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9年7.20以后，政府中的恶人多次找我的麻烦，阻止我修炼法轮功。99年12月底我去北京上访，被警察抓上了警车，被押回当地关进了云梦看守所，和另一名功友关在一起。因我俩每天要炼功，看守所恶警给我们铐上了很重的脚镣。不能走路，但我们还是照常炼功，恶徒没办法，几天以后给下掉了。这一次非法关押了我一个月。
到2000年3月中旬的一天，孝南公安分局几个恶警突然敲门进到我家里来，又要把我送到看守所去，理由是人大两会期间害怕我去北京再次上访，就这样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只是出于邪恶的担心和恐惧把我非法关押到孝感第一看守所，时间长达半年。
从看守所回来没几个月，2000年11月底的一天早上，又是那伙恶警再一次地到我家，把家给抄了。所幸正好那天我有事出门在外。没有抓到我，恶警扬言：谁能交出我来，有奖。这样我过着有家不能归，流离失所的日子。
在当地没法讲理，我觉得这总不是个办法，决定再次到北京上访，讲清法轮功的真象。在天安门很快被恶警抓上了警车。在警车上我看到了一名大法弟子的头被恶警踩在脚下，他还是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那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喊啊！其他大法弟子立即制止恶警的恶行时，恶警马上照他们的脑袋一棒子。恶警们把我绑架到北京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恶警们想审出我的姓名、地址，好送回当地迫害我。我不说，恶警就给我编个号。在看守所101预审室，一男一女两个恶警轮换着用电棍电我，先电手、胳膊，到头部，后来就将电棍放在头上，滚动式地在我头上不停地电击，那男的一边电一边咬牙切齿地说风凉话，我还是没有说出姓名地址。恶徒没招了，就威胁我：不说照样劳教。把我关进监号，恶警指使在押人员折磨我，致使我失去知觉，一下子倒在地上，嘴里摔出了血。好长时间才缓过气来。第二天恶人又强行将我的衣服脱光，用一根皮管子对着我的脖子冲冷水，北京的冬天那么冷，如果不是师父的保护、大法给我的坚定意志，我是很难挺过来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停止冲冷水，冲完冷水还不准穿衣服，就这样光着身子又打了我半天。50岁的妇女被他们这样折磨，当时监号里20多个善良的人为我流下了眼泪。还有个犯人拍着我的肩说：“真佩服你们法轮功。”这样良心尚存的人都发自内心的明白了法轮大法好。
一个星期后我和不报姓名地址的大法弟子（约上千人）被送往辽宁省的各县市，我被送到了凌源市看守所，和近30多名大法弟子关在一起。凌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恶警采用“车轮战”逼讯，上手铐（两手臂一上一下在背后铐，叫“背宝剑”），拳打脚踢，用棒子打，打得鼻青脸肿，身上全是青块；灌药、灌酒，拿极肮脏的拖把往我脸上擦；身体折磨不管用就在精神上折磨我，在我面前骂大法骂师父；他们还点燃一支烟强行塞进我的鼻子里，呛得我直流眼泪，我一动手拿，恶人就用刀背打我的手，还拳打脚踢。恶警完全是在愚弄和调戏折磨我，我真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帮披着人皮穿着警服而下流至极的一群流氓。在零下30度的天气，恶警不让我穿棉衣，在风最大最冷的地方挨冻。他们身穿羽绒服，头戴大绒帽，大手套在一旁监视我还叫冷。恶警一边说着下流话边搓着雪团强行往我脖子里灌。还颠倒黑白地说我们这帮法轮功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过了不知多久，又带我到了一个审讯室一进去就将门锁上，把我强行锁在一个铁椅上。两个身强体壮的恶警轮换着对我用刑。我嘴里被打出血了，恶警就用最肮脏的抹布给我擦掉，目的是怕有人进去看见，即使偶然有人敲门恶警也不开门，恶人知道他们的恶行是见不得人的，我在这间审讯室里被折磨得死了又活过来。恶人叫嚣：“对待法轮功，我们有内部文件，打死算自杀，打死白打死，打死了就扔山沟里喂野兽，谁也不会知道。”
到了2001年元月下旬，我从凌源市转到当地看守所，恶警又非法关了我一年，强行判我三年徒刑。在孝感第一看守所，我得知女儿去北京上访后被抓回来关在这里，我女儿才18岁，修炼了法轮大法，重德行善，做个好人，公安局反而说是我让女儿炼了法轮功，害了她。在孝感第一看守所，女儿被非法关押了半年。出来后由于坚持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公安局一直到处抓她，几年来我18岁的女儿也是一直有家不能回，流离失所在外。
2002年元月中旬，恶警把我投进武汉女子监狱。在入监队由两个犯人包夹我，每天要我背、抄监规，我拒绝，恶警就强行罚我“挖墙”，不准睡觉，还要做手工活。长时间地不准睡觉，导致我经常突然头部直接栽倒在地，额头摔烂了好长时间。
这样折磨我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他们看我在入监队不放弃修炼，就将我转到了三监区5分监区。由恶人邓正悦、王焕英、刘凤娥、熊桂英、黄富群、武智慧六个人包夹我，24小时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要我背监规，每天对我强行洗脑，逼迫我看那些诽谤大法的书籍、电视录像和焦点访谈，强迫我写“认识”，写“思想汇报”，不然就不让睡觉、几天几夜“挖墙”，同时不让洗漱，上厕所也要受限制，本来上午需要上厕所，恶警非要强迫到下午才准去。我的双脚肿得象馒头，双腿肿得好粗、发亮，上厕所下蹲都很艰难吃力，痛得不行。“挖墙”时它们只要认为我没站好就踢我象馒头一样的脚。恶徒逼迫我写“三书”（即“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我拒绝，恶人就当面诽谤大法和师父，污辱我人格，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我不愿看到她们造业，就劝戒她们，她们不但不听，还恶狠狠地将我的嘴打出了血，牙也被打松了，由于我已经好几天几夜没睡觉，又被折磨得厉害，昏倒了好一阵，稍好一点后，恶人又没人性地继续折磨我，随心所欲地打、骂我，打我的头部，下死手地打。经常五天、六天、一个星期不让睡觉，有时让睡也只能睡上一、二小时，循环往复，包夹人自己都说她们要象我这样一天也受不了。她们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你的身体总不是金刚铁骨吧，死是不会让你死的，让你死不死，活不活，生不如死，忍受不了就“转化””，一天不“转化”，一天就不会停止折磨你，还有更厉害的在后头。”
这样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5月初，中队把我和6个包夹犯人关进了一个最小监号，在那里，它们为所欲为地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6个人将我按住，捉住我的右手，强迫我写“保证书”，我将手握成拳头捏得紧紧地，几个人都掰不开，于是它们就撇我的手指。一个一个指头撇，痛得我惨叫，恶人还不放手。我的右手小指被撇得肿得象个胡萝卜，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日夜疼痛难忍。（至今伸不直，已经残废）。邪恶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就又找来一根尼龙绳，将我的双手反捆在一起，反着悬吊在高低床的上铺铁架子上，这样我全身的重量都在两手腕上，由于胳膊是反吊着的，两肩痛得难以忍受，在吊的过程中恶警反复问我写不写？也不知吊了多长时间，有时就放下来再问我写不写？我说不写，就又被吊上去，就这样一天搞了也不知有多少回合。到晚上她们也说搞累了，要休息，就把我从铁架上解下来，双手还是反捆着站在地上，不一会我就失去了知觉倒在了地上。它们又将我从地上拉起来反捆在下铺的铁架上，将我的头发吊在上铺的铁架子上，目的是不让我打瞌睡，其实我早已被折磨得神智不清了，也不知有多少天没有睡觉，加上这样没停地折磨，那天半夜我失去了知觉，“保证书”在我神智不清时完成。
为了达到它们要的所谓“三书”，它们采取了欺骗的手段，要我写认识，我当然不会写，犯人邓正悦把“认识”写好，一边继续不让睡觉，一边捆绑吊打折磨我。由于长期不让我睡觉，使我神智不清，有时站着就突然地栽倒了，有时是在原来的地方未动，我却感觉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也辨不清。它们总是要将我折磨成神智不清时在晚上逼着我、推搡着我的肩膀抄写，一个字要推搡好半天，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抄成的。这样它们才让我睡两个小时。等我清醒一点后看到它们恶毒攻击诬陷师父的话是自己抄写的时候，真是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它们却哈哈大笑，即使这样，它们认为目的还没达到，包夹人邓正悦又将“认识”题目改成“悔过书”、“决裂书”要我签名，我不屈从它们，它们又重复地折磨迫害我，包夹人对我说：“监狱领导、大队领导每天都在打电话向中队追要“三书”，干部逼我们，我们就要逼你。”
在还是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狱警（副队长）彭红霞要她们几个人再想想办法。于是邓正悦、王焕英就又换了一种更残忍的吊法，将我的左脚腕和左手腕，用尼龙绳捆在一起，悬吊在上铺的铁架上，头朝下，整个身体都是歪着悬起来的，只要我的身体挨床边时，她们就用脚踢，整个身体的重量全在手腕和脚腕上，它们将绳子系得死死的，绳子都勒进了肌肉里，全身那种痛苦的滋味是无法形容的。同样的方法又将左手腕和右脚腕捆在一起，重复着。以后我的双手、双脚疼痛麻木近一年时间。
包夹人每次在吊打我之前，几个人总是要将我按倒，强行灌药，说是灌的“安全药”，目的是在捆绑吊打的过程中不出事，她们对我随意打骂，极频繁，每次吊打都是关着门的。有一次几个人一起都过来抓着我打，这次我没有被捆，所以突然就冲出了监号。边跑边喊：“打人啦！”跑到狱警办公门口，这时彭红霞闻声出来，大声吼着问我：“有谁打你？谁敢打你呀？”打我的人边跟着追到了跟前，她们竟然都不承认打了我，狱警彭红霞按着说：“这里是强制机关，不听话就要强制执行。”实际我心里一直都知道是监狱、大队、中队的干警在逼迫犯人对我进行迫害的。包夹人总是在我面前叫苦：“干部不逼我们，我们是不会逼你的。我们也是被干部逼得没办法，才这样对你的。”等等，还说了很多，还有大队干部直接威逼犯人。可是，监狱干警把迫害法轮功的全部责任都推给犯人。在劫持法轮功学员的中队时，监狱张科长把我叫去了解情况，是在三大队办公室，说是了解情况，其实是要我讲假话。当时教导员对我吼着说：迫害我的是犯人，干部不知道。并恐吓我说：“你到底‘转化’没有？要是没有‘转化’那就要退回原来的中队去。”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她说的一些话都很愚蠢，这一切都是她们安排的，只不过想要我说假话而已。在五监区中队时包夹人王焕英一边在我脸上写字，一边用笔尖戳我脸的肌肉，用双手将我的脸揪得又肿又青，我只知道痛，是她自己说青了我才知道的。恶人熊桂英总是在我的身上、衣服上、鞋子上、碗上到处写诽谤我师父污蔑大法的话，恶人邓正悦用小报纸写了好多诽谤我师父的话。她们还在天气最热时要我站在没有风的地方，蚊子最多的角落里“挖墙”，让蚊子咬。长期不准睡觉，还不准打瞌睡，不准闭眼睛，只要我的眼皮不受控制闭上时，熊桂英就用报纸糊好的脚气药膏猛往我的鼻子里面捅，我制止她时，又往我的眼睛、脸上到处擦，我的衣服上，全身擦得都是，气味难闻极了。大热天的又不让我换衣服，也不准我洗漱，还要说我又臭又脏，不讲卫生。它们对我一系列残酷的迫害过程，用尽了各种强制、欺骗、高压的卑鄙手段。我在狱中就写了严正声明，声明对我在被暴力折磨下的所谓“转化”全部作废。同时还写材料揭露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