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11点多钟，这帮人在我家大搜查，把手机、呼机与复印机等都弄到了市局，这时把我的小妹妹也给抓了来。小妹说家里被他们弄成了一片废墟。第二天来了一个姓赵的女局长说了一些诽谤大法的话，说不过我就走了。我要求归还我的物品，送我们回去，他们说领导开会，等开晚会就送我们回去。直到下午3点多钟才将我小妹送回去，因为家里还有孩子上学。后来他们拿来一些材料让我们签字、按手印，被我们严厉拒绝。
晚上，我们被拉到了看守所，进了看守所才拿出票子让我们签字，我们说：“不签！你们没有理由拘留我们！”，我们被强行推进了看守所的门里，恶人们说是奉命行事。随后，犯人和狱警强行搜身，扒光衣服，连皮鞋都撕开，我的100多元钱和钥匙、电话卡全被他们没收。接着被一名犯人押到三号监室。
进号后又被脱衣服强行搜查一遍，然后就是挨打，然后从头上往身上浇凉水，一盆接一盆地浇，那滋味真是太难受了。然后被逼着到铺上“码道”，左右有人卡死，两腿交叉盘上、手放在膝盖上、上身挺直、抬头、不准闭眼睛，背监规。后面四个犯人监视，身体稍有弯曲就是一顿毒打，别人晚上11点就寝，我得下地继续这样坐着一动不动，还不时地挨打，他们被教唆得专找心口、后腰、软肋等地方穿皮鞋踹。有一天他们一边打我一边骂大法，他们骂，我就喊：“法轮大法好”，他们骂得声音越大，我喊的声音越大，后来他们就不敢骂了。
就这样他们长时间让我盘腿坐着不准伸开腿、不准闭眼睛、昼夜不停，我被折磨的精神恍惚。
大约3、4天后，市刑警队那帮人来了，把我弄到二楼刑讯室，先是那个姓金的队长说了一大堆歪理，满嘴脏话，还自称是老党员了。见软的不行，立即变脸，对我一顿毒打，之后又没完没了地打骂，我一直靠墙站着，他们说话时，我就站着睡着了。他们喊醒我，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脑子里什么也想不起来。他们说我睡完了觉再谈。其实，他们从抄我家那一刻起，我就和他们讲真象，他们说他们是机器。他们问我复印机哪里来的，谁是我的上线，谁是我的下线，跟谁来往，都印了些什么，弄哪里去了等等。我的回答令他们很不满意，他们恼羞成怒，便几个人上来把我左手从后腰背过去，右手从肩头拧过去，两手铐在一起，因为铐不上，几个人使劲拉才铐上。他们又把我的衣服掀开，用茶缸盖的尖往我的肋缝里插，一边拎着手铐悠荡着。这样不分昼夜的折磨拷打、上铐子，我的两条腿也不好使了。
回号后，号里的犯人折磨我不让睡觉，我和他们讲真象后，他们告诉我，是管教告诉折磨的，不然，他们要挨“收拾”的。这天，他们又将我从号里面提出来准备折磨我，我抵制迫害撞到了墙上，他们把我弄到监室坐在地上，有个穿白大衣的人给我缝上了头顶的大口子。所长李树林和张建军给我砸上支棍上了地环。
“支棍”就是一米长的钢管，两头各有一个开口的环，索住双脚脖子。这样人的两腿分开，不能走路，不能蹲。要是戴上棒子更完了，棒子也叫“三环套月”，有两只环把手铐到一起，另一只环铐到支棍的一端。这种东西是看守所给打仗、管不了的犯人用的，犯人都怕这种东西，宁可被打得皮开肉绽，也不戴这种东西。
自从戴上支棍后，每天坐在地上索在地环上，犯人不那样折磨我了，我可以说话了。他们趁管教不在时，偷偷给我垫上垫子，管教来了再偷偷拿走（因为管教和所长不让坐垫子）。
在第二看守所砸支棍后，提审更勤了。有时一天，有时一夜。每次被抬来抬去刑讯室，因支棍支着腿，等到了地方两腿被支棍别的就不会动了。可他们让我站着，弯腰、两腿抻直，然后用力砸我的大腿，用皮鞋踢，肉就离骨了，就站不起来了，然后又是几个人拽着两只手一上一下扭到背后铐上，这回更遭罪了，戴支棍坐在地上，后边还用一把椅子卡住，接着就是“数肋条”折磨我半夜，留下一个人看着我，我听见有人痛苦地大叫声，不知道又折磨谁去了。
我就这样双脚上着支棍，双手大背铐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种痛苦就想赶快死掉，我叫看我的人赶紧给我解开，他说没有钥匙，直到天亮了才给我解开铐子，可是由于铐的时间过长，铐子是几个人使劲拉才铐上的，所以怎么也打不开，此时，他们也不管我的死活了，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上，用力把胳膊往一起对，最后终于打开了，他们累得呼呼直喘。打开后手拿不下来了，几个月后手才渐渐有知觉。他们声称：“你不说，就到一看守所弄几个死刑犯来，我们也不问你了，你想说也不听了，叫死刑犯整你死！”早上六点被他们抬回了监舍。
2002年6月我又被批捕转到鹤岗市第一看守所关押，之后鹤岗市工农区法院强行判了我10年徒刑，于2003年9月1日送香兰集训队，9月8日又被集训队送到了佳木斯监狱。
这期间，我的小妹妹刘玉霞也被他们抓到了看守所，遭到了同样的迫害，又被判了三年教养送到了哈尔滨。孩子无人照顾（离异，孩子归她抚养）。大妹妹刘玉红不知被他们用了什么手段，在2002年8月迫害死了。我70岁的老父亲因不堪忍受公安、街道、区里、办事处等部门的不断骚扰，于2002年被迫离开了老家，现在只有一个七旬的老母照顾小妹的孩子和偏瘫的弟弟。
请鹤岗市法轮功学员提供有关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