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晓(一)


【明慧网2004年12月20日】

目录:

第一章 幸遇大法
  辛酸的往事
  大法原来如此超常
  到省政府上访
第二章 進京上访
  赶我出成都
  第二次進京
第三章 劳教
  三中队队长詹丽指使民管会狠毒的迫害我们
  不能让它害人
  希望能唤醒他们的良知
  不交书遭酷刑
  七中队开始对大法弟子進行血腥镇压
  坐军姿
  强行洗脑
  关在黑屋里50多天妄图强行洗脑
  在集合场边缘站军姿
  电警棍酷刑
  转到八中队
  不做体操
第四章 酷刑折磨
  三十四天的毒打、酷刑
  提审
  集体脱铐
  “龙抱柱”酷刑
  郫县看守所
  不报数差点被打死
  六十多岁的老人被逼迫绝食
  又被非法劳教一年
  又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
  家人被敲诈
  大法的神奇
  又遭绑架
  被卡着脖子推進郫县看守所
  临死还要遭迫害
  看到生命垂危,赶快判劳教
  警察拉关系也要把我送進劳教所
  无罪释放也不让回家
  把我按在单架上抬進中医院
  血癌症状
  又企图对我洗脑
  “610”的行为引起世人反感
  丧失良知的主治医生——胡敏
  想迫害我的人最终以失败告终
  释放九天又遭绑架
  折磨我五天五夜不准合眼
  被迫流离失所
  都江堰再遭恶毒绑架
  应该离开派出所
  又铐绑在床上酷刑折磨49天
  灌食
  从胸前挖洞插管
后记

第一章 幸遇大法

辛酸的往事

我叫周慧敏(小名叫玉芬),今年四十一岁,出生于四川省简阳市石钟镇黄连石王村,户口所在地是简阳市正中街121号附9号。

我从小体弱多病,患有扁桃炎、先天性心动过速,十四岁那年,正在上初中的我又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十八岁时又患上了胃病。我一直靠药物来维持睡眠和学习,那时,家人为了治好我的病,八方求医拜佛。哥哥出车到外地经常为我带回的是健脑补汁;嫂子常常为我熬羊头天麻汤和猪脑花天麻汤,叫妹妹送到我的学校来;母亲更是经常的到庙里去求神拜佛,为我交功德钱,或请世间小道为我算命、画符、烧纸,全家人为了我的病操碎了心。就连同学也经常为我热敷身上打青霉素针未散的包块,都希望我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十七岁那年,由于紧张的学习,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我听母亲说过去青龙观有一个精神病大夫叫吴太仁,很有名气,于是我便去他那儿医治。他把我满头扎上电针,那个难受的滋味至今还记忆犹新。每天服用的安定片由两粒增至五粒仍不能使我入睡,后来医生只能为我开安眠药睡觉。假期就住在成都的舅舅家里,到川医神经科治疗,药物始终伴随着我。

一九九二年我买了一辆东风大货车叫丈夫跑运输,他却有了外遇不回家,一九九三年儿子刚刚出生三个月时,我们便离了婚。离婚的打击,使我的精神几乎崩溃,母亲住在我家里帮我带小孩,看着我拖着有病的身体吃不下、睡不着,常常心疼得直掉泪。当儿子刚六个月时,母亲又放下小外孙,离开了人世。

一九九七年我应邀到成都X公司工作,由于工作的压力很大,我的心脏、神经衰弱、胃病越加严重,只能靠华西医大和成都中医学院的专家为我诊断治疗。此时我的身体已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進口药一吃下去心里就发慌、呕吐。一九九八年四月我二十多天不能入睡,吃了东西就吐,人已经严重脱水、变形,无法正常工作,专家、教授也帮不了我了,再加上个人生活的不幸,我对生活彻底绝望了。

大法原来如此超常

一九九八年五月的一天,一位好心的同事对我说:“不知道你信不信,我有一本书想让你试试。”我说:“人都这样了,还有什么信不信的,你拿来我看看吧。”她拿给我的是一本《转法轮》

没想到读了《转法轮》才几十分钟我就想睡觉,当天晚上我就甜甜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我便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单位的老总。好心的副老总便开车四处去为我找法轮功的炼功点,终于在成都新华公园找到了,于是我每天晚上都去新华公园学炼法轮功。

从看《转法轮》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呕吐和失眠;心动过速、扁桃体炎等症状都奇迹般的全消失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功效如此的神奇,法轮大法重新给了我生命的希望。当时我单位里的几位外聘师傅看见我炼法轮功身心的巨大变化,他们也开始修炼法轮功。过去和我共事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我的性格暴躁,对人不善良,而自从我修炼了法轮功后,心境慢慢的变得祥和、平静,能与人为善了,我处处都能按照师父讲的“做什么事情总是先考虑别人”,事事为他人作想,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做生意不再说假话,不再欺骗客户了,因此给我做生意的客户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到省政府上访

当我正在庆幸法轮功给我带来的如此巨大幸福和美好之时,没想到,在中国大地上和我一样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的上亿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好人,却让江泽民坐卧不宁,让他强烈的感到恐惧,让他觉得已经威胁到他的政权。出于小人妒忌,一场由江泽民一手操纵的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迫害在全国各地开始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专门打压法轮功的“610”组织;七月二十日,全国各地开始抓捕法轮功负责教功的辅导员等。七月二十二日这天,我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在焦虑和恐怖中度过。我们去政府部门上访,请求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并要求释放无辜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可是,我们未進省政府的大门,就被全副武装的武警强行拖上公交车拉到一个地方去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像,最后又把我们集中到成都奥林匹克体育场。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戒备森严,由武警、公安把我们团团围住,直到深夜一点多钟,才放我们回家。从此以后,我们原来在公园炼功的地方都被便衣特务看守,我的功友朱银芳早上去公园炼功就被抓進了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

失去了炼功的环境,每天打开电视全都是诬陷、诽谤法轮大法和我师父的东西;七月二十二日那天,省政府外面戒备森严,法轮功学员被武警、公安抓走,那种抓扯、推拉,全副武装的武警几人一组在我眼前跑过来跑过去的那种恐怖场面,在我的脑中时时浮现,使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摧残,使我无法继续法轮功的修炼。然而我刚停止炼功一个月,我以前的病,严重失眠不能入睡、呕吐的症状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上,我的情绪亦低落到了极点。

每天在痛苦和不安中生活,我无法振作起来,真是食而无味,寝之不安,在痛苦之余,我开始静静的思考: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有什么错?让折磨我二十年的病不治自愈,这么神奇,这么玄奥和超常的功法,是哪个科学家或医学家能解释了的吗?我怎么能放弃?!我应该和必须去告诉国家领导人,我们修炼法轮功没有错!法轮功是好的,人民政府应该给我们人民群众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让我们继续练吧!

第二章 進京上访

抱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北京信访办的牌子已撤掉,那里早已布满便衣和警察,只要是法轮功学员,去一个抓一个。在北京我又碰到了功友朱银芳。我们切磋后,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盘腿打坐。那里有许多游人,我们要告诉他们法轮功好,国家的少数人不应该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我俩手牵手的走進广场。成都的大法弟子王世林见到我们也要同我们一起炼功,证实大法。

我们刚把腿盘上,几个便衣就围上来了,其中一个把我踢翻在地,又强行把我们拖上依维柯汽车。不一会儿,被拖上车的法轮功学员就装满了一车,警察把我们拉到广场附近的派出所,对我强行搜身,要我把放在衣服包里的《转法轮》拿出来,我不拿,几个警察就把我按在桌子上用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棍对着我的鼻梁骨猛击一棍。当时我感到脑袋发胀,脸发胀,它们又将我的手反扭在背后,按住我的头,强行抢走了我衣服包里的《转法轮》,然后把我关進了在一间大屋子里的铁栏杆围栏里。我看到,这围栏中已关有上百人并由警察监视着。我的脸和眼圈肿了起来,变成紫色,看东西很模糊。

十二月五日,我和一些大法弟子被四川省驻京办的公安转到了一个四合院里,又被强行搜身。后被关進一间很低矮潮湿的房间。大家只能坐在水泥地上。十二月六日早晨,我们集体背“论语”,成都市一个驻京办的三十多岁的高个子公安闯进来,用拳猛击五十多岁的老功友李银香。当时我急忙上前阻止并解释,没想到它对我立即就是一拳并一腿把我踢翻在地,我爬起来又被一拳一腿打下去摔在水泥地上,来回几次,直到功友罗小宇护在我身上,这个恶警察才住手。后来,一个叫余雪梅的大法弟子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也被拖去和李银香一起铐在外面的大树上進行折磨。我本来已被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打得满脸青紫,这一顿毒打我的脸彻底变了形,身上痛得连睡觉都无法翻身。在那里被关了两天两夜。

十二月七日晚,关押在驻京办的几十个大法弟子被全部送回成都。十二月九日早晨,火车進到成都站。站台上早已布满大片警察。我们被强制上了公交车,送到成都青羊戒毒所,又被强行脱光衣服搜身,又被关进一间小屋里,强制坐在长木板搭成的板凳上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声音大得简直让人无法承受。不一会儿,我便感到头胀、恶心。门口坐着几个男女警察在观看监视器屏幕上显示的图像。十二月十日早晨所有被非法关押在青羊戒毒所的大法弟子都被关进戒毒所院内的大坝子里,强迫我们围着坝子四周跑步。警察收走了每人鞋上的带子,特别是穿旅游鞋的功友,一抬脚鞋就掉,根本无法跑步,恶警就是以此来整人,跑步的人中有十几岁正在读高中的小弟子,还有白发苍苍的男、女老功友。

赶我出成都

十二月十一日早晨九点左右我被两个警察带走,坐上一辆面包车,被送到成都成华区公安分局。警察叫我坐在会议室里,会议室前面悬挂着诽谤大法的横幅。陆续又進来几个人,听她们的谈话知道也是大法弟子,又進来了许多公安警察。原来是一场批斗会。我当然是被批斗的对象之一。他们说我上访违法,是不守法公民,最后那些警察中的一个头头宣布:从此把我赶出成都,并说已在成都市各区发了通报。会后由各派出所人员督促写转化书,跳蹬河派出所的两个男警察拿来了纸和笔,我写下了:“我决心永远修炼法轮大法。”这两个警察又要我交一千元钱,说是我从北京回成都的火车费,我说去时坐的卧铺才四百多元,回来坐的是硬座,哪来的一千元车费?警察说这是上面规定的,没办法。我只有叫朋友送来了一千元钱(那时没想到不该配合它们),约好在成都东门华联商场侧门口等。朋友已开车来了,站在车旁四处寻找我,当看见我被打得满脸青紫,吓住了,就问派出所的人,怎么跟他们联系,警察非常凶狠的说了一句“不联系!”

他们拿到了钱就把我送到成都九茹村拘留所关押了八天。在那里吃的都是烂米饭,没有水喝,用水只能用便池里流的脏水。十二月十八日又把我转到简阳市拘留所。那里的环境更加恶劣。我被吸毒犯安排在靠厕所的旁边睡觉。犯人每天强行叫法轮功学员用手去抠厕所,便池下水道深45厘米左右,底部是堵死的,在旁边开了一个3厘米左右的小孔,大便就堵在小孔口。由于监室里的人很多,便池经常堵满。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陶菊花轮换着去抠厕所,用手把大便捏烂,再用手指去通孔,被堵的大便才能流出去,有时,一天会堵几次,每次都得把衣服脱掉去抠。

我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了七天后,他们叫我家人交了150元的生活费才让我回家。

第二次進京

二000年一月底,我和陶菊花及她5岁的儿子陶陶一起再次到北京,我们还想去天安门广场炼功,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

在广场旗杆侧面我们炼起了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手刚刚抬起,就被冲上来的一群便衣警察踢翻在地,陶陶吓呆了,站在旁边一动不动。警察把我们强行从雪地上拖進一辆依维柯,下午被转到四川省资阳市驻京办。过了几天,简阳市的公安人员向荣夫妇等来把我们领回简阳并关進简阳市拘留所。

第三章 劳教

我和陶菊花均被非法判劳教一年,于二000年三月一日送往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在五中队我被吸毒人员强行连内衣内裤都脱掉搜身,就连我带去的卫生巾都要拆开来检查。劳教所五中队的警察和民管会每天要强行对我们進行军事训练,走正步、坐军姿、跑步等,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刚刚躺下,又被叫去给警察洗衣服,连内裤都要我们给她们洗。一次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周泽碧足足洗了两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我搞清洁时,年轻警察干事周乾莉(音)还要把脚伸过来,叫我们用湿毛巾给他擦皮鞋,我同室的大法弟子毛均华被叫去给警察洗衣服,累得吐血。

三中队队长詹丽指使民管会狠毒的迫害我们

一个月后,我被分到吸毒队三中队。那里已经非法关押了十二名大法弟子,年轻的杨启辉二十多岁,老年的有成都第七人民医院的王杨芳功友。我们十三个大法弟子书面请求中队队长詹丽给我们一个炼功环境,她不同意,还收缴了我们的大法书。法轮大法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命根子,尽管詹队长叫民管会的吸毒人员狠毒的打我们,我们仍旧坚持每天早晨在集合场地自发的炼功打坐。早晨寝室门一打开,我首先以最快的速度把寝室里的便桶提去厕所倒掉(因为每天只有早晨吸毒人员和杂案人员去上工和晚上收工回来的那一小会儿才开寝室门,我们才有机会出去,其余时间我们都是被锁在寝室里的),其他功友也陆续的出来倒便桶,各自倒完后都以最快的速度跑下楼去,在集合场自发的盘腿打坐。有时寝室门开得最后的功友还未跑到集合场,民管会一群吸毒人员和值班警察已把先打坐的功友踢翻在地,或者是在我们盘着的腿上乱踢、乱踩,或者抓住我们的头发再拳打脚踢,往死里打,但是后面的功友还是会想方设法摆脱民管会和各寝室的吸毒人员的围追堵截、拳打脚踢,冲到集合场上就地盘腿,一定要参加早晨的露天晨炼,因为这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

一天早晨我坐在集合场的最后边(靠二中队)手刚结印,闭上眼睛,就听见我的身边咚的一声,是功友的头和水泥地的撞击声,我本能的睁开眼睛,原来是坐在我旁边50多岁的潘广平功友被詹队长拖出集合场,再拖下集合场的石梯,潘广平的头被踢有鸡蛋大的包,再看其他的功友,有的被几个人围着乱踢,有的被拖着脚往集合场的石梯下拖,我平时在集合场炼功很少睁眼的,怕看到功友被打得那么狠会增加我的怕心。它们把我们打得实在太狠毒了,我的全身被它们踢得最初是青一块,紫一块,特别是背部和大腿、小腹几乎全是紫块,伤痕累累,有几次我刚盘上腿我的心就咚咚的跳,怕它们又在我受伤的腿上乱跳、乱踢,真是疼痛无比,这时我只有一遍遍的背法“做为弟子,当魔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已过关了。”(《道法》)我的心开始平静下来,能够坦然的面对毒打了。

一天早晨我们照样冲上集合场盘腿炼功,虽然狠毒的打骂依旧,但詹队长仍不能出气,它叫吸毒人员把我拖到厕所里去坐。在我之前被拖下去的周素枝功友被几个吸毒人员(詹队长规定全中队各室的吸毒人员都要来打我们)拖下石梯,往清洁工打通阴沟铲上来的一滩臭黑淤泥里拖。此时周素枝看见自己的眼前一团红光,吸毒人员怎么踢,怎么拖,怎么打都没有把周素枝打倒,她始终站在黑泥里。我们都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她。我和杨启辉、杨启慧被拖到二楼的厕所里,吸毒人员围着我们乱踢,一寝室的一个吸毒人员(我不知她叫什么名),踢我最狠,但是它们始终没有把我踢下去。杨启辉已被它们踢倒在地,再被按着坐在淌满尿水的厕所地板上,陈祥芝跑过来冲破人群把杨启辉扶起来,它们还在踢我和杨启慧,后来在我寝室的陈洪容和阳阳的帮助下才幸免坐尿水。

说实在的,每天在集合场打坐炼功,已经成了我们证实大法的一个重要部分。有时早晨四点多钟就醒来,没有一点睡意,我躺着静静的想:天不亮该多好啊,永远这样安静,就不会面临毒打,我真的怕天亮啊!可是转念一想:不对,集体炼功是师父给我们的修炼形式,我是大法弟子,就是应该堂堂正正的去集合场炼功,是这场没有人性的迫害,才使我们为了炼功却要遭受这样的毒打。于是我清醒自己,什么也不想,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门背后挂着的炼功服(一条牛仔裤上面全是稀泥和黑灰结成厚厚的壳,和一件被它们拖得衣领都要跨在肩上的又长又大的毛衣),跑步去集合场炼功。这天刚坐下就听见泼水的声音,睁眼一看,民管会邓丽正把一盆水往我前面的潘广平头上泼,整个集合场上提来了那么多桶詹队长早已叫吸毒人员准备好的冷水,正朝大家一桶一盆的泼,还未回过神来,邓丽的一盆水已泼在了我的头上,她把后面的水往我头上倒,水流進我的身体里,三月份冰冷的水湿透了全身。我仍盘着腿一动不动的炼静功,我想此时只要不踢、不扳我的腿,我能多炼一会比什么都强。我多么想能在集合场多炼一会啊!泼完水,一群吸毒人员又冲过来踢我,最后又把我们都从淌满水的集合场拖下去锁在寝室里。

这天早晨,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天下着雨,还比较大,我想,今天下雨它们该不会淋着雨打我们了,应该可以多炼一会了吧。寝室门开了,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冲下集合场盘腿开始打手印炼第五套功法,我感觉我的身边其他功友也坐下了,我们静静的在雨中坐着。雨水顺着头发尖往下滴,顺着脸往下流,心是那样的坦然、平静,雨水通过湿透的裤子浸到臀部,能感受到一丝丝凉意,但很快又被身体发出的强大能量所代替,整个集合场上一片祥和。一阵阵熟悉的拳打脚踢声又打破了这宁静。我们仍被拖下了集合场锁在寝室里。罗小宇被打得最狠。她来中队时正赶上我们向它们提出要求集体到集合场炼功,詹队长以为这是在罗小宇的带动下,我们才去集合场炼功的,所以她把所有对我们炼功人的气恨都发泄到罗小宇身上。晚上等我们都睡了,詹队长叫民管会把罗小宇弄到办公室里用绳子绑住,或吊在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叫民管会轮番毒打,已经打了几个晚上了,我们却都不知道。因为罗小宇怕影响大家集体炼功,证实法,所以不敢告诉大家。这天她同室的潘广平看见罗小宇被打得实在不行了,回来连床都趴不上(她睡的是上铺),也无法起床炼功,才告诉我们。

得知这一消息,晚上锁门时我们都不进寝室,集体去找詹队长要求见到罗小宇,詹队长没办法,只好把已关在小屋还没来得及绑住拷打的罗小宇放了出来。罗小宇看见我们全都站在办公室外面接她,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我们也都流泪了。陈祥芝轻轻的扶着罗小宇回寝室。小宇告诉我们,她被打得连上楼都走错,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昨天晚上打到深夜,她的头被打裂开了,后脑自动闪开又合拢,头发也跟着一闪一闪的,吸毒人员都吓坏了,大叫:“看她的头在闪动!”民管会才停止了打她。从此罗小宇的头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随时能看见从前额到头顶被分成两半,一闪一合的。小宇继续告诉我们,今晚詹队长叫吸毒人员把她吊起来打,要打到我们不再去集合场炼功为止。小宇便求救师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以后詹队长不再叫吸毒人员毒打她了。陈洪容是个心地较善良的杂案人员,看见天天打我们那么狠,她气愤的说:“白头发(指王杨芳老功友)都被打得那么狠,她与我妈一样老,如果是我妈被打成这样,我一定要去和它们拼命。”

是的,我们天天被毒打,原因只因为我们想炼功,而在中国监狱、劳教所里,为了炼功而遭受毒打酷刑的何止我们,四川资中楠木寺这个所谓的文明劳教所,对外还口口声声的称对我们实行的是和风细雨般的教育、感化。

我们就这样被长期锁在自己的寝室里,吃喝拉全在里面。吸毒人员有时候从窗户的缝隙里给我们递一个馒头过来,有时候给我们递一点饭進来,没有水喝就喝一点吸毒人员用来洗漱的冷水。一天中午我正在吃饭,听见楼下的广播里在播放诽谤我师父和大法的文章,为了制止它们不再诽谤我师父和大法,下午利用吸毒人员收工回寝室开门之机,我们都跑到陈祥芝的寝室(我们约定每天这个时候大家都来短短的切磋几句),决定集体绝食。第二天吸毒人员从窗户里递馒头谁也不接,我们告诉它们:“诽谤广播一天不停止,我们宁愿饿死在里面。”过了两天,它们便把广播线折了。

一天早上九点多钟,我正在炼抱轮,听见一寝室、二寝室里有打大法弟子的声音,不一会儿,我的寝室门被突然打开了,几个吸毒人员(民管会)气势汹汹的冲進来,把我抱轮的手打下来就开始扇我的耳光,打累了再换下一个人来接着打,最后把我打倒在地,它们就在我的腿上跳,使劲踢。由于用力过猛,它一脚踢过来把鞋踢掉了,我用手慢慢的把鞋给它拾过去,它们都笑了,不再打了。它们把我的双手用细麻绳吊在铁床上面的栏杆上,被吊了整整一上午,我尽量把手指伸直,做着抱轮的动作,一遍遍的背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后来功友杨启慧被吸毒人员放出来时,她才帮我解开绳子。虽然三月份天还冷,我却难受得汗水直流,我的手背和小指半年了都没有知觉。

这天下午,队长詹丽叫民管会放我们出去,到楼下照像,刚出寝室的门,我看见大法弟子罗小宇被几个吸毒人员围着乱踢,直到她的腿被踢到阴沟里再也没力气拖起来了才停止。它们把罗小宇拖走又把楼道口的铁门打开,叫我去照像。看着功友被打得奄奄一息,很难受,走下楼去我想还是炼功吧,天天锁在寝室里,下楼的机会难得呀。我把腿刚一盘上,它们就对着我猛踢、乱踩,最后又把我们都锁進了寝室里,不再强迫我们照像了。

不能让它害人

一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听见室长——杂案人员陈洪容在讲诽谤我师父的话。趁他们去吃饭的时候,我下床看见陈洪容的枕边有一本厚厚的书,上面全是编造来诽谤我师父和大法的谎言。我不能让这本书去毒害这些吸毒人员,他们吸毒已经是害自己了,很可怜了,我想得把这本书烧掉。我把想法告诉了功友陈祥芝。她想法为我买来了打火机,趁放风之机给了我。第二天中午吸毒人员去食堂吃饭,我便把这本书烧掉了。

晚上,警察陈管教把我叫去办公室骂了一通。我默默的背经文。陈管教问我念什么,我说念的是经文,她大叫起来,吼道:“民管会给我拿臭毛巾来,把她的嘴堵上。”于是民管会的人拿来了恶臭的烂毛巾,几人按住我的头,挤开我的嘴,我紧紧地咬住牙,臭毛巾没有塞進嘴里去,它们只有用臭毛巾把我的嘴封住,再用另一条毛巾拴在外面,三个人拧住我的脖子和胳膊,要押出去打我,没想到一出办公室的门,嘴上的毛巾就掉了,连续弄回办公室绑三次都是出门就掉了,它们都在笑,最后放了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