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喜得大法 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姐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现从事经济工作。她本来不懂政治，但她的经历总是与政治运动相连；她的工作与政治无关，但政治总是找到她。政治使她一生坎坷不平、历尽艰辛。
她从小受无神论灌输。10岁左右，她还在小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她父亲出生于一个破产地主家庭，个人又是干部出身，读了一点书，又喜好写一点东西，1967年文革开始时被列入整治对象，被定为有历史问题（“三青团员”）和有反动言论者。据她父亲本人讲，他的“三青团员”的来历是不实的。当时他的一个往年的同学证实，那一年的学生都是集体加入三青团的，父亲也属其中。尽管当时父亲写了血书也无济于事，调查工作无法進行。他的反党言论的由来是利用当时出的各类香烟的品名，写了一篇什么诗之类的东西，上纲上线就成为“反动”。在单位开他批斗会时，母亲叫大姐姊妹俩去看一下，结果她俩还没到门前，就听到振耳的“打倒×××（大姐父亲的名字）”、“专政×××”的声音，吓得她们赶忙回到家里。据说她父亲当时戴着高帽子，跪在玻璃碴上，还要承受人们的打骂，晚上用火柴棍撑他的眼皮不让睡觉，连夜写交待材料。挨整几个月后，她父亲被入另册下农村改造，十几年后才予平反，但人已经老了。当时大姐不会思考什么政治，她父亲也好象没什么埋怨，只是消极地承受着，一直指望着平反。
至那时起，大姐的生活、工作、荣辱都与政治相连，都需要政治审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尽管大姐当时是知青模范，但由于家里没有权势关系而与她无缘，而去的都是县里干部的子女；招工时，由于大姐父亲的问题未解决，招工单位无法选择，只好到了当时人们都不愿去的矿山；安排工种时由于政审不合格，不适合在劳资部门而调到财会部门。她当时不会思考，也没有怨恨谁，就知道服从安排，叫干啥就干啥，并养成了认真、勤奋、踏实，埋头拉车的习惯。
工作初期，大姐就形成了畏惧政治，不想涉及政治，政治象个怪物，莫名其妙，可以一时间将人置于可怕的境地；也可以让你成为整治别人的工具，还觉得理所当然。
1980年，大姐开始处理个人姻缘。命运将她和一个政府行政干部结合在一起。当时男方在她家所在城市的政府工作，她在离城较远的矿区工作。虽各处一地，但她们当时感情基础较好，都比较注重精神道德。因为都有过感情挫折，所以大姐的标准是找一位德才兼备的伴侣，男方的标准是找一位平凡知己的女友。他们那时都讲志同道合，相互理解。大姐的家在城区，父母姐妹都在城区工作，没有经济负担，而男方的家在农村，父母年近七十，4个姐姐，3个出嫁，由于男方的大姐在家招的上门女婿，后因大姐病故后而另选别家。丢下两个侄儿、侄女由他父母照看，经济条件差、比较贫苦。
大姐没有计较这些，毅然嫁给了他，半年后调回城区工作。她们结合后，丈夫的仕途可谓是青云直上，先是当上了政府办秘书，半年后考上了武大经济管理系，学习了三年，毕业后省委组织部要留用，但他个人决意回家，被提拔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担任过体改委主任，市政府秘书长，97年通过全省干部考试考评合格提拔为现在的副地级。而她则一直是搞好本职工作，理好家务，孝敬公婆，照看女儿，安置侄儿、侄女，帮助农村的亲属。所以在别人看来，他们家庭幸福美满，男才女貌，丈夫也对她一直存感激之情。记得在结缘初期，在闲谈个人取向时还曾说过笑话。她丈夫说搞行政工作的太枯燥，政治性强而施展不了才华；她说搞行政工作的太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场政治运动就被打成“什么派”或扣上“反革命”之类的大帽子。想不到这句笑话竟然在她身上不止一次的得以应验。
九十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大姐身体素质全面下降，神经衰弱、颈椎增生、心脏病、肠胃病、关节炎等慢性病缠绕一身，精神上更是萎靡不振，成天胡思乱想，活得很累、很迷惘。这期间，炼了几种气功，但大多都是假的，骗钱的，花了几千元，由于不懂修炼的真正内涵和方法，执著追求功能，结果病不但未见好转，还更加弱不禁风，最后只好放弃，住院治疗。
1997年6月，经人介绍，大姐有幸得到法轮大法，一口气看完三遍《转法轮》，她认为法轮大法才是她真正在寻找的人生之本。一下子明白了人的生命是怎么来的？人在世上为什么这多苦？人为什么摆脱不了生老病死？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所不懂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说来奇怪，刚开始接触大法，多年的病状就无影无踪了。她精神饱满，心胸坦荡；学法时浑身发热；炼功中法轮、气机旋转，真是轻松美妙。面对这种神奇的变化，她还会有何疑虑呢？法轮大法确是真而不玄，她相见恨晚。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常使她泪流满面，是法轮大法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同时也找到了原来为什么不好病的原因在于自己的各种执著心太重、迷于个人利益太深所致。所以当她明白了这一切的时候，身体就发生了大的变化，原来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
实践使她相信大法不是迷信，她决定修炼下去。接下来她与其他大法学员一样，以“真、善、忍”宇宙特性为指导，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实修心性。做到遵纪守法，干好本职工作，遇到矛盾向内找，处处为别人着想，淡泊名利，舍弃不好的执著和欲望。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实践，使得每个真修者修炼前后判若两人，身心得以升华。修炼后，她没有一分钱的药费列支，98年全局干部身体测评，她成为了女同志中唯一的一个“优秀”等级。她不会再随波逐流，卷入社会中的不正之风，什么贪图享受、大吃大喝、打牌赌博、公物私得等都离她远去。她还体会到，修炼前做好人与修炼后做好人在思想境界上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修炼前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约束，是为私的，为的是生活得更好；而修炼后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完善与提高的机制，处处为别人好。“真、善、忍”是宇宙的精神，要想身体好，就得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因为境界的升华与身体的健康是一性的。当时全国人大的调查，说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99.7%，对社会、对个人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是千真万确的。
得法初的两年，是大姐一生中最庆幸、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候。97年，她丈夫通过全省干部任职选拔考试，到某地任了副地级干部，她和女儿也跟着调往一处，一家人幸福和睦，各自认真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都在做好人和更好的人。自得法后，她再也想不到那些伤心的事了，政治似乎远离了她，她也远离了政治，清静本份，真正走上了一条重新做人之路，她感到非常庆幸。
二、讲真象 揭露政治谎言
99年7月20日，当权者掀起了一场以谎言为基础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7到10月三个月，不经任何合法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铺天盖地的镇压，使用了全国所有的新闻机器，各级政府全部卷入，人人都被拉入了政治迫害之中。
面对种种欺世谎言和打压手段，大姐意识到，可怕的政治运动又找来了，来的如此凶恶。当权者因为妒忌，无视国家宪法赋予人的基本权利，竟以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为代价来撒弥天大谎，多少人会被政治谎言所惑而干下违背天理的事。面对整部国家机器的参与，怎么办？这是摆在每个修炼者面前的一个非常严肃地问题，是选择在逆境中，坚持真理，还是选择委曲求全，放弃修炼？她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理性思考过程，决定了她应该走的路……
1、给当地市委、政府一把手写信
1999年9月，她向当地最高官员写了一信反映大法修炼者心声的一封信，讲明了一些真象，并附上个人的修炼体会，希望当地政府部门给大法修炼者一个修炼环境。可是在当时政治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选择的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面的精神，都强调要与中央政治保持一致，所以没有任何结果。
2、到北京上访
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来自中央高层，所以在当地反映实情无效的情况下，为了政府对法轮大法有一个公正的认识，大姐决定以自己修炼大法的亲身实践，向国家反映大法利国利民的事实，并认为采用国家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去上访才是理智的办法。
1999年10月，利用“十一”假期，她与几个同修一行到北京上访。原准备上访后回来上班的，但到北京后，发现上访局也休息，所以为了不违犯工作纪律，又要能够上访，于是大姐写了一封信请人从邮局发给单位领导，说明为了不影响单位，如果到期不回单位上班，就给她作自动离职处理。后来由于上访时间超过假期，于是她就没急着回单位上班。在北京，她看到国家上访局成了抓人局，天安门成为抓人的场所。只要回答是法轮功的，就抓人。上访局门口各省市的警车便衣很多，为了不被抓，她和来自大连、长春的五名大法弟子一起联名写了上访信寄往国务院上访办。
正当她们准备到天安门和平请愿时，被当地的公安人员找到住处将她们押回。当时到北京上访的学员，她们当地各县市加起来就有近60人。当时在北京几乎全部被绑架，分别关在不同监禁地，有的审讯时不报名，还遭到打骂和反背铐拇指（即一只手由肩上到背后，一只手由下到背后），一铐几个小时，脸都变了色才取下。由于大姐的身份比较特殊，是政府官员的家属，所以表面上还算是照顾，劫持回后，别人都送往派出所，她被采取监视居住的形式在招待所一个月。
公安把大姐当这次上访去北京的组织者，并列成重点“转化”对象。在招待所，每天都有市公安局的男女科长两人、本单位的男女科长两人跟着，吃住一起，公安要她交待所谓的行动，并写保证书。还有亲属、单位的领导、同事都来过给她洗脑，要她表态。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只是善意的给他们讲真象。她给他们介绍了大法是什么，谈了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讲了电视媒体的谎言诬陷。对听到真象的一般干部来讲，他们虽然明白修大法是做好人，上访也谈不上什么错，就是把政治看得至高无上，认为上面有精神说是错的，你还要上访就是错的……
大姐听到这些后，给他们讲了国家大家和个人小家的关系，道德良知与幸福美好的关系，可他们面对现实，很难接受。极权政治使人们丧失了做人的良知，正义、公德和道义。就这样一个月内换了三个招待所，当地官员和警察花了公款上万元，也没有达到目地。
后来大姐才知道，市里把她上北京当作一件政治大案对待，因她的身份直接可使本市当上政治“典型”，直接危及某些官员的政治生命。所以敏感至极：一是在她的丈夫要出国考查时，人已经到了飞机场，都把他截回来了，要他到京找她，浪费了出国经费上万元。二是公安和单位派人到北京办事处住下来，找她。公安派的人是刑警队长，带着她的传真照片。其实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经过时，她看见他了，但她并不认识他，他也看到了她，只是拿不准就错过了。据后来讲他们在北京开支上万元（包括一些不正当的个人开支或为了把她先领出来除名，给北京片区派出所2千元）。三是一个与她丈夫有成见的人，将她到北京的事告到省委副书记那里去了，说是她丈夫对她上访持支持态度。组织上没给她处分，结果省里专门写来东西，要将对她的处理结果上报。这样更加引起她家人的敏感和市里的重视，马上派人到她单位督办，最后突击性下发文件，做出了劝其退党、行政记大过、扣发2个月工资（约2千元）、扣发全年奖金（约三千元）、行政降级、公务员测评为不称职等一系列处罚，然后层层上报至省。在单位，進行公务员测评时，尽管测评前学习了省里的文件，规定凡是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列为不称职。但单位60来个职工（占80%左右）却都给她打的称职和基本称职。只有6票是不称职，这6票就是当时考评组的领导成员。最后，测评结果并没有按民主测评的结果办，而是按文件规定，定她“不称职”。
所以说，对她因去北京上访学员，实施的非法关押、非法强行表态、罚款的行径纯属至上而下的政治性迫害。再好的人，如果不符合当权者的意志，就可以对其实施政治迫害。虽然这次没有对大姐实施暴力，可迫害的实质都是为了压制人的基本自由，不许人们讲真话，扭曲善良，是为了维护它的强权统治，让人们屈从于当权者的意志，无尊严的活着，而且也严重的破坏中国宪法，是典型的以权代法和强权政治表现，同时没有任何群众基础，不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
3、外出炼功及两次非法关押
大姐始终认为，修炼法轮功是人身自由，没有错。当权者说法轮功有错是有政治目地的。我们就是遵守宪法，让事实说明一切，应该继续证实大法，外出炼功。2000年3月24日清晨，她们7人自发外出炼功。不一会，就被公安发现了，警车将她们拉到公安局，并不听解释，不由分说将她们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行政拘留一个星期。对于大姐，公安先是找了单位领导，又请示上级和市里，还问她自己怎么办？是不是再到招待所。大姐说，如果你们再将我监视居住，拿公家的钱财吃喝，花上几千上万，让人们误解法轮功，我不会配合！如果那样，我就绝食。
于是他们将她送進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一周。这期间她绝食5天。2000年6月23日，听说有学员将外出炼功，于是大姐在家人的反对下，也去炼功了。在炼功场上，公安将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连抓带推逼上警车带走，由于她坚决不上车，说还要按时去上班就走了。公安恶警当时听了说，你还想去上班？
下午，他们指使下面片所的3名恶警到办公室将她骗走。这次她不配合一切审讯、签字等，晚上他们将她送到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这次执行的是非法刑事拘押，要判刑的那种，还说象她这样，至少判三年劳教。她们十几名外出炼功的，加上5个到北京被绑架回来的，将近二十多名女学员，分别关两个狱室。她开始所在的狱室只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是到北京上访的，还带着脚镣手铐。大姐问是为何故，她说是因为炼功而被迫害，并挨了鞭打。第二天，她的手脱铐出来，被姓黎的所长看到，就带人進来准备将她重新铐上，当时大姐在一旁说，她没有错，不应该给她上铐。那个所长问，你是谁？给她一齐铐上。就这样不由分说将她俩铐在一起，每人铐上一只手一只脚，一周后才取下。这给她们的行动带来极大不便，但她们仍然坚持背法、炼功。炼功时常有值班的干警打扰，有时撒沙，有时泼水，有时威胁，可她们并不理睬，几天后，恶警就不再干扰了。这与前几批学员为开创环境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周后，她们开始看《转法轮》，那位学员随身带的一种小版本的。过了几天，又進来1个学员，她们一起传看。一天，那个年纪大的老学员在睡板上看书，由于视力有限，坐到床铺中间看。不想又被姓黎的所长看见，叫交出来，她没动。黎接着就叫3个恶警進来抢。当时大姐将书用双手拿在自己的面前，心想决不能叫他们抢去。在3个男恶警的抢夺下，她们3人也進行着保护，在睡板上翻来滚去，最后书还是被恶警抢去。
接着，恶警又给她们3人都戴了脚镣手铐。那个看书的学员一个人铐一副；她们又是两个人铐一起。给大姐铐镣的恶警还对她说，你的丈夫巴不得你早点死，免得影响他，可见其人性的扭曲程度。其实在狱室看书是允许的，其他犯人都可带進很多杂志、小说等，为了减轻狱警的监管负担。可对法轮功学员来讲，只要看大法书就不行。书被抢后，几位同修悟到应该绝食，维护她们的权利和尊严，要回她们的书。
7月23日，正准备绝食之际，恶警点名要大姐出去。当时她不知何故，由于还戴着铐子，就两人一起出去将她的铐子解开，但仍没有因此而给另一个学员也解开，相反将铐子让她一个人戴上。出去后，她们单位的工会干事给大姐讲，家里父亲病危，与公安办了手续，回家几天。当时大姐还没有离婚，于是单位去了一辆车押着她回老家。当时她来不及回家换身衣服，整理头发，赤着脚穿着看守所发的男式42码塑料拖鞋就上路了。
在车上，她听说父亲是犯了心脏病，已去世。本来她父亲是有心脏病，可为她的事，加剧了病情。她哭了，很悲哀。父亲对她学功开始并不反对，可他临死之前还没有明白真象，还对大法有误解啊。他本身就是干部出生，经历过文革政治迫害。因此对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倍感敏感。所以7.20后，多次劝她放弃修炼，生怕女婿因此与她离婚。
这次她被非法关押后，父亲在电话中从她丈夫那里知道了消息，所以不长时间就去世了。母亲看到大姐后，哭得很伤心，说她看到大姐后比父亲之死更伤心。当晚家里姐姐、妹妹、妹夫象开斗争会似的指责她，只有母亲和丈夫没有怪她。她当时也没多说什么，办完丧事后第二天，就跟车回到自己的家。次日，单位打电话并来车，又送她到了看守所。这次她顺便带進一本小版本的《转法轮》。接下来的日子，她们通读《转法轮》近三十遍。
这次非法关押期间，市政法委书记（1次）、市公安局副局长（3次）、还有单位的科长、党办主任、丈夫的工作秘书（3次）、民政局干事（1次）不断找她，反复给她洗脑。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开始2次和她谈“政策”，要她表个态。大姐给他讲了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是错误的，说法轮功就是修炼，是受强权政治迫害后，才去上访讲真象，修炼人都是好人。大姐说讲真话没有错。这次非法关押近七十多天，最后下面县市的转走几人，市里8人被非法劳教，一年、一年半不等。就她一人由于离了婚，作了保外监视的处罚。可是，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任何政治迫害都是错误的，因为对法轮功的适用法律存在立法问题，所以真正的罪犯正是这场政治迫害的发动者和直接参与者。
4、家庭离异
8月中旬就在大姐父亲去世后二十来天里，尸骨未寒。丈夫的工作秘书就到看守所找她说了几句套话后，掏出离婚协议书要她签字。意思是你不转变，只有分离。于是她只好签了。同时出来后大姐悟到不应该签字，不应该配合。但他们说，当时你不签字，组织上也要出面办离婚手续，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后来大姐隐约知道，这里有组织决定的因素，同时有她丈夫要進市委常委班子的因素，也有丈夫本人的名利因素。后来听她们单位的人说，到她们单位办盖章手续的是政府秘书长办的，办完后对她单位的领导说，手续办完了，今后一切与我们无关了。
大姐修炼前后都是出了名的贤妻良母，修炼后更是支持家人的工作，处处都严格要求自己，不仅自己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还时常提醒家人做反腐倡廉的表率，是公认的好人。
在她家庭离异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7.20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来势凶猛，政府官员首当其冲地卷入其中。她丈夫随即开始敏感，继而害怕，同时开始对大法不理解，甚至阻拦。无论她怎么给他讲法轮功不是参与政治，是依法反映真实情况，他都听不進去。说功法好在家炼，管好自己就行，外出就是搞政治，你们功法再好也不能影响我的工作，你是好人不能代表别人都是好人，总是把法轮功学员的正常上访看作是常人参与政治的一种行为。7.20镇压法轮功以来，他成天在担心受怕。大姐去北京后，给他留的纸条当时没看见，满街到处找她；后来去出国时，到机场被截回来；他本人亲自到北京找她；后又有人告状到省里当作典型抓；進常委省委组织部要考查；市委对他施加的压力；派出所公安经常打电话到家里点名；还时常到家骚扰等。家人的承受也是很大的。
大概在2000年2月，她丈夫怕她再出去上访炼功，说你要再出去，你就写了离婚协议再出去。大姐不能保证她今后不出去，于是她就写了离婚申请交给她们单位，当时单位退给了她，她也觉得不对，马上给丈夫说不应该写，要收回，因为她没有离婚的理由，可他却给有关领导汇了报。
2000年5月，她丈夫自己写了一张离婚申请，要大姐签字，大姐问他想好了没有，他说想好了，于是大姐写上了“我修炼法轮功近三年，没有危害社会和家庭，只是他感到很痛苦，这不是我的本愿”，然后签了名字。后来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政府出面找她单位盖公章用的就是这张申请书。
5、搜家迫害
自1999年10月北京上访回来后，市里将大姐列作重点监控对象。公安有点名和查实的规定，每逢节假日、敏感日均要点名核实，看是否在家；发现两名以上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的，可按集会处理。她由片所的一名姓陈的副所长负责洗脑。他说如果她有什么事，他就要担责任。警察还经常给她单位责任人打电话，通报情况。开始一段时间是每周打一次电话点名，不在家就到家找人。
2001年7月19日，他和一个政委、一个女警晚上到大姐家，当时有一个学员在她家坐。大姐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还对他们客气的倒了茶，心想是给他们讲真象的机会。那个政委说，你住这么好的房子，还反共产党。大姐说我没有反共产党，只是反对迫害法轮功。他说象你这样的人，判100次劳教都不算多，接着他拿出一张公安局搜查证，叫大姐签名，说今晚专门到你家查抄。大姐不签，不再理它。他们三人就每个房间翻起来，看找不到什么，就问那个学员是谁，叫什么名，然后就将她带到公安局查实，罚了2000元才放人。后来据说这天是全国性的大搜查。
大概在2001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他们又叫大姐的门，这次她怎么也不开门，他们骗她说找她谈心，大姐说对不起，要谈明天到办公室谈，接着将门铃挂上，不再理睬。大姐意识到，现在她应该用正念和宪法赋予的权利保护自己。有师在，在法在，堂堂正正。然后他们在下面打她的电话，她不接。后来他们又找她单位领导，要他们协助来叫她开门，单位领导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说不出来，就没敢再来。
6、洗脑班的邪恶
据大姐所知，市区内对法轮功学员办过3次洗脑班。她被迫参加过一次。第二次她坚决拒绝去。第三次范围很小。第一次洗脑班是2000年3月，参加人数大概20多人，由市直工委、政法委、公安局等单位筹办，每人2千元费用，每人一间房，每个单位派1个“帮教”。当时是北京在开人大会，怕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而办，时间半个月。由于大姐当时给中央人大写了一封短信，讲真象，后来信被市里到邮局查出。为此，他们很害怕。
他们将大姐送到洗脑班时，洗脑班已经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在洗脑班，他们请了宣传部门的讲师讲政治，大家都不听，有的提意见，有的请假，有的提别的问题，实在办不下去了，就让每人留在招待室里不管了。这期间，有关领导找她谈，叫她“转化”，她说根本不可能，法轮功这么好，大家都怎么样在做好人，宪法也有信仰自由的规定等，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没有违法，政治运动是错的，媒体报道是谎言，你们跟上面跑是危险的。他们说不过她就走了，后来跟她丈夫说她慷慨激昂。她认为她说的对，今后应注意点口气。但给法轮功学员洗脑是绝对错误的，是当权者的政治阴谋。那些直接参与给大法学员洗脑的人是在助纣为虐。
第二次洗脑班大概在2000年5月。大姐坚决拒绝参加。后听说这次班很邪恶，由市“610”直接操办，用的是军人、地方是民兵训练基地，单位和公安逼迫大法学员参加，有的还遭强制绑架，他们以军训为由，对大法弟子進行超负荷体罚，并且每天强迫其听诬蔑大法的文章，看诽谤师尊及诬陷大法的漫画，若不配合，则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跑步等。
三、揭露政治谎言全面讲清真象
在上访、炼功被抓的情况下，大姐意识到，中国的强权政治已经强权到了极点。我们对被谎言迷惑的广大受害者来讲，还应该尽最大的善心去讲清真象，去尽力相救。同时意识到讲真象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1、倾尽所有。一系列的政治迫害下来，大姐仅剩下一个饭碗，白天上班要搞好工作，紧张工作之余，时间很有限。每天基本上是早上五点起床炼功至七点，赶紧梳洗后七点半去乘车上班，晚上下班五点半一進门就开始学法至七点，然后边吃饭，过听新闻。七点半接着学法至9点左右，然后开始做真象工作，中途还要发正念，每天只能学两讲《转法轮》，中午时间学其他讲法和外出处理有关事情，常常工作至深夜，总觉时间太快，不够用。
3年来，其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过程，她并不强求别人，只是抱着最大的善心做自己应该做的——就是针对这场政治谎言和残暴行径，揭露邪恶，讲清真象，使该得救的人得救。同时针对讲真象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静心作理性的思考，对中国的强权政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2、竭力挽救。在讲真象过程中，她认为最难接受的是行政官员。他们大多是无神论者，有一定地位，比较清高，固执己见，政治名利、政治观点已取代了他们的思想，成了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准，是强权政治的执行者，是最危险的阶层，而且还带动许多不明白真象的人。大姐觉得更有责任、有义务让他们明白真象。
（1）大量派发资料。与其他学员配合，针对各类人员和行政干部及知识界、企业人士的名单，根据他们文化层次较高的特点，如市级、县级的政府干部，教育界、司法部门、企业干部等，主要发一些理性较强、事实清楚的真象资料。与其他大法弟子配合，对这些人长期大量地讲着真象，从本地和外地派发资料。
（2）重点讲述真象。针对比较熟悉的执政干部、亲属、朋友、同事等，采取有针对性地重点派发或写信讲真象，大多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发送。从揭露政治谎言、法轮功为什么不是参与政治、为何讲真象等问题一一说清；并从人生哲理、历史规律、道德良知、科学知识、法律人权、中外预言等诸多方面進行启发，希望他们能够理智清醒，摆放好生命的未来。
3、迷雾渐散。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在揭露谎言、讲清真象方面付出了他们的所有。有多少弟子被非法抓、打、判、甚至被迫害致死。但这一切都没能动摇他们证实大法的心。他们的真诚和善良，使人们在强权政治迫害的铁证如山面前开始清醒。
（1）家人及亲属的关心。3年来，她母亲、姐姐、妹妹、女儿及其他亲属，开始理解和支持她。原来他们认为她出去讲真话是不顾亲情，现在他们看到她并不是那样，事实是当权者在作恶，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逢年过节照样来往，有困难照样帮助。他们经常嘱咐她要注意安全，不要叫公安再抓去，同时为了她的安全，帮着做一点讲真象的工作，虽然做不到去修，但却能理解。她母亲70多岁，毅然决定跟她过，也看书在修，帮着做家务和一些辅助事情。她真高兴，她想大法学员的亲属们，大多都能得救。谁也不会再相信法轮功学员会去杀人、自焚，政治谎言再也骗不了明白真象的人了。
（2）同事、朋友们的变化。除了口头讲真象外，她在单位把工作搞好也是在讲真象。单位同事在与她接触中，都认为她是好人，而且说她境界高，从未有损公肥私的想法和行为，从不大吃大喝，打牌赌博。对工作认真负责。虽然她年近五十，但仍然精力充沛，兢兢业业。他们基本上都能接受真象，虽然表现麻木，做不到正义支持，但也不至于去做助纣为虐的事。另外，她所住的大院（政府大院）的一般干部，都认为她是好人，没有谁歧视她。还有退休老干部对她说，你爱人不该离婚，现在的政治运动，大家心里都有一本帐，要我正确对待。她看到大多数人都是明白的，只是他们还不敢站出来支持而已。
四、对强权政治的理性思考
对讲真象中反应出的一些问题，也促使她做过一些理性思考。
1、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最邪恶的强权政治运动。
（1）江氏集团操控所有宣传工具，面向全世界系统地传播欺世谎言。1999年7.20以后，当权者操控国家强权政治统治下所固有的政治性媒体系统，报纸、电台、电视、网站等全部卷入，公然将构陷法轮功的各种欺世谎言覆盖全世界，什么“天安门自焚”、“京城血案”、投毒杀人案“等谎言众所皆知，煽动世界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达到铲除异己的目地。
（2）启动整个国家机器，系统進行打压。1999年6月，当权者为打压法轮功，授权成立了“610”办公室，各级党委、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各部门、单位、居委会、学校、各党派、宗教团体等从上至下系统地对法轮功進行持续的镇压、监控和迫害，这种打压运动是全方位進行的，谎言的宣传也是无处不在。人人都在受强权政治的摆布，开会、揭批、签名等不择手段。每个真修的大法学员更在被迫害之中。
（3）大搞谎言“一言堂”，系统酷刑迫害，系统進行信息封锁。在这场迫害中，当权者除了发动全国新闻媒体造假，动用整个国家机器镇压外，还大量非法抓捕讲真象的学员，非法关押進行酷刑折磨。它的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从中世纪的刑具到现代化的电棍，从政府官员亲自动手到逼迫犯人作恶，是历史之最。几年来，上千大法学员被无辜迫害致死，十几万人被送進监狱与劳教所和精神病院，非法判刑的至少有六千人。同时对大法及大法学员的被迫害的真象進行严密地信息封锁，如各大网站的封锁及各种监控措施等，使中国民众听不到第二个声音，妄图使对法轮功的酷刑迫害在暗中進行。
（4）全方位的灭绝性洗脑。当权者发动这场对法轮功的政治打压运动，可以说是对全中国人民的政治洗脑运动。它对大法学员实施的非法酷刑、强行送精神病院注射迷魂药、各种洗脑班、看政治谎言录象、逼迫大法学员和旅客在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上踩等；还有迫使人们在旅游观光场合骂创始人、百万人签名、看“×教”图片展、看诬陷电影、学校课本诽谤、考试答题、传达秘密文件、新闻报到、讨论发言、亲情劝说转化等，真可以说是无其不有，不择手段，目地是逼迫修炼的大法学员转化、放弃修炼，逼迫人们接受强权，屈从强权，远离正信，将人们带向罪恶。
（5）反人类罪恶。当权者对法轮功的镇压最邪恶之处在于它的反人类性质。它以个人意志强行发动了这场镇压，并强迫政府接受其非理性的、违宪的个人决定，随后成立了专门镇压机构，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对以真善忍为准则的群体進行镇压，并下达灭绝政策，全国上下残酷地、系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它是对全人类正义良知的践踏，它迫害的是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道德、尊严和良知。这种罪恶并不完全表现为明处杀人放火，而是政治谎言掩盖着政治假理，表面施舍性的假善迷惑、动摇和毁灭着整个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
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02年10月，江访美期间，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亲属以群体灭绝罪将其及610办公室告上美国联邦法庭。目前全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多个起诉江及同伙的案件在進行。中央罗干、曾庆红、李岚清、丁关根；湖北公安副厅长赵志飞、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北京市长刘淇、辽宁副省长夏德仁等高官被诉海外法庭。其中缺席审判宣判丁关根、刘淇、夏德仁有罪。与此同时，法轮大法已经传遍世界60多个国家及地区，修炼者处处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做好人，受到各国政府、团体上千项褒奖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