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取炼功的权利
由于劳教所阻止我炼功，我采用绝食的方法争取炼功的权利。在此期间，警察和我谈话，对我威逼利诱，并列举了各种整人的办法来吓唬我。我也借此机会告诉他们大法修炼的真实情况，向他们洪法。后来劳教所警察的领导跟我商量：每隔两天给我找个房间让我炼一个小时。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不能向别人讲，实际上就是偷着炼。因为我争取炼功实际上是向政府要求大法修炼者的炼功权利，而不是为满足自己修炼的需要。所以我向那个警察讲“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我绝食绝水到很难受的时候（嘴里发粘、发臭），负责看我的劳教犯人劝我说，你就偷着喝点水，要不你的命就保不住了，谁也不给你说出去。我当时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用自己的生命证实大法，现在普天的众神都在注视着我，我必须走正自己的路。
在此期间，劳教所的同修知道我的情况后，曾有过一次集体绝食，大约30人参加。警察当着同修的面强行给我从鼻子里下胃管灌食。
我绝食绝水到第8天的时候，一个为劳教所做工作的劳教犯人偷偷告诉我说，警察正在让他写假材料，说等我死了之后，向外说我是自杀，以此来破坏大法。我当时心里一震，考虑后我向他们说我开始吃饭了，我要用其他的方式争取炼功的权利。
我吃饭几天后，就开始晚上起来打坐炼功，当时想自己应该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所以炼功并不回避警察。每次警察看见我炼功之后就用电棍电我。当时我觉得这是过关，就不断地默背《洪吟》以使自己保持正念，“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其实大法弟子根本就不应该遭受任何迫害。后来有一次警察在电我的时候电棍突然坏了。
由于我每天坚持炼功，警察又从别的中队借来了一个高压电棍，一触到我就打一个跟头。当我连续摔了几十个跟头之后，警察的电棍脱手了，因为他电到自己的手了，电棍掉在地上又摔坏了。
后来有一个阶段，当我晚上打坐炼功的时候，有的警察就假装没看见，有的警察看见后只讲一句让我睡觉。也就是说我在劳教所里基本上可以炼功了。
后来情况变了，警察找到我说：现在别的中队的同修有人要求调到这个中队来，原因是这个中队可以炼功。警察讲如果是你一个人的问题都好说，现在这种情况可就不好办了。然后他们就用更邪恶的手段对付我炼功。后来我想这已不是我自己突破过关的问题了，而是整体的大法弟子突破邪恶迫害的问题了，现在暂时可能还不做不到，所以就没再坚持下去。
在此期间有一次，一个姓杜的警察见我炼功后，把我叫到一间没人的屋子里，用警棍（硬胶皮棍）狠命地打向我的前胸、后背，几乎每一下都将我打倒在地，每一次我都从地上爬起来。后来我想怎么打起来没完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发正念铲除邪恶，或者让凶手现世现报，于是就把腰挺得更直，心想，打吧，打死我也不怕。警察突然不打了，开始用棍子捅我，不知怎地把我的额头捅破了一个口子，鲜血滴了一地，警察才住手。此时我的前胸、后背已是道道血痕，都花儿了。这是发生在2000年春夏之交的事。
二、拒绝写任何文字性的东西
我在劳教所一直保持着一种态度“我修炼没有错，我不需要改造”。所以拒绝写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作业和其他与改造有关的东西，也拒绝帮别的劳教犯人写，因为当时想“人就像一个容器，装進去什么就是什么。”《溶于法中》）可能因为我有过绝食和炼功的表现，所以针对这件事警察并不难为我。
后来我觉得同修们应该整体提高。就和同修讲不应该写那些东西，于是大家都不写了。这下警察不干了，开始采用电棍电，不让睡觉等各种手段针对我们。
有一天，警察（方、林两人）把我们5个叫到电视房大屋子里，打我们的耳光，一个一个地打，每一下都使我们几乎摔倒。一个同修被连续不断的打了1小时零6分钟，最后我们几个的脑袋全都被打变形了，一个同修的眼睛已经充血了，我的嘴角和鼻孔也都出血了，鲜血滴到地上。警察并不罢手，又拿来电棍电我们，从晚上9：30左右一直到凌晨3：00，两个警察一直打了我们5个多小时才算完。打我耳光的警察在洗手时，手都肿起来了，握不上拳了。
后来管教科表示，我们几个坚持不写作业的可以不写作业。在这期间我又拒绝参加考试等，因此而被加期2个月。
三、不配合邪恶的要求
这次挨打以后，我的耳朵后面肿起了一个大包，而且越来越大。警察由于心虚，让我去治疗，我拒绝了。当时我参加劳动是在室外（篮球场上），已是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到我身上，那个包破裂了，脓血不断地滴到地上、衣服上。我还是坚持着……，后来滴脓的伤口开始干燥愈合。身边的劳教犯人都说挺神奇，不用医治自己好了。
这时警察来“关心”我，强行给我的伤口处贴上胶布。我坚持把胶布揭下来，他们就用手铐将我铐住，后来警察觉得总铐着我也不是个事儿，就恐吓我，用镐棒儿，农村种地用的一种农具，打我，用各种手段折磨我。我一直坚持要把那没用的胶布揭下去。最后魏姓警察自己把我伤口处的胶布揭下来，嘴里还念叨着，“不用你揭，我给你揭”。我也很高兴。
此后，这个魏姓警察对我耿耿于怀，多次找茬拿电棍电我、打我。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间放被褥的屋子里，找来四个劳教犯人按住我，用布把我的嘴堵上，用电棍电遍我的全身，最后觉得我的手比较敏感，就把电棍使劲顶到我的手上，并找来一个张姓警察用电棍电我的脚。后来我的手被电棍捅破了，皮开肉绽，恶警就把电棍捅向露肉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该警察重复地问我两个问题：“大法好不好”？“修炼错没错”？我坚决的回答“大法好”！“修炼没有错”！
那次电完我之后，我的两个手都肿起来了，并起了很多水泡，之后水泡处的肉一层一层向里烂，半年后才痊愈。
四、破除邪恶的洗脑安排
后来，劳教所又直接针对大法修炼者办了个学习班强制洗脑，半天洗脑，半天练队，并说在百日之内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修炼者“转化”。当时我意识到这是针对大法来的，不能听从其安排，就向警察说，我不参加“学习班”，也不练队！
在练队的时候，我就站在边上看同修们在那练，希望更多的同修和我站到一起。在此期间，我考虑可以利用“学习班”大家坐在一间屋里，和同修互相交流一下想法，就和大家坐在了一起，找机会和同修交流想法：应该破除这些邪恶对大法的迫害，不应该练队等等。一有机会就一起学习师父的经文。当洗脑班上放那些破坏大法内容的录音时，我就出声背诵师父的经文。
后来再练队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同修和我站到一起来了。等将近一半的人拒绝练队的时候，劳教所里针对大法弟子练队的这种形式就没有了。然后是我们修炼的人一个一个从洗脑班那间屋子里走出来，拒绝参加“学习班”。最后这种“学习班”洗脑的形式也不存在了。
劳教所里有时给我们开一些会，会上有那些邪悟的人念破坏法的文章等。当时我想，台上的人在念破坏大法的东西，台下的大法弟子坐在那里无论听或不听都是对修炼人、对大法的一种直接侮辱和迫害。一次开会的时候，当台上开始有破坏大法的内容时，我就站起来走出了会场。在会场外的警察（很多）好像没看见我一样，过了一会儿才过来问我，谁让你出来的？我说里边在破坏大法，我不能在那儿呆，所以就出来了。那些警察好像觉得我应该出来似的，并没有难为我，还不时有警察过来聊两句，我和他们讲江泽民集团破坏大法的事实。
在劳教所的这段时间里，警察用“打、电、不让睡觉”等各种手段迫害大法修炼者，逼着修炼者所谓的“转化”，非常邪恶。因为在邪恶的控制范围内随时都可能有迫害的事情发生，为了使自己保持正念，我一有机会就背法，一有时间就背。在那种环境下很难看到师父的讲法，只能这样弥补一下学法少的欠缺。
五、拒绝参加劳动
2001年9月份，我被做为头号“反改造分子”转送到另一个劳教所，这时我悟到不应该参加劳动了。因为开始進劳教所的时候想给警察们一个了解大法修炼的过程，那时努力的干好活，多干活。可后来情况就变了，邪恶的警察利用了我们大法学员的善良，经常强迫我们劳动到凌晨3：00左右，有时甚至一直劳动到天亮，第二天早上继续干，还以劳动不好打骂我们。我认识到劳动是劳教所迫害我们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开始拒绝参加劳动，给他们（警察）的理由是我修炼没有错，我不需要改造。
六、绝食绝水抗议加期迫害，重获自由
开始，不法人员给我定的劳教时间是一年半，后来又给我加期一年（中国的劳教政策最多加一年）。我在劳教所期间顶着邪恶的压力争取炼功、不写作业、不参加考试、拒绝参加洗脑班、拒绝练队、拒绝参加有破坏大法内容的会、不参加劳动等。我都做到了或不同程度的做到了。对于邪恶的加期迫害，我开始绝食绝水，靠被动進食维持生命9个月的时间，一直到劳教所给我的加期期满。当时迫害大法的不法官员对大法弟子的政策是加期期满不转化者，重新劳教，送其它劳教所。
在我这次绝食绝水期间，警察用各种卑鄙手段让我吃饭，电棍电遍我全身，嘴都被电的肿老高，还用自来水管往嘴里灌水等。后来，单位把我从劳教所接出来后送到医院检查身体，当时我的体重42公斤（原来73公斤左右），身高1、755米，心跳40多次，脚浮肿等症状，医生说再这样下去就有生命危险。这时我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劳教所里的邪恶。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领导还是跟我说，如果不“转化”，就不能给我自由。
鉴于我的身体状况暂时不能送看守所或其它劳教所，单位公安处就雇6个人看着我，限制我的自由。我仍然坚持不吃不喝，他们用输液的方式维持我的生命。一天晚上，我趁他们不注意，自己走了出来，重获自由（当时至少摆脱了5个人的监视，2个保安，3个门卫，越过一道大门）！我终于摆脱了邪恶的迫害。
出来之后我又重新投入了新阶段的修炼。我开始学法、讲真象、发正念。通过学法，知道了彻底否定旧势力，正念清除邪恶等法理，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对自己的经历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以后要走的修炼路有了新的理解。
师父在《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法》讲过“大法可破一切谜，可正一切人心”。那就让我们真正静下心来学法，不要以为自己哪儿都不错，一个修炼的人放不下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有观念障碍自己的提高，何况有些你认为不错的可能从根本上就不符合法。让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共同精進提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