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修炼之前，身体有多种疾病，例如：三叉神经痛、高血压，低血压等。这些疾病带来的痛苦和压力使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有一天，我终于连工作的能力都失去了，无奈之下，办理了退职。1997年5月为了治病，我回到了中国。开始了求医问药的艰苦历程。跑了很多路，也喝了很多的苦药汤。回日本时还带回好多药丸。真是花了好多钱，走了好多冤枉路，可是病情并没有彻底的好转。
就在我为疾病的痛苦还得不到解决、心情郁闷的时候，1998年7月，我的朋友把法轮大法介绍给了我，我立即看书，并在功友的帮助下学会了动作。只用了两个月的功夫，那些困扰了我多年的顽疾就全部消失了，我活在没有疾病的轻松与喜悦里。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大法不仅有祛病健身的奇效，还能使人们的道德回升，更是一部登天的阶梯。正是因为他精辟、深邃的道理在中国甚至世界上没有通过任何广告的效应，只是这样人传人心传心的传遍全国以至世界。一亿人在修炼，一亿个好人在越变越好，不仅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还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在回升。这么好的大法，我怎么也想不到竟会招来小人的妒忌，一场残酷的镇压开始了。江氏集团用尽各种卑鄙的手段，开始了一连串的造谣和诬陷。并且迫害死了上千名法轮功学员。
因为我亲身体会了大法的真实不虚，而且又亲身受益，我清楚的知道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依据”都是杜撰的造谣和诬陷，为了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从此我开始了随师正法之路。我曾经多次回国上访，并积极参加海外的洪法讲真象活动，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都来制止这场迫害。
我曾经在99年两次回国上访，但是都被拒绝入境，遣返回日本。
其中的后一次上访，我从日本飞到北京，那是一九九九年的12月28日，在入境时再次被拘留，我们同行的十几人被关押在机场的拘留所里，印象里最深的是关押的房间都是铁门铁窗，警察在密切监视着我们，并且强行给我们拍照并审讯我们，记得那晚是大年三十，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我们又被强行遣返回日本。
2002年6月10日我第二次来到香港，在机场就被扣留了，当时被扣留的有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学员共11人。香港警察全副武装有15人左右，突然对关押在机场的一间屋子里的我们开始了武力遣返，当时有一名日本学员竟被帆布毯子紧紧包裹捆绑着要给抬到飞机上，我们当时都极力反对这种侵犯人权的野蛮做法。结果，我们中有的学员被按在沙发上，有的被武警架走，我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被一个武警架起来，被迫面向墙站立并且不让动。当时有的学员被用毯子强行绑走，剩下的学员绝食两天两夜，后来我们还是被他们非法遣返回日本了。
我在回国上访时，被拒绝入境，护照上被盖了注销的印章。在2001年我的护照快没有页数了，便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要求护照更新，可是他们说：“你的事我们不管，你在上面有名字，你是2000年回中国上访一千多人里的一个（所谓的黑名单）。有位叫吴小寅的负责人见了我，他要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我当然不能答应，所以造成了我3年没有护照，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比如找工作因为没有护照，经常碰壁，出国因为没有护照而不能去签证。（直到后来才知道，可以在日本的出入国管理局办理一个再入国许可证，来暂时解决出国的问题。）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只是因为炼一种让人们身心健康的功法，就剥夺了我回国的权利和护照更新的权利。这种对基本人权的无视，对宪法的无视是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所不可想象的。我相信，大法总有昭雪的那一天，迫害好人的坏人也总有受到历史的审判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