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发现，我在说“中共”一词时也有障碍。因为在恶党的文化中，只有“反华势力”才这样称呼它，（我此时才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姐姐一看到材料上有“中共”，甚至有“中国大陆”这样的词时，就怀疑是从台湾来的）。可怜的中国人，向来是毕恭毕敬的叫它的全称的，有时前面还要带上漂亮的帽子，后边再穿上舒适的鞋。事实上，我不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从未使用过“中共”这个词，尽管它只是个缩写。以至于当师父在法中已经定了它时，我仍感到涩口，莫名其妙的不自在，甚至感觉不好意思。
这表面上看似不大的事，清晰的折射出邪党文化的顽固烙印。学法时，我看到了师父讲的“中国大陆人讲话的用词、思维方式，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方式，都是中共灌输的那一套。”真是一语中地。
认清之后，便清理了这层东西。一天，我偶然注意到“徒”字的结构：双人旁加一个“走”。我豁然明白：原来为徒的就是跟着走。跟谁走啊？当然是跟师父走。而这形意的汉字是为大法的洪传、为正法而造的呀。神的用意已经不言自明了。再一次掂量“大法徒”三个字，重量和内涵让我感动不已。“跟着师父走”不就包含了“言师所言，行师所示”一层理吗？通俗的说，就是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师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觉得用“应该”、“必须”这样的词都已经是有些许差距了：为徒的就那么做，没有如果，没有假设，没有为什么——因为理就是那样的，这是为徒的本份。
明白了这个理，回头再看那些具体的事，已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发现与那个变异的念头相对而言，我当初原以为的理性认识（即师父这样讲了，我们理所当然这样讲）其实只能说是一种比较理智的感性认识，我之所以说理智，是因为这认识本身是对的，而说它是感性认识，是因为对其更深层、实质的内涵并不清楚。而我思想中存在的那个变异念头更是让我羞愧不已。我知道了作为被师父恩泽造就的大法徒，除了不折不扣的跟着师父走，别无其它。我领悟到为徒者遵师言，是宇宙庄严的理。所有不正的念头和不顺畅的思维都必须得归正或清除——那都不是我们自己。
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讲到“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返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我确信去掉被党文化变异了的观念，我现在的认识就是我来的那个地方，而本性的认识与带有观念的认识竟是如此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