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年的10月底，县“610”办公室的人突然来家搜查，我就觉得奇怪，好好的又搜查，肯定有什么事，后经打听，知道江氏要对法轮功进行进一步陷害。心想这么好的功法，这么伟大，慈悲的师父，他教人修的是“真、善、忍”，挽救人类道德，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竟受如此的侮辱。我于10月24日再次进京上访，25日晚被朝阳公安局以没有暂住证为由关到亚洲第一监狱，后被当地公安局接回来，在看守所被继续关押45天，恶警要家属交伍千元才能放人。当时有同修陈尚美、黄贤发他们家属没交，“610”头李建华等人，不讲任何法律程序，把这两位同修非法送去劳教。
2000年12月中旬，县“610”又突然搜查，我当时不在家，恶徒把小孩都吓坏了。12月19日我离开家，再一次上北京，既然没有信访办，就直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广场好多便衣，没走多远，我就打开一条“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条幅，一下就上来几个便衣，拳打脚踢，有的反扣我的双手，有的抓头发往地上按，有的捂着嘴不许我说话，把我拖上警车，车门中倒着个同修大约70多岁左右，那些丧尽天良的便衣要我走那位同修身上过，我没配合，车里的司机恶狠狠上前就当头一拳，把我打倒，然后拖到车子过道，穿着皮靴的脚不断踩我的腰和颈部。车上同修不断喊“不能打人！不能打人！”它才停住。
车子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公安局，那里非法关押着上千大法弟子，有恶警不停地用电棍击打同修。21日下午4点左右我和其他大约40多位同修一起被送到来谷县公安局，然后恶警开始轮回审讯，审我的人穿着便衣，胖胖的，他说他的表姨妈也是修炼大法的，知道炼大法的都是好人。又说，你们修大法的人也真傻，明知道没有说理的地方还在要这样，其实江泽民也真是邪，法轮功的人都是善良的百姓，何苦这样对待，你们可以到国际法庭去告他。我问他：国际法庭在哪？他说在日内瓦。我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告他的，谢谢你。这时来了一个恶警，也是便衣，看到胖警察对我和善，可能心里不舒服，他说打法轮功的人很过瘾，不反抗。走过来就反扣我的双手，几乎把我吊起来了，然后用肘关节戳我的背部，把我几乎打晕过去，胖警把我扶起来，端来白开水，说没事吧。我微笑了一下，谢谢他的关心，这样就再也没有提审。为了正义，我住院的号子里同修都绝食，三天后，恶警开始灌食，我们不配合都在打坐。他们叫来刑事犯，拳打脚踢把我们踢出号子，然后犯人不停地打我们。当时我的头被犯人打在墙上撞了个大包。绝食四天后24日我被无罪释放。
当时的环境逼得我流离失所。25日我再一次到了广场，打开“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条幅。恶警又是一阵地拳打脚踢，这次被送到另一公安局，这里的警察更邪，他们自己打大法弟子，也叫犯人打，还说，往死里打，上边说了，打死算自杀。不管怎么邪恶，绝大多数同修都不配合。一个星期后，近两百名同修一起被送到石家庄邢台市公安局，后被南宫公安局领走。南宫公安局折磨我们更残酷，许多大法弟子被单手铐在门口的过道上，冬天寒风刺骨。然后是不能睡觉，两天一夜，轮番审讯，我们最后被迫说出了地址。在南宫绝食三天，恶警要强行灌食，都是由刑事犯挟着，那个塑料管老化得都已发裂，从鼻子插入，把我喉咙都插破了，出了不少血，后来好长时间不能说话。
2001年元月4日，我丈夫及当地派出所把我接回，我又被“610”非法关押，元月9日，娘家人传话来，说我母亲喉癌，病危，要见我。丈夫在外面找人说情，都没有人理，最后派出所韦勇一副蔑视的姿态，五手指一伸说，很简单，上边说，做到五项就放人，第一项撕大法书或师父的像，我叫他别往后说，另一个狱警说，法轮功的人真迷，师父比母亲还亲。我和善地劝了人几句，他没回答，红着脸走了，就这样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没让我见到。3月13日我又被转到洗脑班，一个月后，恶警又要家属区交四百元，我才被放回家。
因我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单位，每次都是丈夫单位4包1接回来，丈夫单位局长给他施压，要他以工作担保，不准我再上访。
这是我和我的亲人从99年7月21日到现在，受到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迫害，被剥夺人权、剥夺信仰自由的部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