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非法关押期间，我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和一个75岁的婆婆，每天哭着相依为伴。（孩子爸爸每天要上班，还要四处托人花钱把我从看守所里往出买，没有时间照顾一老一小）女儿一看到我的照片就哭着问：“妈妈哪儿去了。”奶奶为了哄孩子不哭，只好骗她说：“妈妈出差去了，过几天就回来。”本来女儿很活泼，从那以后就变得不爱说话、不爱动了。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就被单位开除工作。我和家人多次找到单位要求上班，单位不但没有恢复我的工作，还敲诈我7000元给单位赔偿损失，说是当时公安局在本单位宾馆吃喝破我的案子的开销，由我来出绝大部分，交了钱就让我上班。我信以为真，以为有了工作还会挣到钱的，就交给单位7000元钱。
2002年10月26日，我又被太原小店公安分局和坞城路派出所以开十六大为名，诬陷说我要去北京闹十六大，强行把我从家里拖出，再次把我非法关押于太原女子看守所四天，后被转到太原镇城男子劳教所内设的洗脑班中非法关押60天。
那时我父亲刚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住在医院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医院陪伺父亲。当时我父亲病重。我的家人也一再给他们解释我家目前的情况和我保证不会去北京，可就是这样他们仍然对我不放手。后单位骗我说给我发奖金550元，让我到单位领钱，不让家人代我领。他们从早上到晚上不是打电话就是逼着家人找我，闹腾了一个多星期，还逼我写保证不炼法轮功、不去北京闹十六大，我坚决不写。
为了不让公安没完没了的骚扰家人，就去见了单位领导。那天我和爱人刚来到我的单位没多久，单位副厂长陆松兹就冲着我说：“你必须写揭批法轮功的材料，不写就送学习班。”另一个副厂长吕继堂给公安打电话，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一看这架式，我就明白中了他们的套—用领奖金的套让我出来好抓我。
我当着单位三位领导的面义正辞严的说“电视上说法轮功不好全是造谣。你们让我写保证、揭批，我一个字也不会给你们写的。”说完我推开门就走了，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的，我只得走流离失所的路。因发现没带书，我就坐车回家，准备拿上书就走。当时我不知道公安早已派了人在火车站、汽车站、医院、我家及所有我可能去的地方埋伏好了人，准备随时抓捕我。刚下车，就被公安抓了。
这些恶警真跟电影里的土匪强盗一样。我用胳膊、腿死死的挡住门不让他们進，他们就又打电话叫上来十几个人强行闯入我家。小店政保科长藏卫红一把把我拽出家门。就这样他们把我四肢朝天从五楼拖到大街上，硬塞到汽车上。一个女的被几个五大三粗的恶人在大街上拖着，我从来没有受到如此侮辱，我一边流着泪一边不停的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警察非法抓人……。”就这样我在不到一年内两次被非法关押進看守所和洗脑班，受尽百般凌辱和非人的折磨。
刚一進洗脑班，那些所谓的转化人员还“笑脸关心”我们。过了一个多星期她们就没有耐性了，伪装不住了，开始打骂我们，罚站，不让睡觉，不让吃饱饭，强迫我们看污蔑法轮功录像、电影、材料。每天从早上6点一直坐到晚上11点，头都不许低一下。除吃饭外，就是坐着看污蔑法轮功录像，有时看完还要写感想。我们拒绝写，转化人员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叫到办公室逼着写，不写就侮辱一番，要不就到雪地里罚站冻着，要不就站在楼道口，让進出劳动的犯人看热闹，要不拿水往身上泼。其中有一个大法弟子郑建英被李富娥、周拉珍、×××三个人把她晚上关進教室，扒光她的衣服，用钳子在身上夹肉，还侮辱她，逼她“转化”，还吓唬她不许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在洗脑班被关一个多星期时，父亲知道我又被抓了，精神受到刺激加上病情恶化去世了。在父亲临死前，我母亲多次求厂里、求公安让我见我父亲最后一面，简直都要跪在地上求他们了，可他们就是不让我见。父亲死时最终没能闭上眼睛，睁着眼走了。
话又说回来，转化人员看到用这些手段动摇不了我们，就准备杀鸡给猴看。她们挑了我和一个老年同修关進小号严管起来，并用报纸把门上的玻璃粘住，不让外人知道，用监控器24小时监控我们。不让上厕所，我们只好用脸盆当尿盆，再用尿盆当脸盆用。还不让喝水，不许多盖被子，不让吃饱饭，不准炼功，不准互相多说话。这样被关了一个多月，
恶人们每天十几个人围着一个大法弟子洗脑，她们开始对我重点迫害。每天罚站，十几个人每天轮流围攻我，要不就用劳教恐吓我，我不听她们这一套。最后她们要把我家人和孩子接到洗脑班来逼迫我，我一看有点急了，我不想让孩子看到我被折磨的样子，心有点动了，但仍坚持着没写。后来有一天她们告诉我说孩子在家里病了，住院了，很严重。我一听这个消息，心里马上着急起来，再加上被转化的人马上要回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违心的写了“转化书”。回到家后，良心的谴责时时抽打着我的心，我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卖了大法出卖了师父，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在这里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江氏流氓集团对我的非法迫害。你们身为国家执法人员，执法犯法，你们才是在践踏法律，你们才是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人类的道德。
［注］署名的严正声明将分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