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汇编:北京女子劳教所罪行累累(北京专辑5)

【明慧网2004年8月19日】北京女子劳教所,原名天堂河劳教所、新安劳教所。这里原来是男子劳教所,因为抓的女法轮功学员太多,原有的女子劳教所容纳不下,就将女所和男所互换了。在镇压法轮功以前,北京市女子劳教所的规模在一、二百人之间,主要是关吸毒的和卖淫的。打压法轮功后,劳教所的规模从2000年7月的一百多人急速上升到2001年4月的近一千人。

2003年6月,中国大陆首部诽谤法轮功的24集电视剧《生命无罪》以“中国司法部”名义出品。这部电视剧由法制影视中心和西安鼎马影视制作公司联合摄制,以北京大兴的(新安)女子劳教所为背景,诬蔑法轮功、粉饰劳教所恶警的迫害,以极其卑鄙、下流的手段捏造谎言,煽动民众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

消息传出后,多位曾被非法劫持在北京新安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以亲身经历揭露该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内幕和江氏集团以造假手段欺骗国际媒体、在电视中颠倒黑白的事实。参与该剧制作的相关不法人员已经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出追查通告。

北京女子劳教所有个不法之徒李继荣,是四大队的大队长,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心狠手辣,罪行累累,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政法标兵”之一,在中央电视台上受到宣传,成为江氏集团在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的迫害中践踏国法、摧残人性、破坏家庭的又一丑闻。

  • 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畏罪更名 继续摧残、奴役大法弟子

  • 电视剧《生命无罪》颠倒黑白──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真实生活

  • 见证人谈电视剧《生命无罪》颠倒黑白─ 我所经历的北京新安劳教所的真实情况

  • 北京女子劳教所内幕:24小时监控、剥夺睡眠强制洗脑

  • 以我在新安劳教所的亲身经历揭穿电视剧《生命无罪》的谎言

  • 以我在北京劳教所遭受的迫害控告江氏集团

  • 北京新安劳教所在野蛮洗脑中助长假恶斗─ 一名曾被洗脑的学员的忏悔

  • 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畏罪更名 继续摧残、奴役大法弟子

    (明慧网2004年5月18日)北京市大兴团河天宫院附近有一个女子劳教所,现已改名为所谓的塑新学校。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后先送到北京劳教调遣处(也在大兴),一進去就开始遭受蹲、站的体罚。恶警强迫写“保证书”,不写就把你带到没人的库房進行暴打,对坚持不写的大法弟子就几个恶警和吸毒犯把人以“大”字形按在地上,揪着大法弟子的手往恶警们早已写好的“保证书”上按手印。

    接下来就是一个多月的所谓培训,每天都要多次搜身,并搜查个人物品,几天要一大搜,把人都集中到大厅里,恶警们把房间和所有个人物品,连卫生纸都要拆开来检查,查完房间就到大厅里强制大厅的人脱光衣服進行搜身搜衣服的检查。每天要加班加点的用小纸条把一次性筷子包好,日定量从7500(每人)双,上升到1万双。

    接着恶警就把人送到北京大兴劳教所(所谓的塑新学校),几个人轮班看一个人,不准睡觉、不准去厕所、不给水喝、不准洗漱、强制看劳教所里的诽谤大法的书,录像,迫害大法弟子,如:蹲着、站着、军姿、燕飞、毒打、电棍电等体罚。

    大法弟子身体被迫害得不行了,恶警就强行送医院,治好了就接着折磨,有的被几个月或一年的这样的折磨,一直不让洗漱,身上都臭味了,还说是炼法轮功炼的。

    原北京大兴女子劳教所,现改为塑新学校,女所长朱晓丽,电话:(区号010)60278899转5807 一大队队长(女)陈莉,副队长姓(孙) ,副队长姓(郭),迫害大法弟子,邪恶至极,一大队电话:(区号010)---60278899转5701 ,
    北京市, 房山区610负责人:柏松 电话:(区号010)---69327110


    电视剧《生命无罪》颠倒黑白──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真实生活

    (明慧网2003年7月17日)惊闻有电视台放映了以北京女子劳教所为背景的电视剧《生命无罪》来诬蔑法轮功、粉饰劳教所恶警迫害,作为成千上万名曾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原天堂河劳教所、新安劳教所)被非法关押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我们曾亲眼目睹当时拍电视剧的人在捏造事实。在这里我们要把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真实的生活讲出来,以正视听。

    北京女子劳教所是去年新建成的,宿舍楼象童话中的宫殿,大院子种满了美丽的花草,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其比监狱还要残酷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

    一、繁重的劳动

    对劳教所在文字上的规定是周一至周五每天劳动四小时,节假日休息。但实际上我们经常被逼迫从早干到晚,周末很少休息。为了抢活儿,警察经常违反所里的作息时间的规定,让大家一直干到十二点以后才就寝,早上四点就把大家叫起床,为了不被发现,灯也不开,就让大家摸着黑洗漱,然后一开灯就开始干活,简直就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后来劳教局经常发统计表给各队,不记名统计劳动时间。但每次填表之前队长们都要求全队人按她们的要求填写。但总有大法弟子不理会她们的无理要求,如实填写。有时警察会根据班和笔体查到不按她们要求做的人,单独叫到办公室恶狠狠地问她们填的是什么,大法弟子义正词严地说:“不是不记名吗?你凭什么问?”警察哑口无言。

    警察采用这种繁重的劳动除了想为她们自己多榨取一些“奖金”外,主要是通过这种疲劳战术对大法弟子洗脑,使她们无暇思考对大法的认识或背经文。

    二、恶劣的卫生条件

    女所卫生设备齐全,但除了夏季最炎热的时候每周可以洗一次澡外,平时两个星期才能洗一次澡,而且全所七个队在半天之内全都要洗完。回来后又催着大家以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衣服洗完。每天早晚的洗漱小哨都掐着表吆喝,催促快洗。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很多老年人只能每次洗一只脚或不洗脚,还要尽量少洗衣服。

    这里的压力使很多人患上了高血压等病,警察诬蔑说是大法弟子炼功身体没好,政府“关心”法轮功还给药吃,但事实是这些人被非法关押之前基本都身体健康,而且无论在劳教所时“病”得多重,只要回家后恢复正常的炼功,身体马上就好。在劳教所里的所谓医药费正是劳教所对大法弟子迫害的铁证。

    三、越来越差的伙食

    当初在天堂河劳教所时伙食就很差,很多人营养不良。到了女所,伙食更是每况愈下,很少能看到肉,菜里也很少放油。一次女所突然给大家吃了一次白水煮的纯肥肉,由于在劳教所里吃饭不准倒饭菜,只能全部吃掉。大家的肠胃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油脂,集体腹泻。每当有人参观劳教所时,食堂黑板的菜单上就写上扁豆这样的新鲜菜,但打回队的还是平时吃的东西。

    今年初,为了敛财女所又办了一家超市,外面卖一块钱的东西这里要卖到一块五。从此伙食更差,基本就是水煮的白菜、萝卜,带着泥,连盐都很少放。这样即使是生活最困难的人也不得不买些劳教所的咸菜。大法弟子本来就被剥夺了工作,劳教所还通过这种方式聚敛钱财,加重她们家庭的负担。

    四、残酷的“挽救”

    政府说对法轮功的政策是“教育、感化、挽救。”那就让我们看看在女所究竟是如何对待法轮功学员的。

    各个队普遍在向大法弟子灌输欺世谎言,用××党的伪善理论迷惑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那个七队队长自己编造的谣言其它的警察听了都觉得可笑。一队、三队、五队和七队普遍采用“熬鹰”的刑罚剥夺睡眠。刚被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只要不妥协就休想睡觉,有些队甚至不让她们进入寝室,多少天一直待在大厅或筒道里。再不放弃信仰,就罚蹲、罚站、罚飞,或让被洗脑的邪恶帮教打她们;还不妥协就让吸毒或卖淫的犯人殴打,犯人们打人很黑,都往要害部位打。最后恶警就把坚定不屈的大法弟子送进“集训队”(笼子)。

    集训队有专门用来迫害的让人进去后站不起来也蹲不下的笼子。警察还用电棍逼迫坚定的大法弟子在地上蹲着走,她们的鞋都走开了口,走不动了警察过去一脚就把她们踢一个滚。警察还用电棍电击女性的阴部,以至于她们痛苦地捂着下身。有的大法弟子宁死不屈,好几回被打得没有了心跳。警察把已经身体虚弱得不能再打的人在冬天开着风门冻。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恶警的迫害。

    在去年年底,二队队长让吸毒人员和邪悟者多人一起整夜殴打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把人打坏了。之后二队80%的法轮功学员向警察声明强制洗脑作废。女所迫于压力,只得将打人者送进集训队,并以人员减少为由把二队拆往其它五个队。二队垂头丧气的小队长也被分到各队,而二队的大队长、在迫害法轮功方面很卖力的程翠娥被调离。二队的洗脑“转化”彻底失败。

    《生命无罪》中把这样的腥风血雨说成是“春风化雨”实在是颠倒黑白。劝告所有参与制作此电视剧并为它捧场的人,好自为之,自古以来善恶有报是天理,肆意歪曲事实、诽谤高德大法的生命是有罪的!


    见证人谈电视剧《生命无罪》颠倒黑白─ 我所经历的北京新安劳教所的真实情况

    文/陈颖(原大陆北京学员)

    (明慧网2003年7月27日)当看到同修写的文章电视剧《生命无罪》颠倒黑白――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真实生活 后,我被震动了,特别是惊闻有电视台放映以北京女子劳教所为背景的电视剧《生命无罪》来诬蔑法轮功、粉饰劳教所恶警摧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我流泪了——

    亲身经历了在北京朝阳看守所、北京劳教所调遣处、北京新安劳教所的一切的我,要把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许多掩人耳目的事情揭露出来。同修所讲的那四方面的情况我是亲身经历过的,真实情况确实如此,在此我只是补充我所知道的另外的情况。

    关于我个人的一些背景情况

    我1996年得法修炼法轮大法,1998年12月随丈夫工作来到法国,1999年12月底回国,想借探望父母的机会去天安门护法证实大法。2000年春节因去天安门证实法,被强制关在北京天安门派出所(当时被抓的法轮大法学员至少有2千多人),又连夜把我们转送北京十三处,后又把我送到北京朝阳看守所被无故关押1个月,被单位担保才被释放。2000年9月底我们有几个功友去同修家交流,因警察无故要搜同修的家,同修不让其进门搜查房间而被两个保安24小时守在家门口,楼下有便衣警察和一辆面包车守在楼门口,只要出门就会被抓,这样持续大约4-5天,后来我们因不想被警察看住冲下楼,我被抓,送北京朝阳看守所被无故关押近1个月。

    2000年11月23日北京八宝山派出所姓魏的警察到我家,骗我说北京朝阳公安分局要找我了解情况,在八宝山派出所等我,说也就20分钟一会就回来了,没想到北京朝阳呼家楼派出所姓郭的警察把我骗进北京朝阳看守所,被劳教1年,在北京新安劳教所第三大队,劳教期间因人心不去而邪悟走向大法反面,2001年11月26日释放。2003年3月20日办理学生签证来到法国学习。

    来到法国后,脱离了那个邪恶的环境我逐渐清醒过来,主动又找到功友,重新走向修炼法轮大法的路。是师父的慈悲给了洗清自己讲清真象揭露邪恶的机会。我是在这场邪恶迫害中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讲清真象揭露邪恶救众生。我会不断地把我所切身经历的一切迫害原原本本讲出来。

    新安劳教所和团河制造的迷惑

    我是2001年11月底期满离开北京新安劳教所的,当时我在里面时就听说要搬迁到新建成的北京女子劳教所。为了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据说江泽民和610让国家花费了非常大的投资。所指的北京女子劳教所宿舍楼象童话中的宫殿,大院子种满了美丽的花草,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其比监狱还要残酷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真象。确实如此,我所在的北京新安劳教所当时也是如此。

    还有北京团河劳教所,据我认识的学员亲身经历,都是用那种看似宽松的优美的环境来残酷迫害从精神上麻痹大法弟子。比如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专门投入大量资金装修了劳教所——象花园一样,还在院墙上画满壁画,撤掉宿舍楼房门窗的铁栅栏电网,撤掉房间中的监控器,每个房间养花,每人养一条金鱼,每个房间有电视,食堂的饭菜改善每天有变化,有娱乐活动唱歌跳舞及各种文艺竞赛等手段,就连吃饭前都要唱首“改造歌曲”。总之,这些被用来在北京装门面的劳教所,都是靠涂抹出一种欢乐的假象来麻痹大法弟子的思想。

    各个队普遍在向大法弟子灌输欺世谎言,宣传灌输什么“政府对法轮功的政策是教育、感化、挽救”,“劳教所是一所特殊的学校不是监狱”,“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只是思想问题,需要改造转化思想”等谎言,这些都是混淆黑白、正邪、用来迷惑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的手段。目的是让法轮功学员在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接受从方方面面不断而来的软硬兼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洗脑、放弃修炼。

    邪恶的目的就是利用这粉饰包装的假象、伪装起来以欺骗的手段掩盖其真正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实质、迷惑大法弟子,特别是对于有这方面执著的人,就会被邪恶利用了人的思想(这也是它们所谓的攻心术的一种),就利用这一点人为地制造假象,从心理上让一些学法不深的大法学员那个还没有去掉的变异了的人的思想观念形成一种很大的心理反差,而这种看似平淡合理的欺骗手段实质是用了最卑劣、最邪恶的手段制造假象来迷惑被剥夺人身自由的学员,对他/她们进行一系列的迫害与强制洗脑。

    由于从精神上麻痹了,又因我们不能站在法上认识面对的魔难,本身的执著更看不清真象,所以大部分被洗脑的学员,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被粉饰的假象和欺世的谎言迷惑。因为修炼是严肃的,如果不能站在大法的基点上来认识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就会被假象迷惑走入人的变异的思想观念之中被邪恶利用,致使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这种从精神上入手的摧残致使许多人直到走出劳教所的大门后,还不能明白邪恶迫害的本质是——从根本上摧残人的正念正信,让人脱离大法,让人自己走一条毁灭的路。对修炼的人来说,如果被物质世界的假象迷惑,后果是很可怕的。

    如果用看到的假象的那双眼睛去看待邪恶的迫害时就不会识破其真正面目,而且还会站在邪恶的一边为邪恶说话掩盖其迫害的真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从劳教所出来的被洗脑的人对别人说“劳教所里边挺好”的一个原因,这也是邪恶想要达到的目的,从根本上起到了毁灭众生的目的。

    造假欺骗浮夸早已成了××党的伪善理论的体系不可分割的核心内容,他们向来以“谎言重复十遍就成为真理”的流氓手段宣传灌输迷惑愚弄中国人民。××党政府的腐败习气和欺骗手段的流氓行径也同样欺骗着全世界人民。为了让人们看清真相,在真正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判断,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在北京新安劳教所真实情况讲出来,以正视听。

    一、欺骗国际媒体

    这是我亲自经历的在北京新安劳教所的一件欺骗美国一家媒体机构的采访的造假拍摄。据说是为了人权组织关于法轮功人员在劳教所受虐的情况而来,当时美国一家媒体机构来采访新安劳教所(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印象中是夏天),当时美国记者拍摄了警察们专门布置好了的虚假的一切——所谓的我们娱乐生活图书馆等内容。

    当时情况是警察找人专门腾出礼堂旁边从来不用、从来没有人去看过书的所谓图书室。这件事是新安劳教所第三队我所在的劳教队参与的(新安劳教所共7个队),警察找了几个认为可靠又形象好的法轮功的劳教人员参加。我们是在美国记者来采访拍摄前大约10分钟前被警察带到所谓的图书馆拿书坐好,等待采访。被采访的人×××也是按照事先警察规定的要求去说。美国记者的拍摄全是在警察用欺骗手段掩盖真实的情况下拍摄的。美国记者拍摄完了,我们就被带回到住所继续劳动。

    由此我们这些知情者都明白:拍摄电视剧的人也是在捏造事实,在用欺世的谎言侮辱和玩弄中国人民。

    二、繁重的劳动

    象同修讲的一样,警察经常违反所里的作息时间的规定。一方面他们为了私利和社会上一些不正当的企业挂钩,利用劳教人员廉价的劳动力做出口贸易来牟取暴利,曾经给雀巢公司做小兔子等玩具,还粘布拖鞋,强烈难闻的胶水,弥漫整个房间(所有的活全在寝室里做),钩坐垫等全是出口的物品。这些要做的活每次都是大量来到,几天内必须要交货,每个班每个人都限时定量,他们用相互挟制的办法让我们快速完成劳动额,一个人做不完常常被逼迫要加班加点到深夜,根本不是正常人能承受得了的。坐在小板凳上不停的干活,不允许走动,不允许说话。上厕所需要请求,是集体限定时间个人不能随便去。一天下来到睡觉大家很累期盼的就是能早休息。就是这样警察们还总会用一些伪善的冠冕堂皇的话语如:什么工资低,国家拨款不够,人多为了让你们吃好,需要自给自足等等理由欺骗、无偿地压榨我们的劳动力。

    他们的手段也都是××党的伪善理论体系的产物——欺上瞒下。要是上级突然来检查,就赶快让我们把活快藏起来,让我们马上坐好或睡觉;领导来参观就让我们准备好,不让我们干活或干点手工活、看看电视、改善改善伙食等,制造假象掩人耳目。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包括劳教所要达标评选什么先进劳教所等都是用欺骗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的,因为标准劳教所是有规定的每个房间多少人,每人应该展多少面积,都有规定。

    警察们为了达到标准,就把多余的、年龄大的、身体不好的人搬到别的地方不让检查团或达标团来看到,那些多余的、年龄大的、身体不好的人是不允许出去的,有人专门从食堂带饭回来。就是这样用欺骗的手段来达到劳教所达标目的,因为达标评为先进是和它们的奖金挂钩。为了一点利益就可以瞒天过海,而这一切都是在貌似美丽的谎言和欺骗下进行。

    另一方面,正如同修所讲的,警察采用这种非法强加的繁重劳动除了想为她们自己多榨取一些奖金外,最主要的是在这种充满欺骗和谎言的环境中通过灌输邪恶言论和这种疲劳战术对大法弟子系统的洗脑,使我们无暇思考对大法的认识或背经文,在不知不觉中接受邪恶强加的迫害,以致被假象欺骗麻木了,忘记了正法时期修炼的实质,用人的思想想当然的为自己的执著找一个它可以生存的借口,却不能真正站在法上认清非法被关押、劳教是邪恶镇压迫害大法的结果。

    正如师父《道法》中所说“每当魔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地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魔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地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地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 这也是在魔难之中不能过关的一个原因,人为地滋养了邪魔那也是默认了承受的是邪恶对大法的破坏、对大法弟子的身心摧残的迫害,天理不容的败坏大法的行为。对法理解不清而迷失也是对自己生命真正意义的迷失。

    三、恶劣的卫生条件

    在北京(天堂河)新安劳教所也有专门的浴室,但对于我们来说去浴室洗一次澡就象一次施舍,夏天每星期在允许的情况下只是在洗漱时冲擦一下身体,冬天很少让洗澡,而且去浴室洗全所七个队在半天之内全都要洗完。警察们把这说成是为了我们好、“怕我们感冒”。回来后又催着大家以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衣服洗完,因为平时是不能随便洗衣服的。

    由于很少让洗衣服,洗床单被罩有人得了疥疮,怕传染才让洗被罩和晒晒被褥。每天早晚的洗漱小哨都掐着表吆喝,催促快洗漱,在规定的几分钟内将近20多人在十个左右的水龙头上洗,说是什么军事化管理,云云。

    在这种恶劣紧张的气氛下很多老年人(60多岁)只能每次洗一只脚或不洗脚,有时利用洗漱时间,不洗脸不洗脚而洗洗内裤,还要偷偷挂在隐蔽的地方不让发现。真实生活是在这种强制高压下洗脑完全失去身体自由、精神自由让人时刻处于精神紧张和人格丧失而扭曲的心理状态下,任凭邪恶的摆布迫害。

    正如同修所说的,这里的紧张压力使很多人患上了高血压等病,警察诬蔑说是大法弟子炼功身体没好,政府关心法轮功还给药吃,但事实是这些人被非法关押之前基本都身体健康,而且无论在劳教所时病得多重,只要回家后恢复正常的炼功,身体马上就好。在劳教所里的所谓医药费正是劳教所对大法弟子迫害的铁证。

    有些人被彻底洗脑后完全落回到常人生活中,但是很多人在劳教所犯的病,进入社会后同样被病痛折磨,原本因为炼法轮功获得了身体健康而不再需要的药罐子又被拾了回来。更可悲的是,由于洗脑后精神受到摧残而产生的害怕、迷茫,使很多人在茫然和苦痛中无所适从。

    四、越来越差的伙食

    天堂河新安劳教所伙食在一些人眼里看起来好像很好,这一方面是××党的伪善理论策略的变化手段,其目的是达到对大法弟子进行洗脑的前奏,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大法弟子都经历过看守所、调遣处,那些地方条件非常恶劣,与任何稍微好一些的地方都能形成很大反差。

    其实在大法弟子没有进劳教所之前这里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伙食很差,其它罪错的犯人都说是沾了大法弟子的光,江泽民这个流氓头子强迫国家专门为了转化法轮功而投资,所用的借口说是要改善劳教所的生活条件。

    许多大法弟子都经历过看守所、调遣处。那些地方条件非常恶劣,吃的是窝窝头和带有泥渣的菜汤。还因为中国有许多地方的人生活水平很差,来到劳教所后,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她们家里还要好,对于来到劳教所能吃到在家很少能看到肉、菜里也很少放油的菜,就已经满足了,从心理上感到了温暖,觉得在这里除了没有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外过得比她家里还舒服,甚至有些人都不愿意走了,这也是许多被洗脑的人出去后说“这里边挺好”的一个因素!

    这一切都是邪恶的假善手段洗脑的战略,灌输和强加于人的是不分对错善恶的谎言和欺骗,人们没有了正念也不会去在意事情的真假,作为刚开始不久或者学法不深的法轮功学员更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以及为什么被无故强制关押!

    即使食堂黑板的菜单上写的和真正做出来的菜有很大差距,大家也麻木了,也觉得它的存在是正常的,从这些不正常的思想表现和不正常的事情都可以看出被迫害洗脑后人们扭曲麻木的心灵,××党几十年来的发家史就是以谎言和欺骗发迹的流氓史,整人的手段和方法是贯穿在它的整个过程中。

    变相榨取大法弟子的钱财,一是由于伙食不好和急需的日用品,大家不得不买新安劳教所小卖部的东西,很多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价格比外面要贵一半;这样即使是生活最困难的人也不得不买些劳教所的咸菜等日用品。二是以开设电脑学习班为由敛取大法弟子的钱财,借口是为了回归社会有一技之长,学完后颁发证书,实际上警察看到谁的家人送的钱多就给报名上电脑学习班,学费每人100多元,但实际上因为要干活没有上过几次课,也没有证书。劳教所通过这种方式聚敛钱财,加重她们家庭的负担。这可能也是江泽民和它那个610“经济搞垮”政策的实践吧。——很多大法弟子本来在社会上都是有工作的,是被剥夺了工作非法关押在这里,根本不需要在被强制的条件下在劳教所里上什么名不符实的电脑课!

    五、残酷的“挽救”

    我是被迫害洗脑亲自经历并参与新安劳教所如何对待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情况,当时我在第三队,队长焦学先副队长槐春红,警察霍某某杜某某电话0086-10-60278899转5301(三队)。

    一队、三队、五队和七队普遍采用“熬鹰”的刑罚剥夺睡眠。刚被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只要不妥协就休想睡觉。我是这样经历的,我当时所在的三队是不转化不让她们进入寝室,多少天一直待在大厅、筒道或水房里。正如同修所说的事实如此(相同的我也不再重复),再不放弃信仰,就罚蹲、罚站、罚飞,或让被洗脑的邪恶帮教打她们;还不妥协就让吸毒或卖淫的犯人殴打,犯人们打人很黑,都往要害部位打。最后恶警就把坚定不屈的大法弟子送进集训队(笼子)。

    2001年10月份,三队队长让吸毒人员和邪悟者多人一起连夜整一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张亦洁(国家经贸部的一位处长,是610头子李岚清亲自点名劳教1年半),把她的眼睛打得乌青,她所承受的是非人的折磨。之后因三队队长怕出事,又改换措施,软硬兼施等等手段用尽都不能改变她的信仰,令三队队长头疼。一般情况下临出所时,邪恶都不会放过被洗脑和邪悟的人,让她们不停地做洗脑工作,用这种被洗脑而走入邪悟的人去整坚定的大法弟子,其邪恶目的是让这些人彻底毁掉的同时自相残杀,从这些表现中都可以看到××党的伪善策略、整人的手段和方法是多么卑劣。

    由于我的当时的邪悟,邪恶又利用让我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张亦洁(对于详细的过程我会单独揭露讲清真象)都以失败告终,这一切都是邪恶最卑鄙的手段戕害无辜的生命。但大法弟子是打不垮,压不倒的,她心中的信念真善忍永远都不会磨灭。即使有些人在强压洗脑后,被迫走上邪悟,一旦脱离了那强权政权下的迫害环境,终有清醒的时候明白真象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活生生的例子,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真善忍在我心中。

    我以历史见证人、被迫害洗脑人和被邪恶利用迫害大法弟子走到大法对立面的人及醒悟重新修炼法轮大法人的身份劝告人们:《生命无罪》中把这样的腥风血雨说成是春风化雨实在是用欺世谎言颠倒黑白。劝告所有参与制作此电视剧并为它捧场的人,好自为之,自古以来善恶有报是天理,肆意歪曲事实、诽谤高德大法的生命是有罪的!

    以上所写是清醒过来我重新修炼法轮大法后,想起我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有不符合法与不妥之处恳请指正,我还需要加强学法在法上提高认识,及时揭露邪恶讲清真象跟上正法进程。


    北京女子劳教所内幕:24小时监控、剥夺睡眠强制洗脑

    (明慧网2003年8月14日)

    我在拘留所、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的遭遇

    我刚进拘留所,就看到有位法轮功学员被抓进来时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头上被打得裂了一个口子,后来缝了四、五针。只因她不说姓名,就被前门的女恶警折磨了一夜,还专门往要害部位下手,号里人听了,都流下了眼泪。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不配合邪恶,被恶警把手脚连在一起捆,头上戴着钢盔,只能蹲着,上厕所要一点一点挪出去。为抵制迫害,她绝食抗议,遭到恶警野蛮灌食,痛苦不堪,最后送往医院。

    邪恶的拘留所采用一种株连手段折磨大法弟子。只要有人炼功,恶警就威胁号里其他被拘留的人:他们再炼,你们都不许睡觉,都坐板。其目的是让其他人怨恨法轮功,借在押人员之手打骂、折磨大法弟子,企图动摇修炼者的正念。

    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刚一进门就被要求抱头蹲下(两手放在脖子后),眼睛不能看别处,不配合就用电棍电。对低头不合要求者,两边的所有女恶警一起上来揪头发,用力往下摁。对不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的,恶警立即用笔恶狠狠地往脸上戳;恶警大队长用电棍一次次电大法弟子并威胁说:你们不写,我们有的是招儿对付你们。并找来几个劳教人员强行按手印,再不配合的就把人打晕过去。

    进到院子里,让我们在墙边蹲着抱头,不许说话,“小哨”(担任值班的其他劳教人员)在旁边看着、随意打骂,一蹲就两小时,直到恶警睡足觉为止。一位六十岁的法轮功学员拒写保证书,恶警让她在院里低头抱首蹲着,“小哨”在旁边看着,稍一动“小哨”就动手打。到了午夜十二点,继续罚蹲不让睡觉。凌晨四点,有个值班的说,这帮人真够狠的,那么大岁数,一蹲就一宿。天亮怕别人看到,恶警把人拖到值班室里去,老人都不会动了。

    晚上一说就寝,除“小哨”站着,其他人都得躺下,尤其对大法弟子,被几个其他劳教人员包夹看住,相互隔开,睡在地上。

    有位法轮功学员向恶警讲真象,被恶警绑在床上呈大字形,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中午“小哨”拿馒头硬往她口里塞,不吃就拿馒头往其胸口砸。

    一位法轮功学员坚持不写保证书,被强迫做二百个“报告、到、是”(包括动作:不断重复蹲下、起来,要求动作快、声音大),稍慢点,就会招来一顿拳打脚踢。(注:希望同修在艰难的环境下加强正念,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

    调遣处把我们当作干活的机器,不停地打大包、包筷子。长时间不让洗澡,衣服都沤得臭了。晚上洗漱、大小便总共只有三分钟,有人大便干燥不得不用手抠。即使这样,还有人躲不过“小哨”的拳打脚踢。

    北京女子劳教所五大队的暴力折磨、强制洗脑手段

    到了新安劳教所(现北京女子劳教所)五大队,表面上好像是比调遣处好一点,其实都是假象。上了宿舍楼后,不让刚被关押进来的人进班,在通道或水房站着,念劳教所的规定和司法部23号令,然后让四、五个叛徒“帮教”人员分上半夜、下半夜给强制洗脑。她们开始装出说话、做事挺有耐心的样子,以迷惑法轮功学员放松警惕,其实这是在邪恶控制下的一种表面伪善而实质邪恶的洗脑方式。

    晚上就开始熬夜了,只要法轮功学员一困,帮教就捅,不让睡;捅烦了,就让站着。几天下来不妥协,就罚站、罚蹲、罚飞(头朝下,背贴墙弯下去,两手臂从背后向上贴在墙上)。这些都被恶警队长默许、假装看不见,以推卸责任。

    大法弟子杨小京坚定信仰,队长就让其他劳教人员看住她,不许接触其他人,每天朝墙站着,只睡三、四个小时。
    李秀玲曾在压力下妥协,后来她醒悟到自己在修炼的路上犯了错误,被恶警队长关在队部罚蹲、罚站,腿和脚都肿了起来。
    张桂玲坚修大法,每天都被逼在队部朝墙站着,只让睡五个小时,常常睡倒在地。后来被送到集训队遭到非人的折磨,她脚后跟的肌肉已开始萎缩。
    刘艳在调遣处不配合恶警,不穿劳教服,被打得浑身是伤、行动不便。到劳教所后被关在队部罚蹲、罚站。四个帮教轮流看守不让睡觉、还打她、让她中午在大太阳下拔草等。
    卢宽从家里被骗到洗脑班,三次洗脑不成被恶人送到调遣处,蹲了一天一夜,被捆在床上一天。到新安劳教所后在队里经受折磨,后又被送进集训队。在高压迫害下写了保证书,自己认识到错误后又重新坚定正念,被延期迫害十个月。

    在这里,法轮功学员不但承受着身体的痛苦,精神上也在遭受迫害。帮教们每天都在对法轮功学员强制灌输扭曲的言论和思想。班里的其他劳教人员也说些讽刺话。劳教所恶警为了控制我们,不让相互交流,要各队成立所谓“民管会”,在各班选他们认为可靠的人当委员。其实被选者自己都说:“什么民管会,就是一个小特务、间谍,监视你们的一举一动,好向队长汇报。”

    在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张爱茹被逼疯了。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位热情开朗、乐于助人的退休工人被折磨得神智模糊、思维混乱。警察把人迫害成这样还不罢休,又让“帮教”刘小燕对她严加看管,导致张爱茹病情加重,后才被保外就医。

    劳教所里的新安集训队最邪恶、最残忍。那里的大法弟子在各队虽已遭受到各种手段的折磨,但仍坚持正信,不向邪恶妥协。恶警们把她们送进集训队,让她们遭受更加非人的折磨。集训队的每个小屋都有监视器,吃、喝、拉、撒、睡全在监视之内。并且给炼功人制定了许多惩罚项目:蛙跳、拔军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或一整天)、蹲着行走、俯卧撑、骑自行车(双手做扶把姿势,双腿分开半蹲站立)、开飞机,……等等。

    在四队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杜荣芬在新安劳教所早上升旗时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被几个恶警捂住嘴,暴力卸下颌骨,连拖带打送进集训队,在那里承受着比四队更加残酷的折磨。大法弟子陈凤仙,恶警冬日里逼她在院子里冻着、不让睡觉;夏天在太阳下曝晒、不准动。一次帮教人员打她胸口,差点把她打背过气去。自从到集训队每天只允许睡两小时,在中间台阶罚站,站着时间一长就犯困,就会从台阶上摔下来,摔得鼻青眼肿,邪恶的帮凶们就在旁哈哈大笑。由于长时间站着不许坐,她坚持不住坐在地上。叛徒帮教就倒一圈水围住她,不久衣服就会湿透。恶徒还不解气,继续逼着她拖通道、打扫水房、卫生间。踢、打、骂、踹,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并被延期十个月。

    我亲眼看到以前曾经想要修炼的人被恶警法西斯式折磨、洗脑后,变成了助纣为虐的刽子手。我们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江氏集团要把善良的好人“转化”成会骂人、打人的恶人才算达到目的呢?

    每当有人来采访或检查时,大队就不安排劳动,组织学习甚至放录像电影,有时还组织到室外去做活动,用这种假象来迷惑外界,对外面来的人做假宣传。所谓电影《生命无罪》中的东西完全是愚弄老百姓、掩盖恶警血腥手段的谎言。

    北京女子劳教所五队电话:60278899转5501
    恶警:
    魏秀红
    林翠琼
    大队长陈××
    邪恶帮教:
    张永仙


    以我在新安劳教所的亲身经历揭穿电视剧《生命无罪》的谎言

    (明慧网2003年8月28日)最近,听说电视上放映以新安劳教所为背景,反映警察如何“春风化雨”地“挽救”法轮功学员的电视片——《生命无罪》,我看了几分钟,被其中颠倒黑白的谎话所震惊。他们无耻到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十几亿中国人撒谎,诬蔑法轮功、粉饰劳教所恶警摧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下面以我的经历揭露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的谎言。

    一、我的简单经历

    在1999年7.20以后的日子里,到天安门游玩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承认自己是炼法轮功的,我就被非法关押;在朝阳看守所,恶警指使不是炼功的被拘留者,随意打骂、凌辱不屈服的法轮功学员。冬天将绝食抗议的学员绑在门板上插灌,并要当着众人将裤子裤衩扒到脚脖子处示众,一句“你们(指恶警)执法犯法!”就被扇耳光,暴徒们至今还扣着我的钱物不还;一天,我正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看电视时,片警说找我谈谈话,就将我骗走,送去非法劳教;在北京劳教调遣处,不写“保证”,就被强制脱掉衣服抱头蹲在雪地里,被吸毒人员用缝衣针扎。同行的一位老大妈请求方便,恶警不许,她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后恶警闻到气味,对她大骂不止。如此迫害手段,数不胜数。

    二、新安劳教所的真实生活

    到了新安劳教所(就是原天堂河劳教所)后,整个表面环境看似“文明”多了,到处干干净净的,也听不到污言秽语了。可是,对待我们的手段就更阴险狡诈了,当面一套,背面一套,恶警背着大多数人,都是笑里藏刀的伪善,留下的都是精神创伤。

    在新安劳教所里,基本没有所谓的作息时间,是随警察(里面叫队长)的情绪变化而实行的。要是哪天新来的学员“转化”不顺利或受了上级的批评就要受到迫害,恶警们还挑动其他劳教人员仇恨法轮功,憎恨坚定的学员,一会开会训斥,一会逼看诽谤录像,一会逼着楼上楼下的跑步,一会强迫写感想(必须写对法轮功转化的认识,吸毒人员开始也要求写,遭抵制了),一会强迫背“23号令”,一会不让说话、不让走动。而干活的工作量一点不能少,加班加点都得干完,有时就干个通宵。大法弟子曾经被迫给雀巢公司做小兔子等玩具,粘布拖鞋,织毛衣手套和钩垫子(据说是出口),卷上铺盖就着床铺和地面,包筷子(就是一次性用纸包的用餐筷子,还不洗手,在调遣处更是这样),缝劳教人员穿的衣服。甚至还让我们挖建礼堂的地基,两三米深的大坑,让我们一盆一盆的将坑里面的土搬上来。不让大法弟子炼功,强制让跳所谓的“健身舞”。外面有人来参观,就将坚定的学员藏起来,并威胁他们认为没“转化”好的不准随便说话。有次听说是有外国记者来采访,让我们把餐具放到从来也没有用过的消毒柜里摆着,不开机消毒,就是摆着,说开机是耗电,这就是新安劳教所的真实的生活!

    三、我是怎样违心表态的

    刚到劳教所的时候,警察猫哭耗子,说他们工作的不容易要我配合,还说家人可怜受我连累(后觉得这句话对他们不利就不说)等等。见我不妥协,就吓唬说不转不让见家人,永远别想出去。并派已经转化的人来“帮教”。当时,我不明白什么叫“转化”,怎么转,如何转。它们谁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要求我写“三书”,还欺骗我说到劳教所的人都已经转了,并且不让我睡觉、罚站,叫“熬鹰”,让转化了的学员以车轮战来“帮”,不停地念着诽谤法轮功的文字。有多少学员都是经受不了这种折磨而迷失真正的自我本性,违心表态的,这也就是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里边“转化了”、“保证了”,出来后又回去了又炼上了的原因所在,他们用的都是谎言欺骗、体罚和精神折磨,而骗术是经不住时间和事实检验的。

    回想当时的真实情况,我记得当时确实有点懵了,就象一个人在夜里走着走着,忽然迷了路一样。只知道自己要炼功是做人的一种基本权利,我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劳教我是一种错误,希望有人来解决问题、主持公道,并没有弄明白劳教所这个执法机关它根本不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强制你按它的要求做,不服从就是用暴力手段执行。当时就奇怪为什么见到的都转了,转哪去,而且转化后她们要替代警察来做工作,说话不说实话,或闪烁其词,或不着边际神神叨叨的,与“转化”以前的实在真诚大不相同。后来知道还有几个坚定的,被隔离开了,或在集训处单独关着,整天受着非人的折磨,让帮教人员围着洗脑,关小号,基本没有睡觉时间,十几天24小时都不让眨眼睛皮,把人整疯了。实在不写的,让人代替写“三书”还写上你的名字,恶毒地对外面讲是你自己写的。

    这里,警察的转化任务同工资奖金升职等挂钩,有善良点的警察也是被他们的上级逼迫来做洗脑的,其实她根本不懂法轮功,也不想管这事,只是想完成任务,要求法轮功学员写了“保证”就行,她就完成工作任务了;而有的就为了她个人的恩怨、好恶或见不得人的目的,失去理智的软硬兼施,折磨坚定的学员,并逼迫已放弃信仰的去做洗脑工作。一个法轮功学员曾经是我同学,转化后做帮教日以继夜熬着,后来有病了都没有让休息一天(现在后悔了)。由于长时间的缺少睡眠,精神压力超负荷,同时看到来给她洗脑的都是昔日的同修、同学,心里十分难受和困惑,甚至感到对人那种不可改变的劣根性的一种绝望和厌恶,只想尽快寻求解脱离开他们,不要听些自欺欺人的鬼话,因此而不能清醒思想,借坡下驴似的自己骗自己、自己放弃自己。我也是这样被所谓“转化”了。不负责任的说了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言不由衷的话,无形之中对邪恶的迫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注]

    四、所谓“转化”是对人性的摧残

    冷静思考后,做人的本性——良心告诉我,我错了。是“转化”二字迷惑了我,实质是让我放弃学大法、放弃修炼,放弃做人的本性,也就是背叛我曾信仰的一切,没有基本道德的甚至干着欺师灭祖的恩将仇报、人所不齿的事。是师父和大法又一次挽救了我。背叛大法后,耻辱、自责和懊悔折磨着我,我觉得自己真是不可救药啊!我就只是苟延残喘地活着,自暴自弃,我觉着我的行为都不配为人,还有什么脸活着,还怎么配学炼法轮功,从此在精神上被警察强制地套上了良知的枷锁,这就是劳教所警察和江氏集团嘴里的“挽救”!

    记得在每月家人见我的时候,我总是在流着眼泪,可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他们,虽然我时时都希望告诉他们真实的一切。肉体的折磨难以忍受,而精神的摧残更是伤及骨髓啊。在这种日子里,想不开的时候,就记起师父的话“炼功人不能杀生”“自杀是有罪的”,支撑着自己艰难地走过每一天。我不知道怎么除去这精神污点,怎么面对自己的良心,就是师父原谅我不计较,我怎么能自己原谅自己呢?直到我走出劳教所的大门,得到师父的经文,感受到了师父洪大的慈悲,我才从内心战胜自我、重新走入修炼者的行列。

    五、迫害在继续

    读者朋友和同修,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更想讲具体些,但是这里的环境仍十分恶劣,只好就此为止。想当初在迫害开始前后的日子里,我写信、去信访、主动找警察、干部、同事、邻居说我自己炼功后的感受和变化,希望诚实、事实、善良能换来公正和和平,甚至在无辜的被拘留的日子里,告诉警察我知道的真实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光明正大地修炼,公正地对待我们尊敬的师父,让我们有尊严地活着。

    今天,我告诉人们我真实的经历。相信善良的人能够辨清善恶,理解和支持法轮大法修炼者。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


    以我在北京劳教所遭受的迫害控告江氏集团

    (明慧网2003年10月6日)92年,我分娩时因医疗事故造成两次产后大出血,两度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后又因输血,感染上C型肝炎,长达四年失去了工作能力,前后共花费了五万多元医药费。但我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长期靠吃药勉强维持。

    97年7月,我得到一套法轮功的著作。读了两遍之后,我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功。

    修炼法轮功一个多月后,我自觉精力、身体状况大为改善。在工作单位组织的年度职工身体检查中,我的各种肝功能指标全部恢复了正常,C型肝炎不翼而飞,我结束了住院生涯,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充沛的精力投入了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99年7月20日,我听说全国十八个省市的法轮功辅导员同时被绑架,被抄家,江氏政府大规模打压法轮功开始了。我就来到中南海信访办,想请求政府官员慎重考虑对法轮功的态度。我刚刚走到府右街,就有守候在此的警察问我是否炼法轮功的。当我答是时,立刻就被绑架了,关进停在街上的一辆大公共汽车,随身携带的两本法轮功书籍也被警察搜走。公共汽车装满被抓的人后,将我们拉到石景山区体育馆关了一天。那天被关在体育馆的人坐满了整整半个体育馆,估计至少有三千多人。

    99年11月初,我分别给中国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常委会主席写信,呼吁政府停止对法轮功的打压。在这些信上,我署上了自己的真实名字和地址。但是这些信一封也没有到达国家领导手里,而是被转到了公安局而成为了我的“罪证”,为此警察曾将我绑架到派出所,象审犯人一样审问我,并作了笔录,还强行让我签字承认我的“罪证”。

    99年12月26日,我听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将开庭审理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我想去旁听法庭审理,但刚刚走到法院门口,就有警察问我是否是炼法轮功的,当我回答“是”时,就被当场绑架。后来我被送到北京市崇文区看守所,与妓女、贩毒者等人关在一起共四十八小时。那天与我一样在法院门口被劫持的法轮功学员有一千多名。

    2000年2月18日,我因参加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而再次被绑架。这一次我被崇文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了28天。3月16日,由我丈夫签署“取保候审”书才被放出。

    2000年4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我正在家中睡觉,被突如其来的警察第三次绑架到崇文区看守所。好几天,警察都讲不出抓捕我的理由。后来提审向我出示了一封从网上截获的信件。这封信是我写给我丈夫的父母的,信的主要内容是向他们解释我为什么要炼法轮功。这封信是在用EMAIL往外发送时,被公安部门利用黑客手段截获的。

    因为这封信,我被非法判处了一年劳教。一般在接到劳教通知后,可在六十天内向北京市劳教管理委员会的上级单位提出申诉,请求行政复议。在中国,劳教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行政处罚”,所以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但是,据在监狱呆过,又在劳教所呆过的其它犯人说,劳教所比监狱更残酷。因为监狱里的犯人有的刑期很长,如果折磨太过警察也担心犯人受不了死在里头;但劳教最长期限就是三年,所以三年之内把你折磨不死就行了,出去后怎么样警察就不管了。

    如果行政复议被驳回,按规定还可按行政诉讼法向法院起诉劳教委员会。这个劳教委员会表面隶属于北京市人民政府,但实际上由各区的“政法委”操作,这个“政法委”是归各区的中共党委管的,现在由一个凌驾于一切法律、行政、党委系统之上的610办公室直接操纵,专门迫害法轮功。

    在行政复议、法院审理完成之前,被判劳教人员一般都会留在拘留所里,不往监狱或劳教所送。但是,所有与我一起被非法判劳教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剥夺了留在拘留所申请复议的权利。在刚接到劳教通知三天,我就于2000年6月1日被强行送至位于北京市大兴县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这个调遣处是新成立的,因为在全北京与我同时被非法判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太多了,原来的劳教人员调遣处容纳不下。

    到调遣处的第一天,与我同来的二十四个人(二十个都是法轮功学员)被强迫蹲在太阳底下曝晒,从早上九点多一直蹲到晚上天黑后很久,时间长达15个小时,并且一动也不许动。许多人坚持不住,一次次摔倒,但就是摔倒了也必须马上起来继续蹲,否则就会遭电击。

    从第二天起,我们每天必须以“低头抱手”(两手交叉放于腹前,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的姿式一动不动站立十六个小时,同时口里必须一刻不停地背诵劳教所的规则。这些规则丑陋至极,如不许做猥亵姿态、动作,不许传抄黄色书刊,不许恃强凌弱、敲诈勒索、打架斗殴等等,都是针对以前那些真正犯罪的人定的,让我们一天十六个小时大声背诵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对我人格的巨大侮辱。当时我感觉自己的大脑就象被这些东西一刻不停地霸占着一样不堪忍受,再加上肉体极度的疲劳,我的神经几乎彻底崩溃。

    第三天,也就是2000年6月3日,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又担心永远这样下去六十天的申诉一过就没有机会申诉了,就向警察提出要纸、要笔,写申诉书。

    谁知中队长王超刚听我说了几句,就劈头盖脸大骂我,让我去太阳底下蹲着。当我没有立即听从她的命令时,她和另一名叫沙雪梅的警察一起将我在地上拖拉,然后用两根电棍一起象雨点般戳到我身上,每戳一下,我都象被烫斗灼烧一样痛苦不堪,同时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最后王超和沙雪梅一起每人拿一根电棍长时间停留在我身上,其中一根停留在脖子上最敏感的部位,电流一档一档地加大,我痛苦得只有闭上眼睛拼命忍受,最后晕厥过去。

    我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我醒过来后,她们又强迫我“低头抱首”(两手交叉放于脑后,低头看自己的脚尖)蹲在太阳底下曝晒,并让一个因卖淫被劳教的劳教犯监视我,只要我稍稍动一动,她就一脚踢在我身上。我从下午两点一直蹲到晚上九点多。每当太阳西移使我蹲的地方处于阴影中时,劳教犯就强迫我往前移动,以确保我始终被太阳晒着。6月份是北京的夏天,气温高达30多度,阳光曝晒的地面温度估计高达四、五十度。我蹲在那里看着自己头上滴下来的汗珠,每一颗落到地面的汗珠,因地面太热,在两秒中之内便会蒸发得无影无踪。

    后来我的汗流干了,头上不再有汗滴下来,但我还是必须一动不动地蹲在太阳底下,动一下就要被踢,并且没有一口水喝。

    一直蹲到晚上九点多,当我最终被允许站起来时,我的两腿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好长时间都立在原地不能动弹半分。我精神上所忍受的痛苦则无法用语言描述。

    第二天我发现两条胳膊的内侧、腋下、两肋等地方全部都呈青紫色,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脖子后面密密麻麻、大大小小全是被电棍烫出来的水泡;臀部血肉模糊,被磨烂了一大片,的卡布的蓝短裤和内裤都磨出了大洞。我们没有换洗衣服,我被迫穿着这条臀部烂了个大洞的裤子,臀部露在外面,长达两个多月才借到针线将裤子上的大洞缝住。衣不蔽体、臀部外露,让我觉得人格受到极大的侮辱。被磨烂的内裤我现在还保留着,可作为证据出示。

    从2000年6月1日到7月7日,我在调遣处一共被非法关押了三十七天。在高达三十七八度的气温下,整整三十七天没让我们洗过一次澡、或洗换过一次衣服。而且我们每天早晚洗漱、上厕所的时间一共只给两分钟。到后来我们的身上脏到稍微一搓就会往下掉泥的程度。事实上,这是我们后来清洁自己身体的唯一办法——在警察不注意时用手偷偷往下搓身上的泥。

    我们住的小屋只有8平方米左右,而且密不透风,只有一面有扇小窗户。每周调遣处会有两次送新的人来,被送进来的人都必须说“我认罪认错”,不说的就会挨打或用电棍电。为了不让我们听到外面打人、电人的声音,每次送新的人来我们的房间门和窗户都要紧紧地关上,但我们还是能听到外面被打、被电的人的尖叫声。这种刺激常常让我觉得要彻底崩溃。

    在最炎热的夏天,我们在门窗紧闭的小屋里听着外面的人挨打、挨电时的尖叫声,神经的紧张加上天气的炎热让我们的衣服一次一次地被汗湿透。但我们从来没有洗换衣服的机会,只有将这些臭不可闻的衣服再一次一次地穿干。最后我们的蓝色短裤被汗碱染得一圈圈地都是黄色的,脱下来时硬得能直立在原地。

    由于精神的高度紧张,我到劳教所后长达八个月没有来月经,大便五六天才有一次,每次排便都极度痛苦。另有一批学员在调遣处共呆了五个月,从六月初到九月底,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长达五个月没有洗过澡、换过衣服。

    由于绑架的人太多,只有八平方米的小房间后来被用来非法关押多达20个人。床位只有八张,多余的人则只能睡到地上和床板下面,而睡在床上的人想下床上厕所都没有地方下脚。由于被绑架的人太多,劳教人员的夏装全部用光,致使七、八月份以后到劳教所的人在气温高达四十度的最炎热的夏天只能穿上厚厚的秋装!在许多人热得都要中暑时,警察才偶尔允许她们脱下厚厚的秋装裸体在房间里呆着,等有男警或外人来时再紧急通知大家穿上衣服……

    在每天汗几乎流个不停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水喝。有时候八个人每天只给我们两小碗水,有时候干脆没有水。在最热最渴的时候,有的学员偷偷地将洗过脸的水都喝了。

    我们每天吃饭的时间只有五分钟,并且只能蹲在地上吃。夏天刚做出来的饭热得烫嘴,也必须在五分钟之内吃完,吃不完的就只能挨饿。再后来领饭前还必须单腿下跪,将手里的碗高举过头,嘴里大声喊:“报告队长!劳教人员×××请求发饭!”不喊的不能吃饭,喊的声音小了的不能过关,并且还要挨打挨骂。

    我也亲眼见证了许多其他学员受迫害的例证。有一个名叫任美的江苏籍学员在第一天来调遣处时已在拘留所绝食六天了。她也跟其他人一样被强迫蹲在太阳底下曝晒,很快她就晕了过去,警察以为她的晕倒是假装的,就拿电棍长时间持续电她的头部。当她们发现她真的一动也不会动了之后才将她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她的瞳孔已放大到正常人的一点五倍。后来抢救了一天一夜,她才苏醒过来。

    还有一个叫侯立伟的二十九岁的未婚女学员,因拒绝放弃炼功,被绑在椅子上,被好几个男警察用电棍电击阴道、乳房、头部等部位,致使她长时间昏迷,大便失禁,因阴部受伤而长时间不能行走。

    另有一名叫马荣红的北京女学员,在调遣处被绑在床上长达五十多天,致使她背、臀部皮肤肌肉腐烂,被放下后几乎不能行走。她被铐在床上之时,还经常被看管她的其他劳教人员骑在身上殴打。

    2000年7月7日,我被送到北京市天堂河劳教所,后更名为新安劳教所。这里原来是男子劳教所,因为抓的女法轮功学员太多,原有的女子劳教所容纳不下,就将女所和男所互换了。在镇压法轮功以前,北京市女子劳教所的规模在一、二百人之间,主要是关吸毒的和卖淫的。打压法轮功后,劳教所的规模从2000年7月的一百多人急速上升到2001年4月的近一千人。我被释放时(2001年4月)劳教所共有984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法轮功学员,以我所在的二中队(后扩编为二大队)为例,全队共一百三十五人,只有十几人不是法轮功学员,我所在的一班十八人中有十七人都是法轮功学员,八人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全大队年龄最大的陈玉珠68岁,年龄最小的仅十八岁(姓名不详)。有一位有残疾证的双目几乎失明的王莉和一位叫王艳的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双腿残废的法轮功学员也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

    我们刚到劳教所时,劳教所还有图书室、活动室等(虽然我们几乎从来没去那里看书或活动),每个班的定额是十二个人,但后来抓的人太多了,活动室、图书室、甚至警察的办公室都被腾出来关法轮功学员,每个班的人员增加到十八人,超过定员的50%,拥挤不堪。相应的,食堂、锅炉房等设施也严重地不能满足急剧膨胀的人员需求,各种生活条件都很差。我一年的劳教期里,一共只洗过四次热水澡。

    在劳教所,我们被强迫做各种苦役,包括种草、种树、淘垃圾、挖菜窖、织毛衣、织坐垫、做玩具、做一次性输液器、包一次性筷子等等。通常我们都是从早上五点半起床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有时还要通宵达旦地加班,否则就完不成任务。任务最紧时,我上完厕所连手都不敢洗,为的是不敢花费那几分钟的时间在洗手上。到了晚上,我曾困到连从一数到九都数不清楚,还得奋力睁着眼睛织毛衣。毛衣的花样很复杂,头脑不清醒时很容易织错,有时候好容易在晚上织出来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全织错了,还得拆了重织。长时间的超强度劳作和睡眠严重不足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我对生活的唯一需求只剩下了睡觉。

    我们在劳教所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出口的。特别是我们织的毛衣,尺码很大,只有体型高大的外国人才能穿。2001年2月,我们接到一批做100,000只玩具兔的订单。据警察说这些玩具兔是为雀巢公司做的,用于促销。这些玩具兔高约三十公分,身体是棕色的,脖子很长,戴大红色平绒布脖圈,嘴巴两边各有两根长约五六公分的黑胡须(我当时专门负责做胡须)有的穿牛仔背心,有的穿风衣,有的象海盗一样戴着挡住一只眼睛的墨镜,胸前有英文字母,握着拳头,翘着一只大拇指。脚有三个脚趾,是淡黄色。尾巴是白色的,很短。

    这样一只兔子需要三十多个工序才能完成,全中队一百三十多人,一天只能完成一百多只兔子,即相当于十几个小时才能做出一只,而每一只兔子的加工费才合人民币三角钱!(相当于澳币六分)加工费是付给劳教所的,我们拿不到任何报酬。

    无休无止的苦役并不是劳教所里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为了逼迫我们签署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劳教所采取了各种各样人们能想象出的和想象不出的办法,包括延长劳教期、关禁闭、集训、电击、不许睡觉、殴打、体罚、车轮战、疲劳战、攻心战、不许亲属会见、不许买日用品、不许上厕所、不给手纸用、挑动其他劳教人员仇恨我们,并给我们制造无穷尽的麻烦、通过家属给我们施加压力、长时间让我们读、看污蔑法轮功的资料等等。

    第一批大批被送至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是2000年5月26日被送到原来的女子劳教所的。一直到女子劳教所与男子劳教所互换场所的七月二日,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她们每天晚上在其他普通劳教人员都上床休息后被强迫站在楼道里面壁,一直站到凌晨四点才让上床,五点又被叫起来,白天还要挖一人多深的大树坑。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她们每天晚上只能睡一个小时。每天晚上她们被罚站在楼道里时,值班的人员都能不时听到“咚咚咚”的声音——那是她们太困了,站在那里就睡着了,一睡着脑袋就磕在墙上发出“咚”地一声。不时有人睡着,所以不时就有这样的声音。有个学员对我讲,我那时都不知活过今天,明天又会怎么样。

    电棍也是警察用以逼迫法轮功学员写保证的另一种最常采用的办法。遭受过不同程度电击的人太多了,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一个很长的名单。最极端的情况是被警察踩在地上,半个脑袋都在泥里,用七八根电棍同时电击。五十多岁的北京学员女学员刘升平在调遣处曾被警察踩在地上,用四根电棍同时电击,电流大到四、五个警察踩着她,她都身不由己往上弹。她第一天到劳教所时,我陪她去水房洗澡,看到她前胸后背上全是一个一个电棍留下的焦痕。

    集训队是监狱里的监狱,即所谓的“关禁闭”。被关禁闭的人每天只能一动不动十几个小时都站在只有三、四平方米的禁闭室里。有一次,一位普通劳教人员被带到禁闭室去给那里的人理发,她回来时说那里的一位名叫王润荣的法轮功学员的头被电得肿得很大,头发都掉了好多,脸部变形到她都认不出来了。

    2000年12月,从北京市男子劳教所(团河劳教所)送来六名男法轮功学员,他们是爱尔兰三圣学院学生赵明、北京学员黄建、李万庆、张德修、东北学员朱宣武等(另有一名姓名不详)。他们在团河劳教所受尽了酷刑也不写保证,所以警察又将他们六人送到新安劳教所来碰运气,看看新安劳教所是否能让他们妥协。

    他们被非法关押在少教队。少教队的成员是十三岁至十八岁的男少年犯。这些少年犯都不是法轮功学员。警察让那些少年犯几个管一个,监视这六名法轮功学员,并把他们分别关押,互相之间决不允许说话或见面。有一次一个少年帮他们传递了一个纸条,被警察发现了后也遭电击。这些少年一个月可以会见家长一次。为了不让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被电的事实,警察电这个少年时让他张开嘴,将电棍伸进嘴里电。少年的口腔被电得一塌糊涂,吃饭、说话都困难,从外表上却看不出太大的问题,只觉得脸有一点肿。当细心的家长发现孩子神色有异,问起原因时,该少年当着警察的面什么也不敢说(接见时总有警察在场),满眼是泪还不敢让它流下来。从那以后,为了不牵连这些少年,这六人法轮功学员之间索性连眼色都不交换了。

    比起电击来,一般的殴打似乎就算是很轻的刑罚了,但也经常被采用。按纪律警察是不能打人的,所以警察一般不轻易亲自动手,但却暗示、鼓励或默许其他犯人殴打或体罚法轮功学员,甚至在他们打人时操着手在一边看着,以达到强迫我们写保证的目的。比如,2000年11月18日晚,二大队队长王兆凤在钟向红等人在队长值班室殴打法轮功学员张淑英时,就一直站在门口看着。十八岁的吸毒人员倪蕊因与少教队的少年通信而被罚蹲在楼道里,亲眼看见了这个场面。

    劳教所每半年有一次“评奖”,30%的人有减期的机会。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之前,谁减期谁不减期是按分计算的。劳教所有一套复杂的计分体系,主要由完成的劳动量和遵守纪律的好坏程度来计算,以使劳教人员多干活,少违纪。劳教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后,这个评奖体系被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无论干活多少,都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评奖的;而犯人如果在迫使法轮功学员写保证上“立了功”,却能获得额外的好处。为了早日得到释放或获取警察的欢心,有的吸毒者、卖淫者等以变态的心理折磨法轮功学员。比如,有一名四十多岁叫李云英的学员被吸毒者关在水房连泼五十多盆凉水,并毒打她,使她很多天都直不起腰来;一名五十多岁的名叫李福兰的学员长达三天三夜都没被允许去厕所;何琳、侯立伟、孙虹等在一中队(主要由吸毒人员组成)被看管她们的吸毒人员强迫站在楼道里,头上顶一碗水,只要水洒出来一点,立即就会受到责骂或殴打。

    在调遣处或劳教所,经常都能看到脸上、眼眶边青一块紫一块的法轮功学员。

    从2000年10月、11月以后,劳教所采用了更残酷更阴险的手段来强迫法轮功学员写“保证”。就象一名普通劳教人员所形容的那样:“不打你、不骂你,不让你睡觉折磨死你!”从那时起,法轮功学员一进劳教所就被要求写保证,不写者就不让睡觉。前面提到的北京学员黄建在团河劳教所时曾连续十二天十二夜不曾睡过觉!不写“保证”的人,除了不能睡觉外,还会遭到殴打、体罚、人身攻击,他们找来一些人用特别恶毒的语言在学员耳边没完没了地攻击法轮功或法轮功的创始人,用体力上和心理上的极限来摧垮学员的意志,达到让法轮功学员写保证的目的。我所在的新安劳教所被规定“转化率”必须达到95%,达不到这个指标,负责的警察就会被罚款、撤职,甚至失去工作。

    从一进劳教所开始,我们便每时每刻都处于“必须写保证,放弃法轮功”的巨大精神压力之中。我被送到新安劳教所的当天晚上(2000年7月7日),就有小队长张瑞明、大队长孙惠和另一个我不知其名,只知道是“所领导”的男警共三个警察连续找我“谈话”,向我施加压力,逼迫我写“保证”。

    每天从早上五点半一起床开始,我们的生活内容只有两项:服苦役或没完没了听诬蔑法轮功、侮辱我们的“学习材料”,听完了以后还必须写“思想汇报”给警察,谈你听了这些东西后的“感想”。

    我刚进新安劳教所时,被安排在“入所队”(后来被改为了三大队)。2000年7月27日,我从入所队被调到二大队,被安排在五班。五班的班长、因贩卖黄色光盘而被劳教的古凤荣便问我们六名被分到五班的法轮功学员有否写“保证书”,当我们说没有时,她便说:“排班吧。”我刚开始不明白什么叫“排班”,到了晚上才知道原来二队有“规矩”,凡是不写保证书的法轮功学员不许睡觉,由其它犯人轮流“排班”监视我们,直到我们屈服。

    第一天晚上,是古凤荣监视我们,第二天晚上是一个叫张凤雪的因卖淫罪被劳教的人监视我们,谁稍微一动她就踢谁,连瞎眼的王莉她都不放过。

    两天不睡觉以后,我的精神开始恍惚,整天都象在梦游一样,白天还要照常服苦役、织毛衣,或被强行带到大礼堂听诬蔑法轮功的“讲座”,听“讲座”时礼堂一周都是手持电棍的男警站立一旁。我每时每刻都觉得两眼前白茫茫的直犯晕,一阵一阵地恶心,意志稍一放松就会一头栽在那里。我每时每刻都觉得飘飘的,象在梦中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大脑深处无比遥远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恐惧,一个意志要随风飘散,精神要完全分裂的恐惧;一个即将成为走到哪里双手都在奋力织毛衣的白痴的恐惧……

    长时间不能睡觉,给人带来的痛苦和恐惧是无以言表又刻骨铭心的。有太多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处于精神分裂或意志崩溃的最后边缘。

    第三天,由于我们的强烈抗议,警察才停止了这种折磨,但却又变换了方式。每天晚上,当我们已经劳作一天,累死累活好容易捱到让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通常已经是午夜或以后了),警察就会选中我们中的一个或几个,让到办公室“罚站”,不许睡觉,或强迫抄写诬蔑法轮功的文字材料,一直到凌晨四五点才让回来,睡不了一个小时,就又该起床服苦役了。

    有一天站到半夜,一名叫程淑兰的承受能力终于到了极限,她突然“哇”地一口翻江倒海般将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一边吐一边“哇哇”地大哭,然后就被迫写了“保证”。跟她一起被罚站的臧青目睹了这一切,第二天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时痛苦地说她也即将崩溃。

    从2000年7月一直到9月,虽然每天晚上被叫走的人从来没有轮到过我,但我知道她们被叫出去不许睡觉的唯一原因就是没有写“保证”,而在这点上我跟她们是一样的。每天晚上,当有别人被叫走时,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明天就轮到我了吧?明天就轮到我了吧?”

    在困得死去活来以及这种“明天就轮到我了”的恐惧反复出现在心头的时候,我又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几近崩溃的绝望和痛苦。

    2000年9月最后一个星期的一天,警察突然将二队所有不写“保证”的人都下了集训,即将他们送往“监狱中的监狱”集训队,却将我一人留了下来。当我独自一人站在窗口看着那些排成一排,抱着被子被警察押往集训队的功友时,恐惧再一次险些让我崩溃:我不敢去想象,不敢去分析,为什么我独自一人被留了下来,或者是他们将我独自留下是不是要用更可怕的办法来专门对付我……

    我第一次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分开,在恐惧和孤独中渡过了一个星期,同时还得每天不停地织毛衣。2000年9月29日,当我被警察押着在宿舍楼门口浇水时,看见那些被送到集训队的法轮功学员又排成一排回来了。我不知道在一个星期之内她们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她们的头发都是散乱的,排成一排经过我的时候,有的人脸上的神情完全呆滞,眼睛里却闪着一种奇怪的光,看到我时象完全不认识我了一样,而且从那天起不管再遇到我多少次,脸上也不见有曾经认识过我的表情,好像她从来就没有跟我在一个班呆过。我相信她已经被折磨到神经完全不正常了才会这样。有的人看见我时脸上立刻出现一种少女被强奸后又见到亲人了时才会的表情,让我立刻就明白她一定是在集训队被折磨得被迫写下了“保证”……

    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她们所遭遇的一切随时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当天晚上,也就是2000年9月29日,二队副大队长程翠娥让五六个其他劳教人员(不知其名)将我带到警察办公室,不许我睡、不许我坐,对我进行通宵达旦的折磨,这几个人彻夜谩骂我、谩骂法轮功,并且说我不写“保证”就要一直这样下去、十月份之内必须要让所有人都写“保证”……

    2000年10月10日,我的承受能力终于也到了极限,而被迫写下了不再练功的“保证”。我无法描述那种痛苦。我一时一刻也不想放弃法轮功。当我做完要写保证的决定从警察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只觉得天昏地转,几乎要虚脱过去。我只能赶紧靠在墙上以免摔倒。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的精髓,都瞬间离我而去。我变得只剩下一层空皮,软软地靠在墙上,谁过来向我吹一口气,我就会象没有人穿的衣服那样软塌在地……

    我靠着墙呆了好长时间。到我终于决定往回走时,我发现我没有力气离开墙,横跨不到两米宽的楼道,按劳教所的要求顺着楼道的右边回到班里。我只好顺着左边,扶着墙一步一步捱回去。我象得了神经病似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念叨:“我‘转化’了、我‘转化’了……”——我不能接受自己最终也会被逼得写“保证”的事实!……

    法轮功学员信仰的是“真、善、忍”,在任何时候不能说假话,更不想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是劳教所的迫害是这样的残酷,超过了任何正常人能够承受和想象的程度。真正有信仰的人,是把自己的信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可贵的。被迫写了保证的学员,在精神上承受的巨大痛苦是用语言无法描述的。直至今日,我已经从劳教所出来两年多,我仍未完全走出曾经被逼迫背叛自己的信仰、出卖自己的做人原则的耻辱。从我自身的经历,我知道由于江××所发起的这场迫害,被迫写下“保证”的人内心所承受的痛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个生命所能承受的极限。

    在我的内心,我时常佩服那些被打死也没有写“保证”的学员,我觉得他们的生命比我高贵。人生命的尊严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思想才存在的吗?世界文明已经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人如果不能够拥有思想的权利,那他和动物何差别?

    2000年5月11日,我所在的崇文区看守所一下子就绑架进来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一名关在东一筒三所的四十五岁的,来自黑龙江的学员在绝食十一、二天后死于被拉去医院灌食的过程中,死时我们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她是“三号”,因为她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

    前面提到过的被送到新安所的六名学员中一名叫李万庆的学员的妻子梅玉兰,也死于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我在劳教所时,一个叫焦学先的警察(三大队大队长)曾说政府决定在2001年内彻底解决法轮功问题。他们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北京市尚有五千九百名特别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对这五千九百名学员,他们决定将其中的一半劳教,另一半通过“转化班”、单位、街道、派出所等施压“解决”掉。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有二百万人炼法轮功。可是我在劳教所被强迫洗脑的一篇官方的报导又说,在武汉市“破获”了三个法轮功书籍的销售点,仅这三个点的销售金额就高达一亿三千万人民币,获利一千三百多万元。这篇报导是为了攻击法轮功创始人利用卖书赚了多少钱,想用以人身攻击的办法来动摇法轮功学员对于真、善、忍的信仰。其实大陆的盗版现象特别严重,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所谓“扫黄打非办公室”,处理非法出版物的问题,但盗版现象是屡禁不止的。

    在大陆,一本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的售价是人民币十二元。那一亿三千万的销售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光这三个销售点就售出一千多万册《转法轮》。那全国到底有多少人炼法轮功呢?全国到底有多少人被无辜地关押甚至折磨致死呢?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又有多少呢?

    我被送到劳教所后,我丈夫象疯了似地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却有四个月都打听不到我的下落,甚至不知我是死是活;当他四个月后第一次在劳教所见到我时,我的样子令他落下了眼泪,心里痛到流血,回家的路上连车都开不了,只好将车停在路边,躺在车里好长时间,缓解自己的痛苦……我的婆母一到吃饭时间,就想起我在劳教所受苦,总是扔下饭碗就到一边去哭;我的女儿小小年纪怎么也弄不懂自己的妈妈为什么要被送到只关押坏人的劳教所……

    美国的世界贸易中心被恐怖分子袭击了,瞬间倒塌了。全世界人民都在谴责恐怖分子的行径。可是在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人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都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之中。数以几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无声无息地在拘留所、劳教所、看守所、“转化班”受着摧残和折磨。江氏政权为了粉饰太平,愚弄视听,不知道下了多大的力气。天安门广场上随时都停有警车,便衣警察多得不计其数。我在拘留所、劳教所遇到很多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法轮大法好”等横幅或炼功的学员,横幅展开最长时间只有两分多钟,最短只有几秒,就被警察抓捕。北京市的火车站等处也是便衣遍地。因为法轮功学员从不撒谎,用恶警的话说,“容易对付得很”。警察只要上去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法轮功学员就会承认是。避而不答的人,就会被要求说一句“法轮功是×教”或骂法轮功创始人,只要拒绝就立刻会被抓捕。外地的火车站也想出了各种“招术”防止法轮功学员去北京,比如99年国庆节前夕,吉林省长春市在火车票背面印上“法轮功是×教”,凡是上火车者必须将火车票翻过来将这句话念一遍才能上车。今年更是发展到将法轮功创始人的肖像放在地上,只有肯从肖像上踩过去的人才能上车。外地买去北京的火车票需单位开证明,有的国营单位甚至将本该按月发放的工资或退休金按周发放,以使法轮功学员没有足够的钱买火车票,并且发放前还需该学员所在派出所出证明,证明该学员近期表现“良好”,没有想去北京的意思。

    我父母所在城市是一个只有六十多万人的中小城市。2000年年底,有指标规定若元旦期间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超过六名,该市市长就将下台。该市朝阳机械厂是一个几千人规模的大型国营企业,该厂的厂长就因本厂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超过规定的指标而被撤职。

    江氏政权还利用一切形式给全民洗脑,连中小学生都不能幸免。我从劳教所出来后,有一天我八岁的女儿给我桌上留了张条,上面写着:“妈妈,我建议你不要炼法轮功了。请看这本书。”那本书是她们学校发的,里面全是恶毒的攻击和卑鄙的谎言;当我试图告诉女儿她的妈妈不是坏人,所有的宣传都是造谣时,我的女儿绝望地说:“我知道妈妈是好人,可是电视里说炼法轮功的都是坏人。我不知道该相信谁。”我现在尚不能预测由于我的事情而会给我无辜的女儿留下什么样的心理伤害,会怎么样影响她以后的心理健康。

    我的舅舅在一家矿山机械厂子弟校任班主任。他是党员。党支部开会时党委书记要求所有的班主任都在自己所在班给中学生开“揭批法轮功”的主题班会,并公开讲“整法轮功怎么整都不过分”。

    总之,这一场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于数以千万计的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长达四年多的迫害是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是对于整个世界文明的羞辱。我相信在道德水平严重下滑的中国,这些修炼“真、善、忍”的人对于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他们在面对强权时英勇无畏地选择了自始至终的非暴力和平方式来坚持自己信仰“真、善、忍”的权利。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承受着无边的暴力,只想用自己的大善大忍来唤醒世人的良知。

    我在此恳请有关国际人权组织、政府机构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状况展开独立调查,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这种血腥镇压,以救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人于水火之中。

    我也恳请各国法庭能够秉持正义,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准则和条款,将用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群体灭绝的最直接责任人江××绳之以法,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类的公义。

    2001年4月,我从劳教所被释放后,警察要求我到洗脑班帮助他们强迫其他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为了不做这种可耻的事情,我从劳教所回家五天后就被迫离开了北京,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至今为止我已有四年未能与家人在一起。我们全家在迫害中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是用世界上任何钱财也无法弥补的。我希望法庭能依据法律的准则对江××的罪行做出裁决,以便让类似的惨剧不再发生在其他家庭之中。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


    北京新安劳教所在野蛮洗脑中助长假恶斗─ 一名曾被洗脑的学员的忏悔

    (明慧网2003年10月8日)本文讲述的是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用野蛮洗脑的方式,强迫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修炼,之后利用这些思想变异的人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的事实。本文作者在巨大的压力和谎言洗脑后,背离了真善忍并曾助纣为虐;离开劳教所之后,经过深刻的反思,终于回到了修炼的大路上,并将自己和张亦洁在北京新安劳教所三大队遭受的迫害揭露出来。

    * * * * * *

    我要谈的是我一时被洗脑后,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张亦洁的所有事件。揭露北京新安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情况。

    大法弟子张亦洁(女,50多岁,原外经贸部某处处长),曾被强制绑架到在北京新安劳教所办的国家工委第一期洗脑强化班强迫洗脑。她在这次洗脑班中以正念冲破魔掌。当时,她一直被警察看管监视,失去了人身自由。春节之际,张亦洁回东北看望父亲,监视看管她的警察也跟随到了东北,并且警察向她索要看管费。被大法弟子张亦洁拒绝后,警察又向她的亲戚索要。事后,她多次用智慧摆脱了监控,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被迫离家到了广州。

    大概于2001年3月左右(具体时间我不太清楚)张亦洁在广州被劫持,被非法劳教。张亦洁是被610头目李岚清亲自点名非法劳教1年半的。因张亦洁坚定对真善忍的信仰,在非法劳教期满后(本该于2002年9月释放),被邪恶警察非法加期10个月。下面是大法弟子张亦洁和我在北京新安劳教所三大队渡过的日子,和所受到的种种残酷迫害:

    张亦洁是在广州被抓,由广州转送到北京新安劳教所二大队,因二大队有两名坚定的大法弟子,邪恶警察知道张亦洁曾经在上一次洗脑强化班强迫洗脑时异常坚定。恶人就害怕,怕保不住它们的“转化”成果,就把大法弟子张亦洁调到新安三大队。当时我在的时候,张亦洁是令所有恶警都头疼的,又都没有办法“转化”的坚定的大法弟子。

    张亦洁大概在2001年5、6月份,从新安二大队来到三大队。来的第一天,我正在干活,被三队队长焦学先把我叫去,让我和张亦洁聊聊。我刚刚见到张亦洁的第一面,我眼前一亮,她就让我内心有一种亲切和感动。我还没有和她说几句话,就又被另外警察叫回去干活。

    大法弟子张亦洁的到来,给新安三大队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她的到来也触动着不同人的不同的心。我作为当时被洗脑的人,也正因为大法弟子张亦洁的到来,全面暴露出了我被洗脑后、走到大法反面后的种种变异行为。我所要讲的是邪恶是如何利用我的执著,通过我这个人来实施迫害的。

    三大队不法警察为了“转化”坚定大法弟子张亦洁专门成立了一个“攻坚组”。这是第一次,当时组里的有吸毒卖淫犯罗金凤、刘凤芹、段惠芝、韩立伟等和被洗脑后走到大法对立面的两派组成。我们被洗脑的这些人因强烈的执著心被邪恶警察利用来给别人洗脑。一派是由郝丽华、王燕、张兰英、和我组成,所采取的都是按照邪恶警察安排的软硬兼施,在晚上不停的谈话,包含惩罚在内的所谓“白脸”恶人。另一派有陈红、王桂茹、刘虹、丁桂丽等组成,是经常被邪恶警察叫去谈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感化。为了张亦洁,邪恶警察和邪悟犹大都在费尽心机,好像能做张亦洁的“转化”工作是会立功受奖一样。当时我所在的那一组和另一组,让我感到我们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人与人心里是有防备和隔阂的,相互之间不真诚和不能信任。因为一旦有哪句话说不好就被打报告,被认为“转化不清,有残余”,当成严管对象,由人看管。而这种向恶警通风报信的所谓“检举揭发”的行为,正是邪恶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

    当时,张亦洁被单独关押在小哨值班人的房间,房间的门上的窗户用报纸糊上,我们被轮流叫到那里去和她谈话。有一次,犹大王燕就出主意说按住张亦洁,拿着张亦洁的手让她写保证,并说:“写了保证就行,一切都好解决了。”“保证书”是邪恶给法轮功学员洗脑的一个关键步骤,被张亦洁坚决抵制,并跑出房间报告警察说:她们用强制做法对待我。由于张亦洁坚持正念和正信,恶警无法下手,害怕长时间拖延时间会影响一片,恶人就又商量要强制对付她。后来恶警让吸毒卖淫犯罗金凤、刘凤芹、段惠芝再次强行按住张亦洁,我们这些被洗脑的,配合邪恶拿张亦洁的手让她写“保证”决裂,她的手被圆珠笔扎破。几次张亦洁都坚定的用尽全身的力量抵制这种强迫行为。她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和言论,默默承受着。可是恶警还让我们把拿张亦洁手强迫她歪歪扭扭写的东西,时常拿出来以此来要挟她。但是每次都被张亦洁坚定的否定:“那不是我写的,不算数。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之后邪恶警察又变化方式,由另一派一批犹大出面,故意想造成张亦洁的心理反差。恶警利用她们要求找张亦洁修炼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企图以次逼迫张亦洁放弃修炼。但是,实践证明,第一次的“攻坚组”失败了。

    恶警利用各种手段折磨张亦洁,让她每天去掏垃圾,干最脏最累的活。回来后必须等待小哨同意,来叫她去洗手。有时不知是警察让小哨故意的还是怎么着就说:忘记了让她洗手。还有一次,我因几天没洗头发,头都出油打绺了。我利用早晨洗漱时用凉水冲洗了头发。当时张亦洁也很多天没有洗头发,也跟着洗了头发。后来就被有人报告了警察,恶警就又利用这个事在张亦洁身上做文章。说我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严格按照23号令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带头破坏纪律,给他人造成不好影响,会影响新关进来的劳教人员的“转化”为理由。恶警和我谈话说:不是要处分我,是做个假检查,是为了便于对张亦洁的“转化”,我必须写检查,并当众在张亦洁面前读。为了让张亦洁写检查,好利用这个找她的短处。也让张亦洁心理感到内疚,让她产生我受处分才当众做检查是因为她。用这种骗人方法,骗取她的信任,来达到邪恶洗脑的目的。这也是××制度下警察惯用的一种威逼利诱的整人手段。

    张亦洁有一对儿女是双胞胎,恶警焦学先利用她的儿女做文章想寻找突破口。有一次,她女儿来信,焦学先让我读给在座的人听,恶警焦学先想利用她女儿在学校的压力、同学的不理解和学校不让家里有炼法轮功的学生当干部和入党,以及她女儿心里对母亲的不解和困惑,来打击张亦洁。还有张亦洁的儿子因母亲非法劳教压力很大,情绪低落,学习也受到影响等等因素来对张亦洁施加压力。邪恶把迫害她儿女的压力的原因说是张亦洁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造成的,而这恰恰是江氏流氓政治集团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所造成的。

    暑假期间一对儿女来探视母亲,伤心的痛哭,身为人母的张亦洁怎能不疼爱儿女,但是她为了人间真理,捍卫大法的尊严,她告诉她的儿女:“妈妈做的是最正的事,妈妈没有错,妈妈是怎样教育你们做人的,你们应该相信妈妈。”我至今还记得张亦洁给我说过的这些肺腑之言。恶警焦学先、槐春红经常以情入手,利用亲友接见和儿女的来信等手段给她施加压力,都被张亦洁一一识破。

    邪恶为了“转化”张亦洁,又成立了第二次“攻坚组”,主要是由唐建书,郑洁,李云航(音),陈海峰,郝丽华、张兰英、刘虹和我及吸毒的韩立伟组成。

    当时专门腾出一间房间,邪恶警察为了让张亦洁失去时间概念,把窗帘关闭,房间门上的窗户用报纸糊上,不得见光。用不停的洗脑、剥夺睡眠折磨摧残大法弟子张亦洁。邪恶警察轮流排班让不同的犹大不分昼夜的和张亦洁谈话或陪她看录像,目的是不让张亦洁睡觉,让她长时间的坐在小板凳上,也没有昼夜之分。这些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无法承受的。这种看似非暴力却非常残酷的精神摧残,是生死不如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由于张亦洁长时间坐着,使双腿水肿,按下去有坑。张亦洁实在是太疲倦了,坐在小板凳上睡着了,恶警察就让我们把她叫醒,不让她睡。目的就是要在她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强迫写保证决裂。而且值班警察每隔15分钟过来看一看。

    有一次,我陪着张亦洁看在国家工委办的洗脑班的一个讲话录像。那时张亦洁已经将近10天就这样坐在小板凳上,晚上不让睡觉,就连靠着打盹休息一下都会叫醒。有时白天还要训练,用操练队列跑步等手段进行体力消耗。她实在是太疲倦了太困了,眼睛不自觉的就闭上。我们就让她脸朝里,一般警察来了,我就碰醒她。一次,我坐在那里没有看到警察,被警察叫去,告诉我说:队长焦学先交代了,不让她睡觉。我说:她的确很长时间没有躺着睡觉了,太困了不可能不打盹。但是我感到我又好象做错了什么。值班警察还说不行,你知道吗?你这样让她睡觉是害了她。可想而知在残酷的剥夺人身自由摧残人性的地方已经完全颠倒了黑白好坏不分了,把折磨和摧残他人当成了对别人好,这就是××党那套歪理邪说的“洗脑”手段。也是恶警这样对外宣扬的“春风化雨”,实际上运用疲劳战术和长时间剥夺睡眠等残酷手段实行强制洗脑的。

    我记得张亦洁说过这样一句话:每次在磨难中她走过来,她的心就越来越坚定,体会到师父的无限慈悲。这是她对真理信仰的坚贞不渝和大法弟子的正念正信,才使她挺得住走过来。但对于当时被邪恶控制的我不能理解张亦洁的话,反而认为她的这种认识“太低”了,很可笑,需要继续找她的“漏洞”,让她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著”,让她真正“脱离苦海”,我们这些犹大在自己的执著和无知中犯下了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重罪,而我们的所有表现都是邪恶洗脑灌输的歪理邪说。

    对于一个没有坚强意志、坚定的正信信仰的人来说,那种折磨会使一个人不会疯也会傻。当在迫害中时我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痛苦;但是,张亦洁以一位大法弟子超常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实践着大法弟子的誓约,体现了大法的威严和赋予她的责任。是大法弟子张亦洁时时触动着我那曾麻木不仁的心灵。

    由于我们的执迷不悟,我们这些犹大们在经历过同样被邪恶的迫害强制洗脑的经历后,走向大法反面,带着被灌输的仇恨和变异的思想变本加厉地反向迫害,又用同样手段迫害自己昔日的同门同修----同胞姐妹。一次张亦洁和我说:“以前我们同修在一起是多么的祥和,都那么善良纯真。心与心没有隔阂。可现在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了?!被‘转化’后的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打人,骂人,折磨人,勾心斗角。看到这些我更是绝对不能‘转化’,你们真是着魔了,变了。”她很清醒明白,不能同流合污、变成不好的人。

    那是在夏天,江氏政治流氓集团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办了诋毁法轮功的邪恶图片,让北京所有的劳教所的被非法关押强制洗脑后的人去观看。当时劳教所的各个大队,恶警挑选了大部分是“可靠的”洗脑后的年轻人,换上便装,坐大轿车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周围都有警察把守,我们排队顺次进去。这个过程中有征签和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我看到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编造的欺世谎言的一幅幅血淋淋的图片时,我的眼泪在流淌,那些强加在法轮功头上的恶毒的诬蔑的照片、那种邪恶的照片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的烙痕,我只觉得那种恐怖对于一个普通人或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看到这些恐惧的、血腥的图片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和精神摧残。邪恶想用编造出来的恐怖让我害怕法轮大法。然而因为学法不深和一些执著没放,没有建立起对大法的足够的正信和正念,所以在欺骗的宣传和强制的灌输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编造的欺世谎言的一幅幅血淋淋的图片的洗脑过程中,我的精神崩溃了,变成了邪恶利用的工具。我在整个劳教期间被强制洗脑灌输的全是江氏政治流氓集团憎恨“真善忍”的邪恶思想:如“和法轮功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来到劳教所‘转化’了也得‘转化’,不‘转化’也得‘转化’,强行‘转化’。”等等。残酷洗脑后,我的思想中充斥着邪恶编造的谎言,××党采取一贯在历次运动中运用的挑起群众斗群众,利用我们内心仅存的爱国情绪,在我内心强制种植下了仇恨。树立靶子、树立敌对对象,利用我们心中的善念,排除异己。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用强制洗脑给我们灌输打人、杀人的思想,让我们去迫害自己的同胞,它们所谓的“春风化雨”其实都是毁灭人性的“血雨腥风”。是把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的人变成它们独裁政治需要的变相“杀人”的工具,是对一个善良生命的生命本性的毁灭性的摧残。这一切由谎言和欺骗构成的“假恶斗”都是泯灭人性的“良知灭绝”。这一切对我来说至今都会感到不寒而栗。

    我和张亦洁无怨无恨没有过节,当时我怎么会恨她呢?这正是邪恶洗脑、强制灌输的结果。洗脑造成我整个人格、心灵的扭曲,行为受到魔性思想的控制,可怕至极!我犯下了很大的罪过,可是主佛慈悲,在我心志迷失中师父没有放弃我,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点化、触动我尚存的良知、善念。

    这件事真正触动、刺激到我的心灵,是我们这些所谓被洗脑的人的可怕的行为。已经变得让正常人无法理解和忍受的地步。就连有善念的犯人都说:真够狠的。而这件事也让我痛苦到极点,常常做恶梦,在梦中痛苦的呻吟。当时张亦洁被打得双眼乌青,我看到真的害怕了。后来警察看到后有点害怕曝光,因为毕竟张亦洁的丈夫是外经贸部的司长,又经常陪同朱镕基出访,一旦传出去被打成这样会受到谴责和影响。恶警就说:“你们打哪里不好,为什么非要打脸,偏偏打看得见的地方?”

    邪恶一方面为了不让张亦洁和她家人说被打的事,另一方面也是恶警要我们用虚情假意来感动张亦洁,诱导达到洗脑为目的。就让我们这些打张亦洁的人向她真诚的道歉。张亦洁真诚而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我从内心原谅你们,不恨你们,知道那不是你们的本意和你们愿意做的事。但是,你们知道吗?你们以为打的是邪恶,可知道,我们是正法修炼,可知道,都是打在我的身上,伤到我的心里。我曾经不能明白你们,很伤心,可是现在我没有怨你们,我都会了结。”面对大法弟子张亦洁修炼者宽宏大量的包容胸怀,面对自己的恶行,我陷入极端的痛苦与不知所措的迷茫之中。此事发生后,极大的触动和震撼了我麻木扭曲的变异思想:当时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无地自容。我不停的反问自己怎么了?感到我是在害人、杀人,是在犯罪。和邪恶一起从身体、精神上残害我的同胞姐妹,比我大10多岁的曾经同修一部大法,共同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自己的功友。我错了!我感到罪孽的深重,第一次在良知中反省我的行为,我哭了,我感到我陷入一种可怕的境地,我第一次深思自己,我对我的行为懊悔对“转化”的对错产生了疑虑,我自己都不能明白自己怎么会这样,在无名的迷中我无助和悲哀,因为我真正的生命知道我做了一个人都不应该做的事情,我犯了罪。。现在我知道,我能来到法国,能重新走上修炼道路,归正我的思想行为,洗刷自己的过去,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是因为师父没有放弃我、还在救我。师父让我看到了真正大法弟子的风貌,坚不可摧的大法弟子张亦洁以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的高尚情操和言行始终唤醒着我的良知。

    后来邪恶三队队长焦学先心里有鬼,害怕迫害大法弟子张亦洁的真相暴露,一天它就对犹大们说:发现张亦洁写匿名信,投到检举揭发箱。还要吸毒和犹大们要多看着她,不要让她再写信。恶警还专门把张亦洁调出房间让我和另外的犹大查看张亦洁的所有笔记和日记写的是什么。最后什么也没有查到。

    波起波落,邪恶又用变化的低调来折磨大法弟子张亦洁,这一次又是把房间的窗户用报纸糊住。不让别人看见,窗帘拉上,整个房间阴暗。让我陪着张亦洁吃住在一起,不让我和她说话。平时我也不能出去。打饭有人轮流帮我打回来。这样持续近1个月,我只能偶尔出房间。警察的目的是压抑张亦洁的同时对我刚刚萌生的良知再次进行摧毁。让我的不平衡的心理对大法弟子张亦洁产生反感。这是邪恶想达到的一箭双雕的手段。

    在我临出劳教所时,邪恶警察又重新变化手段给大法弟子张亦洁“洗脑”,专门成立又第三次“攻坚组”。恶警焦学先将张亦洁非法隔离关押在接见楼的一间屋子里,吃住全在一个房间。门窗用被子遮住,不见天日,让人没有时间概念。恶警不间断地让这几个恶徒讥讽、辱骂、殴打张亦洁,强制不让睡觉,不让按时吃东西,只让她吃干馒头和小窝头。当时不让张亦洁睡觉,只能坐或站着。恶警对我们说:“无论如何一定要转化,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就是转化!”

    强迫让张亦洁读诽谤书籍,被张亦洁坚决拒绝。为了消耗张亦洁的体力强迫她做仰卧起坐,张亦洁拒绝配合。张亦洁提出要求上厕所时,只被允许在房间里小便,不能出门。当时张亦洁一直坚持憋了一晚上,早晨被逼迫得小便失禁。

    我今天来到自由的国度——法国,能把我的经历讲出来,作为见证人,我也有责任讲出来,因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被毒害的悲剧还在继续在中国这块我热爱的土地上上演。

    我知道我离开了邪恶的新安劳教所,我有了自由的空间,但是残酷的迫害还在进行着。自我走后,恶警焦学先将张亦洁非法隔离关押在接见楼的一间屋子里,长达一个多月。期间恶警在她极其疲惫的时候还强迫她外出跑步,拿来一些运动器械,强制她消耗体力,并以写自述材料为借口,找出大法弟子在人中的缺点进而大肆攻击、逼迫大法弟子张亦洁放弃信仰。后来我听说,邪恶使尽了招数迫害她。2001年12月31日,恶警焦学先让全队所有人站在甬道里不让睡觉,诡称为“陪着张亦洁”,再一次挑起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张亦洁的不满,以逼迫她屈服。张亦洁一直坚定信仰,不配合恶人的企图,于2002年9月该释放前,被邪恶非法加期10个月。后来又听释放出来的学员讲,因大法弟子张亦洁拒不配合邪恶,被恶警送到“集训队”,可想而知张亦洁在“集训队”受到怎样的酷刑折磨。

    大法弟子张亦洁为了坚持信仰“真善忍”,捍卫法轮大法的神圣和尊严。她受尽了人间的羞辱和折磨。我从内心敬仰大法弟子不屈不挠的精神。我很牵挂狱中的同修,我想告诉张亦洁:我非常感谢你,你让我看到了大法的威严和伟大。我在不断归正、修正自己,重新走上正法修炼之路。我要讲清真相揭露邪恶!加紧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所有损失。

    以上是我2001年11底之前,在北京新安劳教所所经历的真实情况。

    [注:本文作者陈颖,原北京法轮功学员,现在法国学习,在自由环境中重新走上修炼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