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96年得法的，从此懂得怎样做人、做一个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法轮功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可江泽民却公然违反宪法，对大法弟子進行了邪恶的镇压，被迫害死的人数有据可查的就有1000来人。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我在99年12月25日去北京上访请愿，26日被抓進天安门派出所。审讯后，我被关入很大的一间牢房，里面都是大法弟子，女同修很多，年老年轻的都有。恶警们把这些女大法弟子吊起来打，惨叫声不断。当天我被押往北京办事处，在这期间，恶警苏波和另外一个恶警对我们大打出手，问我们还炼不炼，只要说炼就打；打我的耳光就有50多下，直到打累了才停止。晚上恶警把我们用扣子扣在一起，一个连一个，锁在暖气管子上动一动都很困难。
我们被锁了三天三夜，有时不给饭吃，我们带的钱都被恶警拿去了，还强行让我们三人（有我儿子）卸一卡车大米等其它一些东西。12月29日，把我们从北京押回来，到灌区公安局非法审讯，威胁和恐吓之后，把我们4人劫持到拘留所進行关押。
我在拘留所期间，被所长刘春民提审后，因坚持修炼，说我是進京负责人，在拘留所21天遭受了折磨。因为我晚上睡觉打呼噜，那些刑事犯不让我睡觉，一打呼噜就踢醒我，弄得我几天都没睡觉。在那里伙食更差，一天两顿饭都是玉米窝头，里面有很多耗子粪便。
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21天，2000年2月1日被非法判劳教一年，送往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在入所的当天，被恶警李国民科长進行审讯和体罚。先到教育大队進行学习所规所纪，必须背会，不会者進行坐板体罚，打骂人是常事，上厕所都得报告，每月都得写思想汇报，我在教育队共计36天，
3月7日被劫持到后勤大队菜田劳动，每天五点起床，必须把样板行李整理整齐、打扫卫生，我是擦墙壁，如果不合格就将遭到惩罚，每天睡觉前和起床都得点名。3月份到菜园，开始修建大棚，刨开冻土用砖打基础，搬运砖都用丝袋背，管教整天吆喝着，就象赶牛马一样劳动，稍微慢一点儿就被管教打骂、体罚。
4月12日，我被换到养猪场。我分担一栋猪舍，十个圈左右70个大猪，每天早晨起猪粪、用清水冲刷猪圈一次，每天喂猪四次，出外买饲料用手推车往回推。加工饲料、推豆浆、拌饲料、喂鱼、打扫院内卫生、整天忙碌着。
7月11日，我们多数大法弟子被劫持到二大队开始進行迫害。恶警首先進行大搜查，每个人的行李、兜袋都進行仔细地搜查，连身上穿的衣服、裤子都得脱下来搜查。很多功友的经文被搜出，邪恶的警察就从这些人下手，用白龙、大竹板、电棍等進行迫害。
大法弟子遭迫害的惨叫声、电棍的火花声听到真是心如刀绞，难以形容，很多大法弟子遭到了迫害。
七月中旬的天气非常炎热，强迫大法弟子去几百米以外扛土，每天扛100多次。汗水、泥水从脸上往下淌，有的弟子脚上磨掉一块皮，流着血，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就是这样也得扛土，不准休息。在扛土的途中由犯人看着，不许说话，否则就会被训话。晚上睡觉中间夹着一个犯人监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在劳教所度过了9个月，11月份被解教回家，回家才知道我到京上访被当地罚款一万元。
2000年年末，恶警刘春民等把我又强行带到红光农场進行洗脑。610办公室头子李有和各乡的派出所所长等都参加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洗脑任务。2001年9月份，在红旗农场又办洗脑班。李有、苏波和许多警察到处绑架大法弟子抓進洗脑班。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到现场指挥。
2001年12月28日晚，李迈所长带一伙恶警到我家强行搜查，在我母亲的屋里抓走我儿子（大法弟子），由于我母亲从没经过这样的惊吓，从此卧床不起，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昏迷中经常叫我儿子的名字（她的孙子）和她的姑娘（大法弟子，被劳教两年）的名字。
在我母亲病危期间，来看望的人得知老人是被恶警抓走孙子连吓带急而病倒的，无不落泪。就这样，老人在临终前都不能看看心爱的孙子最后一面，于2002年农历四月初八含冤离开人世。
这都是邪恶之首江××一伙所造成的，把一个美满的家庭给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