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0岁，家住四川省广汉市。我是2000年得法修炼的，修炼以前患有乙型肝炎，腰痛得很，直不起来，全身都是病，经过修炼大法，一身病全好了。
2003年8月14日，我骑自行车往家赶，走到三星大桥桥头时，被新平乡派出所强行阻拦，他们中有副所长李兴富，恶警曾万英，冉章俊等，把我从自行车上拉下，它们野蛮地把我的衣服拉开，在我身上，上下到处乱摸，当时就找到一卷资料，就把我押到派出所去。由恶警冉章俊审问我，资料从哪里来的，从上午9点审问到下午6点。我一直没有回答它们，它们不给我饭吃，也不允许我上厕所。恶警们打电话到广汉国安科，不到半小时，广汉恶警姜天兴就来审问我。
恶徒们到我家非法抄家，有所长苏国民，副所长李兴富，曾万英，还有我们本村村长张昌发，副村长李延城，把我家翻得乱七八糟，还拿照相机拍照，把我们师父的像非法抄走，严重的干扰了我家人的生活。下午6点姜天兴一伙把我非法押往广汉看守所。
在看守所，恶警姜天兴、李俊每天都来非法审问我：资料从哪里来。恶警们没有得到什么，就打电话到我单位去，我单位领导把我儿子、儿媳、女儿一家都喊来到看守所问我，我仍旧不理他们。这样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了40天，在那里，我头昏、眼花，天天都吃冬瓜汤，一点油没有。
2003年9月23日，新平乡派出所所长苏国民、张文君等把我从看守所带回，拉到派出所，不准我回家，要我家人去交钱，吓唬家人说不拿钱就不放人，开始要4000元，后来强迫我家人拿了2000元。
到家后15天，派出所的恶警又把我强行押到和兴的洗脑班。在那里有10几个功友被非法关押在里面，每个人都被安排一个监视的人。监视我的人是和兴镇上的人，她时时刻刻都跟着我，不准我出去，只能在那屋里，每个乡都派了非常恶的一个恶警去，一共有20多个恶警、恶人，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恶警们逼迫我们看诽谤录像，这些造谣的录像每天都震耳欲聋地大声大声的放着，每天逼着写诽谤师父的话。一个月后，恶徒逼著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会上发言。恶警还逼着我写保证不炼功，不准与大法弟子接触，还逼我每次都签字。这样把我关了2个月，受尽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精神折磨。
（二）
我今年40岁，家住广汉市，是98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大法之前有多种病，腰痛、风湿痛，更严重的是头痛，失眠，经常睡不着觉，到处求医都没有效。修大法后不久全部好了。
99年江××流氓集团下命令不准炼法轮功，在电视上大肆诽谤师父和大法。我丈夫听信了谎言，把我的大法书全都烧了，还不准我炼功。我没炼功不久，我的风湿病、腰痛、头痛、失眠又出来了，我整夜睡不着觉，在成都总医院，到处都去医过没有效，还用了不少钱。于是我又开始修炼法轮功，没过多久，一身病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2002年8月15日上午，我到广兴去和功友交流，刚认识一位功友不到十分钟，广兴镇派出所恶警开车来了，把我和功友抓起来戴上手铐，没收了我的小包，里面有真相资料，衣物和钱。我们不配合，不跟恶警们走。这些警察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我们，把一位功友的脸都打肿了，从街上一直打到派出所，又把我们各铐在一个窗户栏杆上。几个恶警又开始打功友，打累了，恶警们打电话到广汉公安局国安科恶警姜天兴那儿。不一会儿，姜天兴、李俊、周健成来了，它们认出了那位功友，不认识我。姜天兴一拳打在我的脸上，又把我拉到楼上一间屋里审问。我没理它。
姜天兴毫无人道的疯狂暴打我的头部、面部。周健成来扭我的手，骂我。李俊也跟着骂。我被折磨了4个小时，中午也不让我们吃饭。下午把我拉到南丰镇派出所问那里人是否认识我，那里派出所的人不认识我。恶警又喊来十几个人，还是没人认识我。那个功友被恶警们铐在柱头上，被恶警周健成疯狂地打耳光，把脸都给她打变形了，眼圈都打成紫黑色。下午6点把我们押回广汉市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它们给我打开手铐，又问我叫什么，住哪里，我没理它们。姜天兴三人又污言秽语的骂一阵，把我关押到第五室。那里已关了几位功友，她们都围上来看我的伤。我的脸被它们打肿了，上嘴唇全成紫黑，鼻子也打肿了，头部有几个包，两手的手铐印很深，手背上有几块伤。
第二天姜天兴又来审问我叫什么，住哪里。狱警要我打电话回家，我没有理它们，后来几天每天都来审问，我仍旧没理它们。
后来，它们知道我家的地址，姜天兴、李俊和我们本乡的派出所所长苏国民，副所长李兴富，冉章俊，曾万英等八九个人，到我家非法抄家，抄走了我的真相资料和师父的经文，大法书，还拿走了我几张照片。我的儿子和丈夫被它们一伙恶警吓住了，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没过几天，我丈夫就请了律师要和我离婚。
在监狱里，东西都很贵，一把牙刷、一只塑料漱口杯，都要5元。我的钱被它们没收，我都是用功友的。这里的100元钱只能当30元。我们每天都吃冬瓜汤，有钱的可以买5元一份的“大杂烩”，就是狱警吃剩的残汤剩菜。每天吃不饱，还逼着我们干活，挑骨头。骨头就倒在我们睡的床板上，把沉重的骨头抬进来抬出去都让我们做，有时还遭恶犯人的骂。每天从早到晚，干完活，身上、头上都是骨头灰。洗澡都是自来水，每天开两次，每次半小时。
8月25日，姜天兴，李俊它们又抓了好多功友进来，我们五室来了3个。一天恶警们把功友拉到刑警大队去审，抓着功友的头就往墙上撞，还有一位功友被它们拳打脚踢，打昏死而倒地，恶徒们还说她装死。还有一位功友被它们把肋骨打断了三根。
（三）
我今年60岁，家住广汉市。记得那是98年的3月，一个人喊我炼功，说他是脑溢血去炼法轮功后就好了，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修炼了。我以前严重的贫血，风湿痛，手指都残废了，到处求医都不行，心里也急躁常和丈夫吵架。这一炼功，所有的病都消失了，吃得下饭，睡得也香，一身轻松，这功法太好了。后来我回娘家一趟，回来就听说不准炼功了。
2000年正月十六，为了证实大法好，我们就去广汉市桥头公园炼功，还没开始炼功，广汉市公安局国安科的恶警姜天兴就开始抓人。我们见抓了两个功友，一老一少。我们就跟在它们后面，见把功友抓到110那里，里边已有十几个功友。我们就上前去给警察说：“你们抓好人。”结果也不许我们走了，还给我们照像，让金鱼镇派出所来接我们回金鱼。
第二天，镇派出所的杨三娃、张光发，侯所长带人来抄我的家，抄走我的炼功带，拿走我的身份证至今未还。第三天把我送到广汉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5天。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像它们的大路一样，它们想来就来，想抓我就抓我。我做这样的好人都要被抓，太不公平了。我应向中央反映：我们是做好人，修真善忍，不参与政治。于是2000年12月底，我到北京去上访。还没走到北京就被警察抓了。也不知是什么地方，那里已经关押了很多功友。每个人都被搜身，被它们从身上搜到身下，把我的100多元钱也没收了。
到了晚上，来车把我们接走，上车下车转了几次，终于到了成都。金鱼镇派出所的杨三娃、张光发把我接回广汉，当晚送我到北外洗脑班。那里已有二十几位功友了。我看见有的功友被罚站，有的功友手扒在墙壁上贴墙罚站。正是寒冬腊月，一间没有门的屋子里放了一些稻草，我和功友就睡在草上。每天2两稀粥，一小勺水煮萝卜。早上还要起来跑步，然后放谤师谤法的录音给我们听。我在洗脑班关了4天，金鱼派出所又把我送到广汉市看守所。
在广汉看守所关了我3个月，那天说是放我回家，出来后又把我送德阳地区洗脑班，在德阳整整关了我9个月。在那里每天给我们放“天安门自焚”录像，我们就给它们讲真相。恶人非常凶狠，经常雇恶人打我们，热天叫我们在太阳下暴晒，还要跑步，然后关在禁闭室里。9个多月后，洗脑班办不下去了，金鱼的杨三娃，张光发又把我们接回广汉看守所。在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后，金鱼派出所接回，在金鱼派出所关押一、两天后，又把我们送广汉看守所关押，这样往复几次，我们就绝食抗议，恶警就把我们捆在死人床上灌食。2002年3月底才放我们回家。
（四）
我叫衡桂芳，女，50多岁，住四川广汉市小汉镇。我是1998年得大法的，未得大法前，一直被病魔缠身。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肩周炎，头昏头痛，腰痛，风湿关节炎，妇科病，经常重感冒等十多种病，害得我没有一天高兴过。在我炼功后不长时间，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身的病全好了，走路一身轻。
在1999年江泽民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之后，小汉镇派出所的恶警到我家来拿走了我两本大法书，还有我的收音机，还逼迫我到公社去，几次逼着我签字。
2001年冬，我到北京去证实大法好，在天安门广场被恶警抓去，被北京公安局打了一顿，关了两天又送到顺义公安局。因不报姓名，一个又高又大的恶警用双脚踩着我的腿，用电棍电我的小腿，电我的嘴，还打我的头。我的小腿被电得青一块的紫一块，肿得脱不下裤子，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三天后，我被劫持到顺义洗脑班。那里的转化人员耍尽花招，硬的不行就来软的。那天晚上来了一个大约20岁的女孩，她为了叫我说出姓名和地址，一直守着我哭，还说了一些伪善的话，我一时分不清了善恶，就说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结果上了当，被广汉市公安局和镇派出所接回，直接把我送到广汉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几天。
在看守所里一个姓贾的狱警和姓谢的狱警很邪恶，动不动就打人。后来我儿子向派出所要人，派出所问我儿子要了2000元钱，还逼我儿子签了字，才放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