚假之处，但忽略了讲我自身身心受益的事实。我想讲自己的亲身感受很有说服力。我还给任课老师写信讲了此事。那时我感觉很多同学听了后都明白了很多。后来我上高二时。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了。学校里开始批判大法，班主任知道我的情况后跟我谈，劝我别信了。我当时没有说不炼了，感觉有压力，就给家里写信说他们要是再逼我我就不上学了，结果家长不同意。
后来学校组织班主任在班上说大法的坏话，我只好听着。当时我想：在班里，班主任说一句话顶我说十句的，我若明着对他说“不”，后果反而不好。以后我就不讲了，同时心中有个观念：我上不上学无所谓，关键是我们学生听到真象不容易，我要留下来找机会以后讲给他们。
上高三时我想我不能沉默了，就又开始给同学们讲了，同时想办法不让班主任知道。一次我在讲台上演讲时，说的就是此事（没明说，当我一提大家差不多都明白说的是这件事）。我说：“冤案，或许只有在他平反后大家才知道他是清白的。就如同刘少奇主席的冤案，在他平反前。有谁会相信他是清白的呢？因为当时“铁证如山”。媒体就这样报导的。别人也都这样认为，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不是以人怎样认为为发展的。十几年后。刘少奇主席平反了。在此之前有谁会想到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临近高考时，我想同学们以后要各奔东西了，我得抓紧讲呀。即使学校知道了我也不怕。一来我成绩可以，二来我们快高考了，学校也不会轻易对我怎样。那时我想了很多办法。
一次，我想在讲台上公开说几句，但外面有任课老师，我没敢讲。从讲台上下来后，心中特懊悔，感觉浪费了好机会。我想等晚自习时我一定要在班上说出来。上晚自习了，我先去看看班主任在干嘛。一看他在办公室呢。正好有个女生找他，我一看班主任现在脱不开身，我就马上回到班里，站着和同学们说了几句别的后，就说：“有人说镇压法轮功是冤案，我想说不定就是。希望大家能记住，可能以后会用得到。”说完我就坐下了。听旁边有人说：“真敢说呀。”
后来我想这样讲太慢了，这样多的学生，我该怎样办呢？我想要不我凌晨从宿舍楼窗台跳出去、在宿舍楼旁边墙上写几句话，这样看到的学生就多了。计划好了后又感觉不妥，想找个更好的办法。后来有同学问我能否陪他搬到校外去住，我一想正好，这样出入学校就方便了。
我在外面住了一阵后，定好了计划，要半夜去学校里写真象的话。我事先买了很多新水票（学生打热水用的），在上面写上几句真象话。我想水票只要在学生手里流通开，知道真象的学生就很多了。
半夜我起来到了学校，一路上发着正念，一路没碰见人，就在西门钻了進去（门口没人看管）。我先把那些水票发在一些学生宿舍门口，又来到我宿舍楼旁的墙边，在墙上用粉笔写上：镇压法轮功是冤案！法轮功是清白的！李洪志先生是清白的！一切很顺利，写完后我就从西门钻出去了。这时正好有个人要从西门往里進学校，真是一切都有师父保护啊，否则我若刚到学校时碰见人的话，我可能这次進学校的行动的信心就没那样大了。
高考前我讲真象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给别的学校同学写讲真象的信，送到他们班窗台上；自己在扑克牌上写几句真象话，半夜起来发给宿舍楼别的寝室里。我用了很多精力，但高考成绩反比平时还好，信师父的肯定没错！
以前我总是不敢在学校大范围的讲，怕自己被开除而失去让同学们听到真象的机会。现在我想：只要自己正念强，谁敢开除我呢？如果没有邪恶的控制，谁敢把我怎样呢？我这样的担心，不是用人心对待这场迫害吗？师父说：“正法中用正念、不用人心”。我这样担心开除，不是不信师父说的正念的威力吗？我要发好正念，同时抓紧对身边同学（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包括）讲真象。
现在我试着开始在多种场合给周围同学讲了。比如：去餐厅吃饭时，或在自习室上自习时和坐在周围的同学们聊一会儿，然后以第三者的身份提一下这件事。比如问他们，同学你家是哪的，你那以前学法轮功的人多不多，我们那学法轮功的很多，不过都很善良，不象电视上说的。可能这样说力度不够，但这样比以前顾虑重重不敢说强多了。当然我们给学生讲真象要注意方式，不能蛮干。我想我们只要重视这件事，坚信师父，多动脑，肯定有办法解决。
学校里的学生很多，我想我们学校里的同修们责任很大呀。学生同修们，老师同修们，让我们联起手来，放下人心，多想办法，把真象讲给学校里的众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