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我跟丈夫去割麦子。割到上午12点，丈夫说回家吧。割了一上午麦子，镰也不快了，我用力一划，割到脚脖子上，一下割了一道大口子。我丈夫赶快用车子带我到医院缝了几针。我们六亩半麦子，我丈夫自己割太难，我就忍着痛瘸着腿继续上地割麦子，割完麦子脚脖子肿得很厉害，到了第五天也没敢拆线。又过了几天，身上开始出了很多红点，上药房问，医生说是麦毒感染了伤口，旧病没好又来新病，这又开始治红血点。上医院看，医生说是过敏性紫点毛细血管渗血，不好治，叫我抓紧吃药去根，要不就很严重，就这样开始吃中药。吃中西药四年也没治好。反而更严重，我觉得生命到了尽头。
98年底经我姐介绍，我学了法轮功。从那以后，我没吃一粒药，身体上的病渐渐的好了。
99年7月20日，江氏流氓集团开始对法轮功進行残酷迫害，铺天盖地的谎言，报纸、电台、电视诬陷我们师父和大法，扣上了一连串的帽子。当时我看了就不相信。因为我师父在讲法中讲得特别明白，叫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中的好人，不准参与政治，修去名利情，在各行各业都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我不相信电视那些欺骗谎言。
2000年11月，我和丈夫决定到北京上访，把我们亲身受益的真实情况向国家领导人诉说，证实大法，还我们师父和大法清白。从那以后四年当中，我们这个在大法中受益的家庭却遭到了江泽民的残酷镇压和迫害，我两次被非法关押。我丈夫三次在看守所受尽残酷的迫害，三次被抄家，恶徒抄走大法书籍、VCD机和录音机，非法逼迫交纳共计一万三千元血汗钱。
2003年5月，邪恶之人又把在家干活的丈夫绑架，送潍坊昌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到现在我去看过四次都不让见面。
我的儿子考上了市一中，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学生，就因为向老师讲“‘真善忍’好，天安门自焚是栽赃，炼功人的不杀生”，被老师举报，校长知道我们全家都炼法轮功，就让我们全家开揭批座谈会，揭批透彻了就让学生上学。我说：“我炼功身体上的病全好了，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你叫我们恩将仇报，我们做不到。”他说：“不揭批就不准上学。”就这样我儿子被李宪阳赶回了家。
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有一次，我们家烤烧肉在大路边上卖。2000年8月的一个晚上8点多钟，我儿子去接我拉床回家，还有三个卖烧肉的都走了。过来了两辆轿车，从一辆车里掉下了一个小皮包，车开走了。我叫儿子过去拿过来打开一看，里面装了很多账单和380元钱。我和儿子说：“我们师父叫我们做好人中的好人，遇事为别人着想。我们先不走，等失主来取包。”等了十几分钟，两辆轿车来了，问我们：看没看见一个包？我们把包交给了他们，才回家。
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依法上访，向政府反映情况，又不是和政府做对，却屡遭迫害。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我们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师父一分钱都没有向我们要，教我们做好人中的好人。是江泽民说假话，动用自己的权力迫害好人，还把上亿的修炼者推向政府的对立面，扣上反党反政府的帽子，如果他不这样，我们也用不着上访讲真象，江泽民和迫害大法的一些不法官员在多个国家以群体灭绝被告上法庭，相信真象很快大白于天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些迫害好人的人，一定会得到天理正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