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刘素香遭酷刑折磨


【明慧网2004年11月9日】我叫刘素香,女,48岁,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崔庙镇丁庄村法轮大法弟子,96年秋修炼法轮大法。

1999年7.20邪恶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学员开始公开的迫害。8月崔庙镇政法委把我抓去逼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因不写保证,我被送往阜城县公安局。一進门,政保股长魏召田就指使几个恶徒打耳光,我被打倒在地,于是大声喊:“打人啦!打人啦!”政保股办公室在二楼,楼下屋里的人都跑出来仰面观望。魏召田掐着我的后脖子,两恶徒在后面推搡着弄上了楼。我被打破了鼻子,白褂子前身全被血染红了。

11月中旬,我去北京证实大法,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公安局的恶警们把我一手从肩向下一手从后向上铐住(叫“背铐”,也叫“二郎背山”)紧铐子,然后在手与背之间垫大法书、酒瓶子;把大法书一张张撕下往我嘴里塞,胳膊象掉了似的疼痛,冷汗把衣服全都湿透了。我被迫面向墙站着,头不能抬起来,他们用细铁棍不停的抽打、踢;他们在背后一踢,我的头就撞到墙上,踢得越猛撞得越狠。约7小时后松开手铐,我的胳膊、手指头都不会动了,手的厚度是原来的三倍,手背成球面状,手腕的深沟宽如小指,往外渗黄水。我一天没吃饭也没喝一口水。

晚上,把我送到一个象是临时拘押大法弟子的地方,两人铐在一起。次日天刚亮阜城公安局的人就到了,政保股长魏召田对我满口流氓话,大骂不止。在县拘留所关了一个月,罚了3000元钱。我从拘留所出来好象都不会走道儿了,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母亲(大法弟子),告诉我小弟和大弟媳去北京证实大法被抓回来,罚10000元赎人,指着旁边三个骑摩托车的人说:“看,等着拿钱呢!到哪去借啊?!我被释放出来借钱,罚我200元。”

2000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看《转法轮》,镇政法委书记曲东武、执法队长刘元才等六、七个人闯入我家,把我绑架到汽车上,11岁的儿子和两个女儿站在车前哭着央求不要带走妈妈,邻居老太太也求情,都无济于事。途中曲东武问我:“还炼不?”我说:“炼。”

我到镇政府被打后,关到一间屋子里,屋子里面仅有一张床也搬出去了。此日早晨,不修炼的丈夫去问情况,被关到车库里。三、四个恶徒用笤帚对我边打边问我炼不炼, 笤帚把儿打没了,只剩下头才停止。下午,他们脱去我的棉袄、鞋(被抓时不让穿棉裤和袜子)、光着脚,我穿着单裤、单褂和大曹庄的同修红维站在南墙北面阴处冻了半天,冻得发抖,就炼功抱轮。以后每天从早晨到上半夜都这样。第三天下午,三个恶徒用刷子凿我脑袋,到后来我也不知道疼了,都木了;又拿着热水瓶在我头顶上威胁要用开水浇我。后来村干部到镇上说我家的棉花地里的草把棉花都吃了,要求放我回家,因我不配合邪恶要求,他们不放我。这次被非法关押5天。后来又因为我签名向全国人大反映法轮大法真象被抓去折磨两天。

2000年5月初,我和妹妹刘建新去北京证实大法。农历四月初八上午8点多钟,在天安门广场被抓,送到现在的天安门公安局。下午崔庙镇镇长刘新荣、派出所所长王秋生到北京押解我们姐妹俩,王秋生对我连骂带侮辱,很下流,一耳光打破了我的鼻子,血一滴接一滴的流。他又借机侮辱,把我和妹妹铐在一起,塞進车后面的工具箱里,怕我们死在里头,不到300公里的路程,途中停车检查两次。

到镇上,一下车,镇政府大院内就围上来了一圈人,对我们乱打乱踢一顿,之后把我们推到屋子里,十几个恶徒站一圈。我村的年轻同修郑福胜被他们逼着跪在中间,我被他们象踢足球一样踢来踢去,倒在谁跟前谁就再接着踢,踢一脚就问一句:“还上北京不?”踢一阵子后,用早已准备好的水泡过的木椅子腿打手心,眼看着手变成青紫色,臀部、大腿全都被打成黑紫色,跟茄子一样。20多天后我的手象坏死了,还没知觉,走路、坐都很艰难,坐下起不来。我的长发乱得像疯子一样。妹妹说,看见我被恶警抓着头发往墙上撞。我自己已没有这个记忆了,只觉得头疼、麻木。他们折磨够了,逼我趴在床底下,头向外伸着,看他们打妹妹。妹妹被打、踢得在地上滚。恶徒们把我从床底下拽出来,弄到门外跪在直径约5-6公分的棍子上,嘴里叼着啤酒瓶子,瓶子掉了还打。屋里还在继续打着我妹妹和本村的同修张瑞珍。一小时后,把我弄到一间黑屋里,一个醉汉用鞋左右开弓打我的脸,一边打,一边喷着酒气问:“还炼不?”我的脸全肿了,眼也睁不开了,嘴也张不开。打完后,又把我送到一个地方,里面关了很多坚定的大法弟子,大弟弟刘秋生也在里面。我视线模糊,凑到跟前才认出大曹庄同修王素清、马培芝,他们的脸肿得老大,再细看下去,原来这里关的都是熟悉的同修,他(她)们的脸全变形了。恶徒们把被打得眼青鼻肿的大法弟子叫“熊猫”。同修们告诉我,他(她)们从昨天上午8点被折磨到今天凌晨2点,王素清被打得嘴里往外流血。毒打后,恶徒们从头上浇凉水,往身上泼水,叫我们跪棍,叼水瓢(里面有水),端水盆等,用各种办法摧残折磨。

2000年7月,几个恶徒又无故把我绑架到崔庙镇政府,3天后关進阜城县看守所,在那里因我们集体背诵《洪吟》,把我双手高举铐在窗棂上一夜,黎明前昏死过去才松开。苏醒后所长宋合臣又给我和同修吴金红、时艳芬上吊铐。晚上死铐,无法洗脸、吃饭,好心的大姐马宪英(不修炼)给我擦脸、喂饭、喂水果,我很过意不去。反铐时,我让她把水放在炕沿上,我可以不用手端跪着喝。那里从来没让人吃饱过,咸菜很臭很臭。大家无法躺着睡觉,大小便也不给松铐,吊铐时,就更困难,小便由马大姐和几位好心人用盆接,大便时,马大姐把两个便盆桶摞起来,为避免男狱卒,用东西遮挡一下,这样我熬过了6天6夜。

宋合臣不让炼功,我说:“修炼人哪能不炼功呢?”他给我戴上脚镣,逼我在院内趟镣,牢里面的人都把着铁栏杆看着我,很多人向我伸出大拇指。走了7圈,我的腿上、脚镣上都是血了(现在腿上还有疤痕)。从此我开创了自己炼功的环境。

我没上过学,识字不多,请同修教我背《洪吟》、《论语》和经文,闭上眼睛看见眼前都是字。这期间丈夫来看过我一次,他看到我那样子流泪了。他不会做饭,带着三个孩子,又喂着牛,又忙地里的活,面黄肌瘦。

9月我被非法判劳教2年,要送到河北省石家庄劳教所。临上车前我问公安局的人我家人是否知道,回答说我家没人接电话,其实我家从来也没安过电话。丈夫拿钱到县公安局去赎我,后来又听说我被送石家庄劳教所去了,又到县里想把我弄回来,所花的钱、所罚的钱以及对我一次次的折腾,10000多元就这样没了,在我们这个贫困的农村这可是天文数字。

到劳教所,我被分配到四大队。進队第二天,队长带我去服装厂,这里被奴役的人们早上6点起床,工作到夜里12点或凌晨2点,除了吃饭时间,就去当牛马、当机器。我不干,队长问原因,我说家里的活有的是,我没犯罪,何必到这里来干活?她说:“这里的衣服(劳教衣)你不穿,活不干,你来干什么来了?”我说我炼功做好人,我根本就没犯罪!我不服从他们管理,到处走动。有一次同修传看手抄师父经文被队长发现拿去了,我从她手里抢过来填到嘴里。她说我吃了,气急败坏,把我铐在上下铺的上铺边上,白天站着铐夜里躺着铐两天。

一天,我约同修们早晨排队报完数集体炼功,队长叫来男恶警凶恶的踢大家,把我拽到屋里摔到地上,头上摔出鸡蛋大的疙瘩,我被铐在上铺边上9天9夜,每天只让睡几个小时。同修们见我被折磨,集体绝食反迫害。他们把我调到5大队。5大队已有20几位同修先后绝食。为勾引我们的食欲,做好的饭菜,让我们在饭堂排队站着看别人吃饭。20天后,我和先绝食的同修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刘队长(女)逼着我们把床从2楼搬到3楼,从3楼又搬到2楼,来回倒腾,打扫厕所,擦地,擦高处的水管、灯等,反正不让闲着。

绝食一个月一天早晨,饭堂大门没开,聚集了2000多人等着吃饭,我在楼口台子上炼功,队长看到,把我往高处的管子上铐,先后用了三个手铐也没铐上,他怀疑手铐坏了,只好铐在低处。那时我站立已经很吃力了。约过了一个小时,拉我强行灌食,5个人分别按着头、胳膊、腿,“大”字形,仰卧在床上,用勺子压住舌头,鼻孔插胃管。管子插入气管,憋的很难受,手又不能去拔管子,喊又喊不出来,全身动不了,痛苦的挣扎……我苏醒后,恶警接着又被继续灌,很咸。过后我全身发烧,都吐出来了,吐过后全身发冷,盖两床被子还抖作一团。监控叫来狱医(女)看过说:“没事”就走了。冷过之后发高烧,一位被灌过食的同修一夜没睡给我冷敷,照顾。她绝食的时间也很长了,身体极度虚弱。次日起床时,我全身一点劲也没有,穿衣服都很发愁,大腿还没有小腿粗,骨瘦如柴,牙龈萎缩,连牙根都露出来了,发音很困难。恶警迫我去擦地,哪来到力气去擦?一间小厕所很长时间才擦完,坐在里面动不了。这场迫害之后,不再让我们去食堂看人吃饭了,而是站着等人们回来,叫我们搬床,擦地,擦厕所等。

我绝食33天,被强行灌食6次,最后两次是很咸的盐水,很多同修被灌过之后都吐。一天早晨起床后,我去放被、枕,发现那屋里铐一位同修,已铐了一夜了。我把此事告诉了同修们,大家在楼道里集体炼功抗议迫害。我和两位同修被叫到队长办公室,一進门我就感觉進入魔窟了,队长刘志英指使一恶徒用锻炼身体的剑抽打一位同修的背部。我喊:“不许打人!”她冲向了我,用剑把子打我的头,把我弄到楼底下站着(抬不起头来)。折磨完那两位同修后,把我叫上去,关上门,扒去外衣,接着就是这个一脚,那个一拳的围着打,踹跪下,又踢起来。如此反复好几次,最后一次把我踹跪下用胶带一层一层的把我嘴封起来,他们看着我狂笑。两个男恶警戴上手套,用小手指粗的绳子从两手腕螺旋往上缠到肩膀,再把两小臂拉到背后向上提到肩胛上部捆住,无法用语言表达那种痛苦。黄豆大的汗珠往下流,全身象水洗的一样。他们用橡皮棍没头没脑的打。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解开绳子,我的两臂已经没有知觉,耷拉着不会动,小手指的深沟里渗黄水。这种酷刑叫“上绳”。他们拿我两手缓缓的活动者,时间不长又上第二次绳,酷刑后,同修们见我被折磨的惨状都哭了。

同修们一直抵制奴役劳动,发展到罢工。一天早晨8点多钟,我被叫到队长办公室,刘志英说是我操纵的,扒掉我衣服用电棍电,我不停的喊:“铲除邪恶,铲除邪恶!”她说:“我叫你铲除邪恶!”电我的嘴、脸、头,后来就不分什么部位的电,用橡皮棍打。电棍的电不足了,再换充足了的,换了充,充了换。我全身都软了,一点劲也没有,脑袋也呆滞了。啪啪的电击声,烧焦的皮肉味,橡胶棍子的毒打声和恶警们的凶残阵势,这一幅幅恐怖画面,构成了十足的人间地狱!

恶徒们还嫌不够,又叫来上次给我上绳的恶警再次施“上绳”酷刑。刘志英说:“这根绳子特意给素香买的。” 绳子缠断了,接个疙瘩再上。一直到中午打饭时这场残酷的迫害才停止(现在左臂上仍留着绳索的疤痕)。他们不放我回宿舍,弄到他们值班室宿舍罚站,不许靠墙,不许睡觉,3天3夜,我進入昏迷状态。刘志英趁机逼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威胁说不写还上绳,我不理它。她搂着我的肩膀到饭堂去,后面跟着两个男恶警,一个手里拿着电棍,一个拿着警棍,進里后,刘走了,两恶警逼问我写不写,我说不识字,它就用电棍电我的嘴。我的体力和精力超越了极限倒在地上,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破的,血止不住的流,电棍指着我的嘴继续逼问,我斩钉截铁的说:“不写!珍惜大法就是珍惜生命!”我拼命鼓足全身的力气喊:“打死人啦!”恶警们却吓跑了。这次被折磨后,很长时间身上还到处是大块的紫斑。恶徒们经常在深夜对大法弟子施酷刑。我在监控那里发现刘志英替我写的保证书撕掉了。

不久我被调到3大队,同修们见我全身是伤,两臂绳痕的伤沟很深往外渗黄水,两脚大趾甲也脱落了,都为我难过。邪恶之徒和犹大们不让坚修大法的弟子睡觉、精神摧残、酷刑洗脑。鉴于这种情况,我和一部分同修们绝食反迫害,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这期间我和另两位同修被调到304中队。我发现原来表现很坚定的学员到这里很快被所谓“转化”和邪悟,怀疑食物中被放了东西,我更要坚持继续绝食。恶警们拿鸡蛋、小饼干、西瓜等想让我吃,看我还不屈服,张队长给我上“斜拉铐”(即一手在斜上方,一手在斜下方,两脚站立方向不一致,且一只脚只能刚着地)时间稍长,闹心难过,两脚不住的动来动去,本能的想依此得以缓解,鞋掉了也穿不上,光着脚挣扎着。原来开着风扇,上铐就关上了,汗就可想而知。我体会到“欲生不能,欲死不得”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了。精致的食品、鸡蛋就在眼前窗台摆着,我熬过了一天零大半夜,早饭前松开手铐。张、王两队长叫我去吃饭,我不吃,就用电棍把我电倒在地上反铐双手,用竹片往我嘴里塞毛巾。电击皮肉冒出的是烟还是热气分不清了,发出的气味难闻极了,我痛苦的打着滚、挣扎着。10分钟后,拽掉毛巾,他们一个拿着馒头,一个拿着电棍,凑到嘴跟前,逼问吃不吃;“吃了就没事,不吃还电!”又把我双手左右分开铐上,犹大们围着。屡遭酷刑,身体越来越不行,上厕所都需要人架着,直到现在,路走多了腿就跛。

我受刑期间,家中两次来人看我不叫接见。2002年1月,丈夫死于非命,村干部和邻居经县公安局到劳教所要求准许我请假回家办理丧事(尸体在家停了20多天)。回家后我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村里的乡亲们说劳教所大队长散布谎言说:刘素香不回去,不见村干部,不要家了。我回家几天后,回娘家看望老母亲,大弟弟刚和我说了几句话的功夫,崔庙镇政法委书记李玉良(新任)指使3恶徒闯入我家,阜城县公安局来了20多个恶警把我母亲打倒在地起不来,弟弟被他们扭着胳膊,两个人抓着头发,打着、踢着弄上汽车;老母亲被4个恶徒抬着胳膊、腿(仰面,头向后耷拉着,情景很惨),扔在车里。副局长寇文通,恶警张志军让母亲看着把弟弟绑架到椅子上打,母亲看着弟弟,弟弟看着母亲。弟弟被打昏死过去。2002年2月22日坚定的大法弟子,我的弟弟刘秋生被迫害致死。

在以后的日子里,镇政府的恶徒们逢年过节、“敏感日”或中共有什么会议,总少不了来骚扰。

崔庙镇党委书记刘新荣电话:0318─4623359(宅电)、0318─4828462(办公室)、手机:1393182428,13803188089
崔庙镇法委书记李玉良:先后有三个手机:13131836243、13785830619、13013276207.家宅电话:0318─4715370,4728637
原崔庙镇政法委书记曲东武
通讯地址: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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