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活得充实而有意义的时候，1999年风云突变，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开始了，诬蔑陷害的宣传充满了中国大陆。刚刚开始时，我茫然不知所措。工作不计酬，任劳任怨，对任何人都好，与人为善的正理，怎么成了非法？师父教人向善，做好人，怎么成了错的？
我们单位不但不肯定我的成绩，也开始迫害我。
回想我修炼法轮功以来，工作上做得越来越好，看到厂里的水、电、蒸汽没有落实标，生产成本较高，浪费严重，也没有人真心的来管此事。厂里的照明灯一亮就是一通宵，不管是生产还是没生产，反正是亮着，有时白天亮着都没人管，职工上班没有积极性，大多混日子，到月拿工资。做为一个大法修炼者看在眼里，落实在行动上，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个好人。为厂里节约，尽量地减少开支。每当我上班，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关厂里的照明灯。可那厂房里的照明灯是十一、二道灯，都是上千瓦的灯泡。一个10吨行车加上一个125吨的脱模机，四个大灯。每当我上中班或上夜班，只要不是生产的时候，我都爬到车上把灯关上，只留一盏照明灯，火车进来能看见路就行。我们那个脱模间真正生产忙的时候极少，平常每天的生产量也就两到三小时，照这样计算每天能为厂里节电5小时，加10个灯是多少电？照算如果是50度电，那么一个月算下来，至少也是上千度电，一年就是上万度电。我修炼真善忍三年，就是几万度电。
另外，我上班为厂里义务收捡废钢铁，至少是上百吨，你说那是上班时间，那为什么别人没事也不收捡。有时我收捡的废钢斗，他们反把渣子往里倒。我们那个脱模的澡塘，外面来洗澡的人比较多，有时水没关上人就走了，我就去关上；有时水管龙头坏了，我就拿绳子捆上，不让它浪费了；工作中蒸汽的管理和使用上，都尽量地为厂里节约，这些我从未向厂里要过什么报酬和名利，都是默默无闻做着，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然而99年7月20日大搜捕开始了，江××要取缔法轮功。作为一个真修的法轮功弟子是什么心情？真、善、忍大法遭到迫害，我的眼在流泪，心在哭泣。当时的情景是中国的全部媒体：广播、电视、电台、报纸，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栽赃，真相被掩盖，正邪被颠倒，许多人相信了谎言，对法轮功充满仇恨，到处谈论。
7.20以后，我被冶钢公安处多次非法抄家、关押、受审。他们强行拿走我的《转法轮》及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书籍、录音带、炼功带、炼功服等。我人身受到多次凌辱。冶钢公安处对我凌辱的恶人有周行保、冯树林，还有一个姓董，我到北京上访时就是他整的材料，使我被拘留15天。还被石灰窑区所谓“转化班”凌辱。他们有一大帮人，有民兵，还有手铐。
2000年5月冶钢公安处姓武的和姓李再次抄我家，强行拿走师尊的经书和我们炼功的照片作为所谓的“罪证”，判了我一年劳教。在黄石看守所关押的二个月里，我受尽惨无人道的迫害。在那里有个叫李所长的审问了我两次后，因我都说大法好，第三天他们就开大会整我，给我上铐子。
姓李的所长叫给我找个最小的铐子，将我的手反背铐上跪着，他还不放过，还用脚使劲踩我的脚后跟，想把脚后跟踩断，铐上后既不能吃饭，也不能解手，更不能睡觉。痛得直撞墙，真想死。到第三天下午他们给我解铐子时，铐子的螺丝帽已锈，一个扳手已打不开，后来用双扳手才打开。
打开之后，那个李所长马上就给我换号子。坐过牢的都知道，换号子是要挨打的。当我一踏进新号子，号头就开始骂我。其他的都是年青的，听到号头这么一骂，就听有一个说，把你的手伸出来看看，当我伸出血淋淋的手，他对着我的痛处就是一拳，痛得我直叫唉；其余的从旁边朝我进攻。打了之后，有人说号头找我叫你蹲下，话没说完，他们就从我的后面照头一脚踩下去，我扑通一下倒在地上，起来后双膝青紫。他们问我为什么进来的，我说为炼法轮功。他们就叫我蹲在湿淋淋的厕所边。不准抬头。
第二天，牢房要干活--扯胶，我的手肿得合不拢，他们就要我为他们端水冲洗大小便。一个人就要冲好几盆水，一个号子十人以上。晚上要听号长让睡才能睡觉，不准睡还得蹲着。有时不准解手。
第四天他们又提出要我“走过场”（折磨新犯人的黑话），要我靠着墙挨打，他们每人打我三拳。打得我全身青一块、紫一块。
在那暗无天日的牢房里，被别人打的次数我已记不清了。我们的人身安全时时受到威胁，受他们的辱骂就更不用说了。后来我的腰被打得直不起来，晚上痛得不能转身，一个多月都不见好，牢霸钱宏还抢走了我的被子。我只好盖牢里谁也不要的沾满细菌的脏被子，从而下半身被感染，又肿又烂，看守所有监控器，他们明知道也不管。我们这些善良的炼功人，在这里总是被别人打骂，可我们从没有打骂过别人。别人说笼中鸟最苦，可我在那里不知比那鸟痛苦多少倍。
后来，我到北京去上访，只是为了说一句公道话：做好人没有错。冶钢公安处恶警接我回来时，强行我交钱买卧铺票和高消费餐旅，而上了车又不许我们睡觉。
大冶钢厂厂长朱献国，善恶不分，开除我公职，在经济上连最低生活保障也不给我分文。同时，我是厂里是一名工龄30年的老职工就为我进京上访说句公道话，他们还把我住的房子拆掉，把我住所的衣物被褥、锅碗勺瓢全部扔了，使我在沙洋劳教回来后无处落脚。那天是腊月廿四过小年，正是三九寒天，外面北风呼呼，我只好在俱乐部屋檐下熬了一夜。2003年8月，我还在马路上过了两夜。
现在我无处安身，经济上极度困难，有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几十元，就这样艰难地活着。
我因为要做一个好人，江××集团及其帮凶就剥夺了我生存的权利。还说什么现在是我国人权的最好时期，我的被迫害的遭遇就是江氏集团妄想把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肆意践踏人权和“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及“反人类罪”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