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大法弟子范桂环、栾志义一家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2004年7月7日】我叫范桂环,今年35岁,我丈夫栾志义,今年36岁,我们的女儿今年9周岁,我们一家都是在1997年春节前得法的。自江××1999年迫害法轮功后,我们一家遭受了各种迫害,流离失所。丈夫栾志义被非法劳教三年。

在修炼前我身体非常虚弱,腰痛,天一凉小腹就胀痛,重活不能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我丈夫得法前身体也有很多疾病,有慢性胃炎、结肠炎、腰肌劳损、前列腺炎、鼻炎、静脉曲张、肛癌手术后经常出血。我女儿体质差经常有病。得法后,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修炼自己,明白了法理,思想境界提高了,一家人身体在不知不觉中病症全都消失了。得法半年后,为了不给别人带来麻烦退掉了借的楼房搬回了哈尔滨郊区的娘家。我们一家人快乐的生活。

1999年720,江××开始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全面镇压,我们乡派出所也紧随江氏流氓集团,9月的一天,片警由徐秀梅(原管计划生育的)领着到我家来要大法书,强行要走了一本《转法轮》。冬天,片警又来要走了我们俩的身份证,还让我丈夫到乡里去强制洗脑学习一个星期。

2000年4月19日,我们一家三口依法去北京上访,在信访办附近被劫持,乡里把我们接回派出所,男同修被警察强行搜身。不法人员恶言恶语对待我们。村长强行抱我女儿往家送。孩子不从,撕心裂肺般的哭,在场的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泪。车走了一会他们怕孩子哭坏了不得不把孩子送回来,孩子在我们身边吃了点饭,后来同意跟她二大爷回家了。我们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乡里罚每人两千元。

2000年6月初,我们在大庆乘风庄一家饭店打工。当地建华派出所知道了我们炼法轮功,一天派出所来人检查暂住证,由于老板还没来得及给我们办理,又没有身份证,几个警察就强行把我丈夫带走,把他铐到铁椅子上,一恶警打了他一顿,然后用衣服盖住他的脸。后来建华派出所又用车把我拉到派出所,他们想送我们進看守所,请示市局,市局不管,后来老板托人通融,这才同意送我们回当地。

7月20日,片警刘新国来要我们的笔迹,看到我家有很多大法书和法轮功真象资料,当时他要拿书,我丈夫坚决不让,后来他只看了看,拿走了两份真象资料。7月21日早上下起了大雨,徐秀梅打着伞来看我们是否在家,她走了一会,片警刘新国和几个人来让我丈夫去乡里,说610的人要和我丈夫谈谈,把我丈夫带走了。不一会,刘新国、孙武、610的两个人又来了,他们向我要书、资料。我不配合,他们翻也没翻到,把我们当时看的一本《转法轮》和一本《转法轮法解》要拿走,我往回拿,610的一个人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脑门往炕上磕。不知磕了多少下,我几乎都站不住了。恶徒还把我手拧到背后戴上手铐。另一个610人临出门时打了我一嘴巴子,把我绑架到派出所。

我丈夫被靳国良等人打得鼓膜穿孔。不法人员无任何理由拘留我们,到分局却以“参加法轮功非法组织”的名义把我们送進了看守所。派出所还造谣说我爸爸举报我们要上北京。由于片警不签字,本应该十五天释放我们,结果是一个月才释放我丈夫,以交书要挟不放我,后来我父亲到派出所说书他烧了,这才签了字释放了我。由于我父母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不许我们在娘家住了,我们只得在我二哥家暂住。“十一”之前,刘新国和崔又来骚扰,逼迫我写保证不上京。我丈夫干活去了,我不配合,他们叫嚣不写还送我们進去。“十一”之后我们搬到哈东站附近,派出所片警到我娘家和二哥家打听我们的下落,家人没告诉他。

2001年4月份,我们又来到大庆,5月4日我丈夫和创业庄的三个同修到农村去发真象资料,被当地联防人员举报抓住,我丈夫遭到了毒打,被抓到创业庄派出所,恶警又毒打他,第二天傍晚创业派出所解金喜等几人以办暂住证为借口把我和孩子骗到派出所,他们想从我这打听资料来源,我一概不知。把我丈夫和三个同修送看守所后,指导员韩春文威胁我三天之内赶紧走人,我带着孩子到同修家呆了半个多月,我又回到了创业庄。一天早晨派出所又来人敲门,我没吱声,后来那人走了。

2003年7月2日下午一陌生人敲门,我没开。晚上六点有两人敲门,我也没吱声,七点多又有两个人敲门,我以为是找我表弟的,当他问我名字时我警觉了,我没告诉他真名。我感到这事不妙。第二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后我就到同修家去了,当天中午放学我去接孩子时,我女儿说,她大叔领两个警察来找她问我上哪了,孩子说不知道。我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当天下午我不得不领孩子走出了创业庄。后来得知他们骗我姨父和弟弟说黑龙江省下名额抓三个人,有同修,还有我。他们让我弟弟取来钥匙打开门搜查,抢走了师父的讲法带和炼功带,还把我的户口也拿走了,还向我姨父要我的照片,我姨父说没有。他们告诉我姨父不许我再回去,如果我再回去,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我丈夫被抓之后,被非法判劳教三年,送大庆劳教所。我领孩子去看他,大庆劳教所副所长王咏湘以各种借口不允许我见我丈夫,我女儿只能在放假期间去。2002年暑假期间和从2003年以后一直都不允许我女儿见她爸爸,孩子见爸爸的天赋人权也被剥夺了。我女儿小小年纪就跟着遭受颠沛流离之苦,这就是江泽民所谓的“人权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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