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法弟子遭受骚扰迫害的经历


【明慧网2004年3月5日】1999年3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因为这时我有幸得法轮大法并开始修炼。修炼后我多年的疑难病症不治全好。特别是我从14岁开始,半身麻木,背上象有两扇大石磨压着一样,伸不直腰。身上有时象被绳子一圈一圈地紧紧捆着,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话。腰两边的肋骨上分别象钉着两颗大钉子一样胀痛,苦不堪言,真想用刀子划开那里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两腿无力支撑身体,做事、行走都费力,还有其它各种病,它们一起折磨我,使我长期处于病痛之中。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后,几年来没吃过一颗药,每月节约几百块钱的医药费,身心受益无穷。以前我们家三口人轮流感冒的现象永远消失,爱人和儿子也受益。法轮大法给我们全家带来幸福。

99年7.20江氏开始镇压法轮功,各种宣传媒体撒着弥天大谎大肆诬蔑法轮功,我心中无比难过。因为我亲身受益。而且大法师父对学员有严格要求:无论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要做个好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转法轮》第七讲特别强调炼功人不能杀生,杀生就会造很大的业。自杀也是有罪的。怎么可能象电视宣传的那样自焚、而且还要杀父母、杀妻儿呢?当电视上播放这些新闻时,很多看过《转法轮》的人都知道是在造假和陷害。

于是我决定到北京上访,去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2000年3月26日,我坐上了去北京的直快列车。到北京以后,我到处找信访办,都说搬家了。为了避免法轮功上访,搬到哪去北京人也不知道。旅社也被通知不准留法轮功的人居住,否则他们要被高额罚款。找了几天,为了不牵连旅社,我只好到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不到一分钟,周围便迅速地跑来一群便衣,对着我们法轮功学员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有的被几耳光打去后,半边脸肿了起来,眼睛立刻充血。有的被打翻在地。我被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一脚朝我腰部踢来,我当时就爬不起来了。最后我们被带到本地驻京办事处。三天后被送回当地拘留所,后来又接着送洗脑班。

洗脑班期间,维稳办(即610办公室)隔几天就来一次逼写认识、不准炼功。我说炼法轮功后几十年治不好的病都好了,教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错在哪里?硬要逼着做违背良心的事?洗脑班的一个陈姓女工作人员说话蛮横,她说:“共产党不准炼就不准炼,要炼就是反对共产党,就要坐牢、判刑,你家房子不准住,生意不准做。”他们就这样威逼不准炼法轮功。搞得家人替我随时提心吊胆,一直持续了几个月。最后由公安局一科和派出所上门来逼我写“三书”,否则就不放过。但我绝不屈服,决不干不讲良心,不讲道德,大逆不道的事。

2001年4月24日早晨8点钟,突然闯进几个人叫收拾行李跟他们走,说要办“学习班”。实际上是软禁,因为第二天是“4.25”,他们害怕这个日子。更恶毒的是:4月30的那天(农历4月初8),岳彩琦等人把我们五位同修送到中八劳教所和贵州女子劳教所劳教。同年7月24日,公安一科副科长李林带着张健等来我家,没出示任何证件就抄家,把炼功带和录音机、垫子拿走,还要抓人。我为了抵制迫害,就离开了家。他们威胁家人要把我交出来,否则就发通缉令抓我。爱人问他们我犯了什么法?他们说不出来,就胡乱扯。我流离失所之后,他们就在我家附近蹲坑、吊线,监控电话。两个多月后,监听到我在亲戚家,吕咏梅、岳彩琦和另外两人未出示任何手续就把我抓来关进第一看守所。2002年元月十七日晚上九点钟,他们又来敲门,我们全家都知道麻烦来了,用正念抵制迫害,不开门。

2002年腊月二十四日晚上七、八点钟,派出所恶警来打门,我坚决抵制不开门。后来,公安局一科的李林、张健带领几个人也来了,把我的居住处团团围住,两个协勤人员把我爱人反背着手推拉进车里带他到派出所,逼他交人,又对我儿子进行威胁和欺骗。恶人们来打门。李林用竹杆敲打窗子,吓得我才三个月的小孙女睡在床上直哭,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大家心里明白这伙人在做的一切。一直折腾几个小时才走。四年来他们一直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进行了无数回的骚扰。

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把国家财力、物力用来武装贵州中八劳教所,专门用一个大队来对付法轮功学员。他们用肉体和精神双重摧残的方式残酷虐待大法弟子,企图把大法弟子转化成和他们一样“假恶斗”的同类,从根本上毁灭人类。

目前国外有六十多个国家有人修炼法轮大法,各国政府都拥护支持,李洪志师父连续三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法轮功在世界上已获得一千多项褒奖。法轮大法在世界的广泛洪扬,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美好。但在中国大陆却受到江氏一伙的迫害和镇压,特别在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密令下,大法弟子承受了异乎寻常的迫害,但都没能改变他(她)们对大法的坚定信念。不久的将来,一切真象都将大白于天下。为了你生命未来的美好,请来了解真象,用你的良知善念和我们一起结束这场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