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20日以后，由于那个腐败、邪恶、妒嫉心极强的总头子江泽民出于对真善忍的仇视、编造谎言，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机器，大肆污蔑攻击法轮大法，使师尊和大法弟子们蒙受不白之冤。
为了说句心里话，我于2000年5月中旬踏上了去北京上访之路。没想到说句心里话都那么难，那些被蒙蔽、被江××强迫干坏事的公安警察把我非法抓捕，送到北京公安局，当时被关押在一起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学员50多人，我们被关在一间20多平方米安有铁栅栏的屋子里。关押的人中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2岁的孩子，还有一位留学生。我们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分流，距北京近的由当地公安领走，我们四川的大法弟子被成都公安局驻北京留守处進行收容。一進门，我们的钱物全部被没收，然后提审，按理说收容最多关押2天，但我被莫名关押15天。而且关押期间，留守处的土政策是不准炼功、学法、不准讲话，上厕所必须在规定时间才能去，上下午各2次，没有床，没有开水喝，伙食费每天每人15元，吃的是警察们吃剩下的残汤剩饭，早晚各一餐，而且量很少，吃不饱，一些大法弟子还得不到饭吃，只好饿着。
留守处里看管法轮功的人非常凶恶，特别是一个部队转业来的姓卫的恶人，经常打人，我虽没有挨打，但我看见有三个人被打，其中一个是二十多岁的成都交通技校的教师，一个是新都40多岁的农村妇女。15天后，我们由成都公安局110押送回成都，先被送到成都收容所（青羊戒毒所）先搜身，然后审讯，问还炼不炼，我们都非常坚决地说“炼”。在收容所关押2天后，由户籍所在地警察领走，送往成都九如村拘留所，并要求家属付清了在北京期间的生活费400多元。当时把我送往拘留所时，由于没有拘留手续，拘留所不愿接收，户籍警察马上开车到公安局四处补开了一张拘留证，可见这些人关押法轮功修炼者根本不讲法律。
拘留所也是先搜身，然后将我们和犯人关在一起。拘留所安排了犯人看管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的拘留所和监狱，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是看管镇压最严厉的对象，无论是什么犯人都可以是警察依赖和依靠的对象，他们中越是凶狠残暴的人员越被警察利用来协助恶警看管法轮功学员。所有犯人都可以缩短拘留时间，唯独法轮功修炼者一天都不能减少，用坏人管好人，这是当今中国监狱的一大“创举”。
我们二十多人关在一间20平方米的屋子时，房间的半边是木板通铺，半边是通道。屋里阴暗、潮湿，睡觉时连翻身都困难。每天早晚各一碗开水，洗、漱、饮用都是它，吃喝拉都在屋里，天热时，一股股臭气扑鼻，蚊子也多，伙食质量也差，清水煮菜，米饭是半生不熟的。而且还吃不饱，里面一些警察也很邪恶，打人、骂人，还经常开大会诬蔑大法。
拘留15天后，我由户籍领回派出所，通知工作单位和家属来人，强迫我当着工作单位和家属的面写保证，还强迫家属也写保证，并向工作单位罚款1500元，才放回家。
从那以后，派出所和街道社区就对我進行长期监控，并没收了我的身份证。每天买菜门卫都要看表，登记出入时间，每逢节日，或他们所谓的敏感日派出所都要把我们找在一起進行洗脑。强迫每人轮流读诬蔑大法的黑材料，我们跟他们讲真象，他们也不听，并从大法弟子的工资中扣除400元雇佣一位下岗女工看管大法弟子，我所在的辖区有位姓舒的大姐，每月只给200元生活费。
街道和社区人员还通过用钱和物质打动我丈夫的心，企图利用他控制我，第一次由街道办书记、主任、副主任送200元钱到我家，我将钱退还了。
自从天安门自焚案后，街道上的人又加强了对我的监控，常将大法弟子们集中洗脑，看录像、读报纸、让大家写认识，当时由于在压力面前头脑不清醒，上了他们的圈套，我写了认识。后来我清醒过来，明白自己学法不深被他们造谣的谎言蒙蔽，于是写声明作废，此后，他们有什么事就直接找我丈夫了。
据我丈夫讲，2003年下半年，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经常找他谈话，后来又直接到家来找我一起谈，每周至少一次，先是办事处王书记，社区负责人徐女士，后是党办方书记，锦江区综治办书记邢女士，并将一些诬陷大法的资料、光盘、磁带交与我丈夫强迫我看，我不看，丈夫便打我骂我，他们还专门找来一个背叛大法的人做我的转化工作，郝书记说：“只要你写一张不炼功保证就算了”社区徐女士、综治办邢女士往家来的更勤，他们说：“你只要写了保证就可以不监控你了，你就甩掉尾巴了，你就成了自由人了，今后你子女的工作问题、升学、提干、婚姻就不受影响了。”我态度非常坚决的一概否定了。
我丈夫因为没有炼功，胆子小，又加上政府、街道、公安机关的长期纠缠，强大压力，活得担惊受怕，自从我被监控以来，他也成了被监控的对象，我们老俩口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要被监控。登记时间，受询问，他非常想过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他替我写了一个不炼的保证。这并不是我的心愿，在此我郑重声明：此保证作废，我要坚修大法，绝不动摇，在这里我要揭露当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等对我和我的家人的管制、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