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都50多岁了，父亲是瓦工，一年挣不了多少钱，还有老胃病；母亲在家干一些农活。我们家地少，每年地里的粮食还不够家里的口粮。原本想挑起家庭重担的我，没想到却又成了家里的累赘。肝炎病每年的医药费都不少，药还都不管用。我那时干活，身体常出虚汗，没有力气。望着为儿女们劳累了一生的父母，到老了还不得安闲，甚至比以前的负担更重，我的内心很痛苦，内心矛盾重重，真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
1998年8月我喜得大法。当我一接触法轮功时，就被李老师博大精深的法理和超常的智慧所折服。我知道了人生的真实意义，人得病的根本原因，人生的真正目的－－返本归真。炼功几周后，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从此我再干力气活也不出虚汗了，也有劲了。我知道我的病好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给了我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更使我看到了生活的美好。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无理的打压、造谣和诬蔑宣传。我不明白：一个对老百姓身心有益的功法，一个能使人道德回升的功法为什么就不准炼了呢？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是大力推广而要镇压呢？我满怀对政府的信任去上访，希望政府能够听一听老百姓的心声－－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但是我对政府的信任换来的却是被非法拘禁和迫害。
1999年冬，我因到北京上访而被非法拘留在凌源市第二拘留所，公安局政保科的任胜军、付延龄知我有肝炎病，在非法敲诈我家4000元钱后将原本欲判劳动教养改为监外执行。期间，莫胡店派出所的指导员吕X曾到我家敲诈钱财，因看我家实在是穷，没有油水可榨方才罢休。有一次他酒醉之后闯入我家，向我母亲勒索钱财。我妈说：“没有，一分钱都没有。”他纠缠着不走，吐了我家当院一地的饭菜，令人恶心。
2001年秋，我又因到北京上访而被绑架在府右街派出所。那里的警察问我是哪的，我不说。他就用脚踢我，我还是不说。他无计可施后便说：“你说出你是哪的，就放你回去。”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地址，结果他们把我关进了刑讯室，那时我已经3天3夜没吃东西了。第二天清晨，我炼功时，一个警察气势汹汹地闯入刑讯室说：“听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不怕疼是不是？”说着，冷不防一拳打在我的胃部，我立刻感到我的胃象碎裂般的剧痛，有一种将死的感觉，一下子倒在了地上。起来之后，他又冷不防一拳打在了我的肝脏上，我又感到我的肝部象破碎般的疼痛，痛得我满地打滚。在场的其余民警都不忍看。
之后我又被绑架到朝阳驻京办事处，从那里我又被莫胡店派出所的指导李某、董强、孙楠、韩峰等人拉回凌源。在车上我因坚持炼功，遭毒打。回到凌源后，他们又欲将我拘留，我说：“我不进去，我要找你们领导谈谈。”他们借口领导下班了而不予接见。后来拘留所所长孙连生把我家人找来，强行把我送到凌源市精神病院，大夫尹卫民给我注射了一针药物，我又一次感到了死亡前窒息般的痛苦。后来公安局和拘留所的人强迫我的家人替我写了一份“悔过书”，念给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的其他同修听，用以制造我被转化的假象，来欺骗其他同修，企图使别人“转化”。后来精神病院勒索我家八百多元钱所谓的医药费，才将我放出。其实我根本没有病，他们把坚定的大法弟子都诬蔑为有精神病。
2002年春，我又因上访而再度被关押，后我绝食抗议迫害，拘留所大夫周平、李伟、张大明等人又将我绑架到精神病院灌食（许多同修都因绝食抗议而在这里被灌食）。他们把我绑在一张床上，我咬紧牙关不让灌食，护士孙某便用一钢制物撬我的嘴，我越咬越紧，她使劲地撬，僵持中我突然感到一股力量从我体内发出将钢尺咬掉了一块儿，她见撬不开了，就改用鼻饲灌食。因为管太细，一下子插到了我的肺里。
我因为绝食而被留在精神病院，在医院里院长尔树林在公安局的怂恿和金钱的诱惑下，伙同大夫董某给我注射损坏神经类的药物，我立刻感到这种药物不对劲，发正念清除了大部分这种药物，但残留的药物依然使我狂躁不安、难以入睡，走路手脚僵直。就是这样，公安局和莫胡店派出所的董强、孙南等人还不死心，他们又把我送到朝阳西大营子教养院准备进一步迫害，教养院的人一看我都这样了没收我。凌源市公安局杨明辉等人还不放过我，他们又把我关在了精神病医院。后来我从精神病医院走脱。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坐立不安，走路僵直，记忆力减弱。后来学法炼功，我才恢复正常。大法弟子米艳丽就被他们注射了一种药物而记忆力减弱，她自己说被打了那一针以后头象罩了一个大气罩似的难受。
篇幅有限，仅写出我和我见到的同修遭受迫害的一部分。写出这些，只想告诉人们在“繁荣”的背后少数当权者对人权的野蛮践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明白法轮功真象，为了制止这场迫害；迫害不停，我们讲真象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