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汉市几位大法弟子自述遭迫害经历


【明慧网2004年4月10日】

(一)

我今年60岁,家住四川省广汉市。我是2000年得法修炼的,修炼以前患有乙型肝炎,腰痛得很,直不起来,全身都是病,经过修炼大法,一身病全好了。

2003年8月14日,我骑自行车往家赶,走到三星大桥桥头时,被新平乡派出所强行阻拦,他们中有副所长李兴富,恶警曾万英,冉章俊等,把我从自行车上拉下,它们野蛮地把我的衣服拉开,在我身上,上下到处乱摸,当时就找到一卷资料,就把我押到派出所去。由恶警冉章俊审问我,资料从哪里来的,从上午9点审问到下午6点。我一直没有回答它们,它们不给我饭吃,也不允许我上厕所。恶警们打电话到广汉国安科,不到半小时,广汉恶警姜天兴就来审问我。

恶徒们到我家非法抄家,有所长苏国民,副所长李兴富,曾万英,还有我们本村村长张昌发,副村长李延城,把我家翻得乱七八糟,还拿照相机拍照,把我们师父的像非法抄走,严重的干扰了我家人的生活。下午6点姜天兴一伙把我非法押往广汉看守所。

在看守所,恶警姜天兴、李俊每天都来非法审问我:资料从哪里来。恶警们没有得到什么,就打电话到我单位去,我单位领导把我儿子、儿媳、女儿一家都喊来到看守所问我,我仍旧不理他们。这样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了40天,在那里,我头昏、眼花,天天都吃冬瓜汤,一点油没有。

2003年9月23日,新平乡派出所所长苏国民、张文君等把我从看守所带回,拉到派出所,不准我回家,要我家人去交钱,吓唬家人说不拿钱就不放人,开始要4000元,后来强迫我家人拿了2000元。

到家后15天,派出所的恶警又把我强行押到和兴的洗脑班。在那里有10几个功友被非法关押在里面,每个人都被安排一个监视的人。监视我的人是和兴镇上的人,她时时刻刻都跟着我,不准我出去,只能在那屋里,每个乡都派了非常恶的一个恶警去,一共有20多个恶警、恶人,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恶警们逼迫我们看诽谤录像,这些造谣的录像每天都震耳欲聋地大声大声的放着,每天逼着写诽谤师父的话。一个月后,恶徒逼著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会上发言。恶警还逼着我写保证不炼功,不准与大法弟子接触,还逼我每次都签字。这样把我关了2个月,受尽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精神折磨。

(二)

我今年40岁,家住广汉市,是98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大法之前有多种病,腰痛、风湿痛,更严重的是头痛,失眠,经常睡不着觉,到处求医都没有效。修大法后不久全部好了。

99年江××流氓集团下命令不准炼法轮功,在电视上大肆诽谤师父和大法。我丈夫听信了谎言,把我的大法书全都烧了,还不准我炼功。我没炼功不久,我的风湿病、腰痛、头痛、失眠又出来了,我整夜睡不着觉,在成都总医院,到处都去医过没有效,还用了不少钱。于是我又开始修炼法轮功,没过多久,一身病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2002年8月15日上午,我到广兴去和功友交流,刚认识一位功友不到十分钟,广兴镇派出所恶警开车来了,把我和功友抓起来戴上手铐,没收了我的小包,里面有真相资料,衣物和钱。我们不配合,不跟恶警们走。这些警察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我们,把一位功友的脸都打肿了,从街上一直打到派出所,又把我们各铐在一个窗户栏杆上。几个恶警又开始打功友,打累了,恶警们打电话到广汉公安局国安科恶警姜天兴那儿。不一会儿,姜天兴、李俊、周健成来了,它们认出了那位功友,不认识我。姜天兴一拳打在我的脸上,又把我拉到楼上一间屋里审问。我没理它。

姜天兴毫无人道的疯狂暴打我的头部、面部。周健成来扭我的手,骂我。李俊也跟着骂。我被折磨了4个小时,中午也不让我们吃饭。下午把我拉到南丰镇派出所问那里人是否认识我,那里派出所的人不认识我。恶警又喊来十几个人,还是没人认识我。那个功友被恶警们铐在柱头上,被恶警周健成疯狂地打耳光,把脸都给她打变形了,眼圈都打成紫黑色。下午6点把我们押回广汉市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它们给我打开手铐,又问我叫什么,住哪里,我没理它们。姜天兴三人又污言秽语的骂一阵,把我关押到第五室。那里已关了几位功友,她们都围上来看我的伤。我的脸被它们打肿了,上嘴唇全成紫黑,鼻子也打肿了,头部有几个包,两手的手铐印很深,手背上有几块伤。

第二天姜天兴又来审问我叫什么,住哪里。狱警要我打电话回家,我没有理它们,后来几天每天都来审问,我仍旧没理它们。

后来,它们知道我家的地址,姜天兴、李俊和我们本乡的派出所所长苏国民,副所长李兴富,冉章俊,曾万英等八九个人,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了我的真相资料和师父的经文,大法书,还拿走了我几张照片。我的儿子和丈夫被它们一伙恶警吓住了,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没过几天,我丈夫就请了律师要和我离婚。

在监狱里,东西都很贵,一把牙刷、一只塑料漱口杯,都要5元。我的钱被它们没收,我都是用功友的。这里的100元钱只能当30元。我们每天都吃冬瓜汤,有钱的可以买5元一份的“大杂烩”,就是狱警吃剩的残汤剩菜。每天吃不饱,还逼着我们干活,挑骨头。骨头就倒在我们睡的床板上,把沉重的骨头抬进来抬出去都让我们做,有时还遭恶犯人的骂。每天从早到晚,干完活,身上、头上都是骨头灰。洗澡都是自来水,每天开两次,每次半小时。

8月25日,姜天兴,李俊它们又抓了好多功友进来,我们五室来了3个。一天恶警们把功友拉到刑警大队去审,抓着功友的头就往墙上撞,还有一位功友被它们拳打脚踢,打昏死而倒地,恶徒们还说她装死。还有一位功友被它们把肋骨打断了三根。

(三)

我今年60岁,家住广汉市。记得那是98年的3月,一个人喊我炼功,说他是脑溢血去炼法轮功后就好了,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修炼了。我以前严重的贫血,风湿痛,手指都残废了,到处求医都不行,心里也急躁常和丈夫吵架。这一炼功,所有的病都消失了,吃得下饭,睡得也香,一身轻松,这功法太好了。后来我回娘家一趟,回来就听说不准炼功了。

2000年正月十六,为了证实大法好,我们就去广汉市桥头公园炼功,还没开始炼功,广汉市公安局国安科的恶警姜天兴就开始抓人。我们见抓了两个功友,一老一少。我们就跟在它们后面,见把功友抓到110那里,里边已有十几个功友。我们就上前去给警察说:“你们抓好人。”结果也不许我们走了,还给我们照像,让金鱼镇派出所来接我们回金鱼。

第二天,镇派出所的杨三娃、张光发,侯所长带人来抄我的家,抄走我的炼功带,拿走我的身份证至今未还。第三天把我送到广汉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5天。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像它们的大路一样,它们想来就来,想抓我就抓我。我做这样的好人都要被抓,太不公平了。我应向中央反映:我们是做好人,修真善忍,不参与政治。于是2000年12月底,我到北京去上访。还没走到北京就被警察抓了。也不知是什么地方,那里已经关押了很多功友。每个人都被搜身,被它们从身上搜到身下,把我的100多元钱也没收了。

到了晚上,来车把我们接走,上车下车转了几次,终于到了成都。金鱼镇派出所的杨三娃、张光发把我接回广汉,当晚送我到北外洗脑班。那里已有二十几位功友了。我看见有的功友被罚站,有的功友手扒在墙壁上贴墙罚站。正是寒冬腊月,一间没有门的屋子里放了一些稻草,我和功友就睡在草上。每天2两稀粥,一小勺水煮萝卜。早上还要起来跑步,然后放谤师谤法的录音给我们听。我在洗脑班关了4天,金鱼派出所又把我送到广汉市看守所。

在广汉看守所关了我3个月,那天说是放我回家,出来后又把我送德阳地区洗脑班,在德阳整整关了我9个月。在那里每天给我们放“天安门自焚”录像,我们就给它们讲真相。恶人非常凶狠,经常雇恶人打我们,热天叫我们在太阳下暴晒,还要跑步,然后关在禁闭室里。9个多月后,洗脑班办不下去了,金鱼的杨三娃,张光发又把我们接回广汉看守所。在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后,金鱼派出所接回,在金鱼派出所关押一、两天后,又把我们送广汉看守所关押,这样往复几次,我们就绝食抗议,恶警就把我们捆在死人床上灌食。2002年3月底才放我们回家。

(四)

我叫衡桂芳,女,50多岁,住四川广汉市小汉镇。我是1998年得大法的,未得大法前,一直被病魔缠身。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肩周炎,头昏头痛,腰痛,风湿关节炎,妇科病,经常重感冒等十多种病,害得我没有一天高兴过。在我炼功后不长时间,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身的病全好了,走路一身轻。

在1999年江泽民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之后,小汉镇派出所的恶警到我家来拿走了我两本大法书,还有我的收音机,还逼迫我到公社去,几次逼着我签字。

2001年冬,我到北京去证实大法好,在天安门广场被恶警抓去,被北京公安局打了一顿,关了两天又送到顺义公安局。因不报姓名,一个又高又大的恶警用双脚踩着我的腿,用电棍电我的小腿,电我的嘴,还打我的头。我的小腿被电得青一块的紫一块,肿得脱不下裤子,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三天后,我被劫持到顺义洗脑班。那里的转化人员耍尽花招,硬的不行就来软的。那天晚上来了一个大约20岁的女孩,她为了叫我说出姓名和地址,一直守着我哭,还说了一些伪善的话,我一时分不清了善恶,就说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结果上了当,被广汉市公安局和镇派出所接回,直接把我送到广汉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几天。

在看守所里一个姓贾的狱警和姓谢的狱警很邪恶,动不动就打人。后来我儿子向派出所要人,派出所问我儿子要了2000元钱,还逼我儿子签了字,才放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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