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节选)

【明慧网2004年12月2日】大纪元新闻网12月1日发表题为《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的评论文章。以下是该文节选。

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五千万以上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半个多月前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

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如果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五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文革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残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

当中国人也开始步入电脑时代、宇航时代,也可以私下谈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极度恶心的暴行已经过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轨了。

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当中共发现有这么一个团体无惧于它们的酷刑和虐杀时,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疯狂,而这个受到迫害的团体就是法轮功。

如果说,红卫兵的武斗和广西的吃人还是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为目的,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结果一条人命的话,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目的却是要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残忍酷刑常常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而失去生命。

法轮功的修炼者历尽九死一生记录下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超过百种酷刑,以下仅举几例:

毒打是虐待法轮功学员最经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头直接打学员,也唆使犯人毒打学员。有的学员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和截肢的。还有用劲狠捏男学员的睾丸,狠踢女学员阴部。学员不屈服就接着再用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还要被用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电,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时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头以图后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电刑也是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电棍电学员的敏感部位,口腔、头顶、前胸、阴部、女学员乳房、男学员阴茎、臀部、大腿、脚底,有的到处乱电,用多根电棍电,直至有烧焦烧糊,糊味到处能闻到,伤处紫黑。有时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警察经常使用10根或更多电棍同时施暴,电击时间长。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连续放电时,发出蓝光,伴随着刺耳的啪啪声。电在人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又像被蛇咬。每放电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样痛。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更高功率和电压的电棍更加凶猛,电在头上就如同用锤子砸头一样。

用烟头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等,用打火机烧手,烧阴毛,将铁条在电炉上烧红后,压在双腿上烙烫,用烧红的煤烙学员的脸,把备受酷刑折磨后还有呼吸心跳的学员活活烧死,对外称其为“自焚”。

专门毒打女学员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强奸”,“轮奸”,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用打火机烧乳头,用电棍插入阴道。将4把牙刷捆绑一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搓转。用火钩钩女学员的阴部。女学员被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其两个乳头穿一起过电。把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将“恐怖约束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诬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河南省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四名法轮功学员被“约束衣”残害致死。

还有将学员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他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

文章在“党内残酷斗争”一节中指出:

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

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

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文章在“输出革命,海外杀人”一节中写道:

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三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八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着《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二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可以说,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贻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

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二十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

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与救助,反而在国内拚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

在“家庭的毁灭”一节中,文章写道: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民间是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

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

按照日本日本读卖新闻的报导,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

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她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知道她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天,沈阳法院与他们的一段对话:“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她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她执意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这位五十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不了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

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

文章在“杀人模式及后果”一节中总结道:

(一)共产党杀人的理论指导

共产党常常吹捧自己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恶。它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知识份子,用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贩卖彻底的无神论,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统治国家,同时又结合并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文化中背离传统的最恶部份。

中共用它发明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框架模式来改造世界,保证其一党独裁。其理论分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份。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巩固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政权,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进行革命。这其中包括:

1、杀地主解决农村生产关系。
2、杀资本家解决城市生产关系。

在上层建筑层面,杀人也在反复进行,为的是保障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其中包括:

1、解决知识份子对党的政治态度问题。

中共长期以来反复多次发动“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洗脑诛心,令知识份子斯文扫地,一些在知识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包括仗义执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

2、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而发动文革杀人。

先是从党内到党外发动群众运动,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教育等领域杀起。先是全国人民杀几个人,如“三家村”、刘少奇、吴晗、老舍、翦伯赞等,发展到“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再发展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互相杀戮。武斗消灭肉体,文斗消灭灵魂。那是党控制下的一个混乱和极度暴烈的时期,人性中恶的方面被党的危机充电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个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在“捍卫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名义下任意杀人。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灭绝人性的全民操练。

3、为解决文革后社会上的民主呼声,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

这是军队首次公开杀人民。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呼声,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利用甚至布置了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

4、屠杀不同信仰的人

信仰领域是中共的命根子。为了中共的歪理邪说能够欺骗一时,中共在建政初期就开始消灭会道门和各种信仰体系。而面对新时期的精神信仰──法轮功群众,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不会放毒”,“不搞暴乱”,“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来取得镇压经验,进而消灭其他一切信仰群体。这一次是江泽民和共产党亲自出来杀人。

5、为掩盖消息而杀人

知情权是中共的另一个罩门,中共也为封锁消息而杀人。过去“偷听敌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现在面对各种电视真象插播,江泽民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插播真象的刘成军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警察、公、检、法和庞大的网络警察系统,监测群众的一举一动。

6、为私利剥夺百姓生存权

共产党的继续革命论,其实就是不能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在现阶段,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为党的绝对领导权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冲突,当民众起来在法律范围内维权时,又见共产党动用暴力,不断对“为首分子”舞动屠刀。中共为此已经准备了几百万武装警察,比起六四时临时调动野战军来,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杀人的准备。而当民众被逼上绝路的同时,中共也在将自己逼上绝路,其政权到了草木皆兵、风雨飘摇的程度。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邪灵,为了它的绝对控制权,不管在一时一地表现有什么变化,它过去杀人,现在杀人,将来还会杀人的历史不会改变。

(二)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杀人模式

1、舆论先行

中共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模式。绝大多数的杀人都是“舆论先行”。共产党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倒好像是共产党应老百姓的要求杀人一样,实际上,“民愤”却是中共煽动起来的。

比如戏剧《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间的传说故事,《刘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编出来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这种妖魔化“敌人”的做法历来都用,连国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对法轮功更是通过伪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来挑动对法轮功的仇恨,而后对法轮功民众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这种杀人模式,共产党不但没有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用越登峰造极,过去是骗中国人,现在连外国人一起骗。

2、发动群众杀人

共产党不但自己通过专政机器杀人,还“放手发动群众”杀人。如果说开头还有一点规章法律的话,待到群众杀得兴起时就毫无节制了。例如“土改运动”中,一个土改委员会就能决定地主分子的生死。

3、先杀灵魂,再杀肉体

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地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

4、有打有拉地杀人

在杀人的过程中,中共会“胡萝卜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从来都是说“打击一小撮”,或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好的,永远是“教育”的对象。这种教育分为“恐怖”与“温暖”两种。“恐怖”,就是让人看到与共产党对立绝没有好下场,对被打击的人要避而远之。“温暖”,就是让人们看到如果能得到党的信任,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安全,还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点人血馒头。林彪说“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庆幸躲过了一次运动的人会成为另一次运动的牺牲品。

5、“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

如今,中共还发展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农民抗争越来越多见,中共本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来,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权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处一个法轮功学员死刑,可是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纵容下,各地普遍出现酷刑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惨案。又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佣地痞流氓,搞“截访”,抓人、遣送、甚至劳教民间上访的维权民众。

6、杀鸡儆猴式的杀人

迫害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等。

7、用不杀人来掩盖杀人

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往往中共只镇压而不屠杀,目的是为了暗中杀那些影响力小的,而不被民众注意。比如镇反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龙云、傅作义、杜聿明等倒是没有杀,杀的都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

长期以来的杀人异化了人的灵魂,现在中国许多人的杀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时,大陆网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声,鼓吹“超限战”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这实在让人思之不寒而栗。

《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一文的结语说:

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其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举的各个运动就至少致死了五千万人,此外还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

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悲剧。

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

邪教用杀人来血祭其供奉的邪灵,共产党从出现开始也不断用杀人、甚至是杀不了外面的人就杀自己人的做法来祭祀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邪说,乃至把自己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等等摆上其邪教的祭坛。

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共时间让它变好,并说它现在杀人已经很有节制了。且不说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其表现可以概括成“不可预测性”。在人们的恐怖感不大时,多杀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们的恐怖感很大时,杀少量的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不由自主地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杀人运动,对中共的恐怖形成条件反射之时,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杀人。宣传机构的大批判调子就足以唤回人对恐怖的回忆。

一旦社会上人们对恐怖的感受有变化,中共就会调整它的杀人力度。所以,中共杀多杀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杀人的一贯性。中共并没有温和,更没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来要求什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绝不会犹豫和客气的。

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象、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进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

在长期杀人的历史中,中共演变成一个变态系列杀人狂。通过杀人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通过杀人来缓解内心的恐惧;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造成的社会冤仇和不满。时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压与专制维持到它生存的最后一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将来就更不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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