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好法，正念证实大法
师父每次讲法都提到要学好法、多学法，我深知学法的重要，每天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学法。因为我得法晚，我对学法就特别重视。99年以前，有时每天三讲，有时两天通读一遍《转法轮》。我能感觉到我的修炼层次突破的很快，修到什么成度了，师父都会给我显现出来。师父不断的鼓励我，在梦中，我在崎岖陡峭的悬壁上攀登，攀上去以后我又登上一座高山，到达了山的顶峰，我站在最高处，真是一览众山小。
2000年4月我第一次从看守所出来，由于学法比较精進（抓紧一切时间学）。师父让我看到，我的身体是一个透明体，只有骨头是白色的，其它什么也没有。并点化给我，佛体修炼是很难的，前進的很慢，不能有任何懈怠。
2002年4月第二次从看守所出来，有一段时间因做资料工作量大，学法相对少了一些。有一次，《转法轮》放在桌子上，书中放射出蓝颜色的透明的鲜艳的光芒。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提醒我，学法不可有丝毫松懈。
从2000年至今，一天学得最多的时候能把《转法轮》通读一遍，最少也要保证两讲。每天要做一些家务事、带孙女、还要做大法的工作（从资料复印、裁剪到装订、再发放到各个点）。为了保证学法，睡觉时间很少，有时甚至通宵不睡。为了战胜困魔，学法时，有时一边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边学；有时站着一边做深蹲起一边学。很多时候是凌晨四点钟，一睡醒立刻起来学法，一刻也不在床上停留。
1.第一次進京证实大法
2000年2月从住地动身去北京上访，在北京皇城根信访局，给那的工作人员讲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修炼大法的人都是好人；应纠正对法轮功的不公正待遇。因此我被非法扣留，被非法关押在某市驻京办事处。在这被非法关押的共有四个大法弟子。我想，我们不能被关在这里，应该出去做我们该做的事。
第二天早上，看管我们的人还在睡觉，我就往外走，心里想着：师父帮我。结果所有的门都能顺利打开，我就走了出去。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又想坐下来炼功，又想喊法轮大法好，又想看升国旗仪式。在人心的带动下，看完了升旗仪式。这时，看管我的警察找来，发现了我，又把我带回。（在三月初北京的气候很冷，而我只穿着浅色单衬衣，很容易被发现。）
第一次正念走出后，看管我们的警察加强了防范措施，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就把床堵在了门口睡觉。一天凌晨，我睡醒后想再次走出，心想：师父帮我，让我从这个警察身上过去。我真的就从这个警察的身上翻了过去。刚出门不远，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就是那个身材高大的警察穿着一身睡衣从我身边走过，急速的往前面追去。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我第二次正念走出。
在人心的驱使下，加之当时对反迫害也没有经验，这次我来到火车站，想乘火车回家。结果在检票口处被警察认出，又被带回关押处。
回想这两次正念走出后，本应去天安门证实大法，但却由于自己强烈的人心又身陷牢笼。我真是愧对师尊，悔恨万分。
很快我被带回原籍，关在本地看守所。开始，我不配合邪恶的要求，進行绝食抗议。绝食五天后，邪恶安排了五、六个犯人把我按在地上，胳膊、腿都被按住，捏住鼻子，用硬物撬开嘴，往里灌水。灌时，水量很大，造成了窒息的感觉。当时的生死关没有过去，我开始進食了。接着晚上做梦让我服从。白天再提审时，我就顺从了邪恶的安排，说了不该说的话。（后来认识到，那个梦是旧势力的安排，我没有在法理上悟到，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关了一个月，取保候审，把我放了。
2. 二次進京证实大法
由于第一次没做好，我很后悔，决定再走出去证实法。2000年12月，我从住地出发第二次去了北京。来到天安门广场给游人讲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警察绑架。当天晚上转到北京郊区燕山一个派出所。所长派了四个年轻力壮的恶警，用拳、脚、棍、棒等，对我進行毒打，目地是叫我说出姓名和家庭住址。四个人轮流打了我三天，打累了休息一会儿，又上来打。他们打我的时候，我态度安详，心里想：师父帮我。打在我身上感觉是一股股热流从身体内流动，体表不青不肿，没有任何伤痛。晚上他们睡觉时，他们把我的衣服脱掉只留一身单衣，用刑具锁在楼梯上，冻我。可是，我身上没有冷的感觉。
打我、冻我，我什么事都没有，这是师父在保护我，这是大法的威力。
三天过后，把四个年轻的恶警累坏了。所长又换了花样，找来两个年长的人。男的是处长级公务员，女的是主任级医务人员。轮流对我劝说，让我说出姓名和家庭住址，并让我放弃修炼。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象，讲法轮大法好，讲如何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讲对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信仰自由的做法要抵制，要敢于说公道话。他们的本意是要劝说我，结果被我说得哑口无言，于是一个个离去。女的临走时还说谢谢我。
在这样的情况下，所长没有办法。就把我转到燕山看守所。
3.本地看守所证实大法
在北京燕山看守所的第七天，户口所在地警察通过北京前门派出所的录像资料找到了我，并带回原籍，关進当地看守所。无论是在返回途中，还是在看守所内，除非他们不跟我讲话，一和我讲话，我就给他们讲真象。他们也看到了我对大法坚如磐石的那颗心，也就再不提审我了，直接给我非法劳教两年半。
在关我的牢房中，关着20多名犯人，在通铺上睡觉都睡不下。牢头和四、五个红头占据了通铺面积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犯人们脱光了衣服侧着身子一个个挤得紧紧的，不允许有一点缝隙。夜里起身上厕所，想再睡回原处已不可能，只有站在墙边到天亮。为此，我向牢头要求睡在铺下的地上，床铺离地面距离很小，不能侧身睡，只能仰卧，也不能翻身。有时急得脑袋像要爆炸一样，甚至比这更难受，无法形容。尽管再苦再难受，我对大法坚定的心丝毫没有动摇过。
电视上“自焚”假象播出后，管我的警察以为有机可乘。第二天就来提审我，问我看了“自焚”电视有什么想法。我当即坚定的回答：“电视上放的是假的，修炼人不杀生，我师父说过，自杀也是杀生。这是共产党惯用的流氓伎俩！”于是，他们灰溜溜的就走了。
在牢房里关着我一个大法弟子，有一天送進来一个年轻的大法弟子，是个大学生。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小声交谈，被红头发现，红头把这个大法弟子叫下去靠墙站着要打他。我见状不好，立刻心里想：师父帮我，让红头打到自己身上。红头用脚踢时，结果自己的脚踢到角钢上，受了伤而作罢。
二、发正念，正念显威力
1.发正念，提前获释
在劳教初期，我对“助师正法”、“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等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心里还有要把牢底坐穿的糊涂想法。我所在的看守所不允许把两名大法弟子关在同一监号。但是，看守所破例为我所在的监号又送来一名大法弟子。这位弟子告诉我：“要走出去。监号不是大法弟子呆的地方。把牢底坐穿的想法是错的。”
我因此而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心里想，一定要出去。可是怎么出去呢？我想，师父会帮我的。我把我的假牙扔掉，这样吃饭就很困难，就有理由申请外出就医。随后，我的身上又长出各种各样的疮，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有流清水的，有流黄水的，有流脓水的，还有流血水的。手掌肿得象半斤重的馒头一样。胳膊上、两条腿上，不堪入目。在这样的情况下，管教把我转到病号房。等身上长的怪疮好转后，管教安排我为所有病号监室打饭、打水，从而我有机会出去走动。此时我得知，另一病号监室新送進来一个大法弟子，我想办法让他把师父的新经文传给我。于是，我得到了师父在2001年6月发表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我如获至宝，每天不停的背诵正法口诀和论语。
在这期间，我还写了几封长信，给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公安分局安全科和我所在单位党委。在信中给他们讲大法好，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没有错；讲江××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讲我工作几十年的经历及突出表现；讲对我劳教是非法的，是对我的迫害，要求立即释放我。同时我也绝食表示抗议。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安分局副局长、看守所所长及教导员找我谈话，叫我停止绝食，并答应安排我出去就医镶牙。我利用这谈话的机会又给他们讲真象。很快他们就给我办了提前释放手续，我被提前一年零三个月释放。
2. 发正念，做大法工作
我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就想得到在狱中这段时间师父所发表的所有讲法及新经文。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地区要想得到大法资料很困难，没有资料点。当我得到一份师父新经文时，我就想，去街上复印店复印很多份，让这里的弟子每人一份。心里产生这个想法，就毫不犹豫的去做，什么安全问题全不放在心上。大法弟子需要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我必须去做。我开始上街去找复印店，复印新经文。在这过程中都同时发正念。
找到第一家复印店，第一次给印了。第二次再去印时被婉言谢绝。
换一家再去印，印完后复印人员拿起来一看是大法资料，当即留下，并说，不收你的钱，你走吧。
我又去找第三家，第三家先看要复印的内容，一看是大法资料不给印。
又去找第四家，第四家给印了。下次又来印时，店主推说复印机坏了。
又去找第五家，这家是夫妻店，妻子发现要印的是大法资料便与丈夫商量，丈夫同意印。但下次再来时被谢绝。
再去找第六家，这家开始给我印，一边印一边看，发现后就拿起手机打电话。我见状，心里很平静，集中精力发正念。过一会儿，進来一个男的坐在老板的位子上，我一直正眼看着他，他却不看我，看着复印机在一张一张的印。看了一会儿，突然大喊一声：“印什么呢？”我没有回答，只是给复印人员小声说：“是不是他不让印？不让印就算了。”复印人员把印完的收了钱，我从容离去。
我又去找第七家……
就这样，发正念，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承担起本地区资料点的任务，大部份大法资料都由我负责提供，直至师父点化让我离开本地。事后证实，离开是完全正确的。在洗脑班上，有同修未守住心性而将我的情况提供给了邪恶，邪恶到处找我。至此，我开始流离失所。
3.发正念，帮助辅导员回到大法中来
我在狱中从电视上看到我们炼功点辅导员向邪恶屈服了，我心里很难过。从看守所出来后，就想帮助这位辅导员回到大法中来。我记得师父讲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
于是，我找来我们炼功点坚持修炼的六位同修，我们统一了认识，并规定每次发正念后，增加五分钟清除这位辅导员所在空间场的一切邪恶。我们坚持了一个星期，每人都付出很多，大都出现病业、消业的状态。七天后，派一个以前和他关系较好的同修去跟他交谈。过去他根本听不進同修的话，现在可以听進去了。师父的新经文他也愿意看了。我们就把所有的新经文给了他。逐渐的，他又回到了大法中来，并且越来越精進。
4.发正念，劝三退
在流离失所中，今年三月份见到了师父的新经文《再转轮》和《向世间转轮》。我有很多亲戚，我应该向他们讲《九评》的内容，劝他们三退。
我先给我的大妹夫讲，他不同意，说这是搞政治，也不愿走这个形式。我和我的大妹一起发正念清除他空间场的共产邪灵。我们坚持了三天，白天几乎每个点都发。再跟他谈时，他表示愿意退党了。我们帮他取了化名退了党。
接下来帮我姐夫和我姐姐的女婿一家三退。也是刚开始不同意，发正念坚持两周后，女婿一家三人声明三退。由于这次是远距离发正念，又是我一人在做，我姐夫原是领导干部，受党文化毒害较深，做起来难度大一些。又经过一周的发正念，他在我姐姐面前表示愿意退党，并用化名声明三退。
在传《九评》、劝三退这方面，我做得还是很不够。我的家人、亲朋好友很多都未做。还有很多其他需要救度的人，把师父留给我们有限的时间都浪费了。我要想办法救他们，去掉松懈的思想，一定要精進。
三、讲真象
1. 在狱中讲真象
我两次被迫害進监狱，共蹲过四个牢房，每个牢房都关20人左右，不停的進進出出，人员流动量较大。我所呆过的牢房的所有犯人，我一个也不放过，都要给他们讲真象，大部份人都能接受。我所接触过的管教干部、看守所所长、教导员、分局副局长等，我都给他们讲真象。
在监狱里规定是不允许炼功的，经过我讲真象以后，我可以炼功了，有些犯人还想跟我学功法。
2.讲真象，要回养老金
我被迫害关進看守所以后，养老金不发了，从看守所释放出来，就没有了经济来源。怎么生存下去呢？经过考虑我决定去要回本应属于我的养老金，并且在这过程中我可以给更多的人讲真象。于是，我找到市统筹办给公务员讲，给办公楼所有碰到的人讲；找到厂退休办给领导及办事员讲；到厂部给厂领导讲；找到市政府给信访办的人讲，给劳动局的公务员讲；找到公安分局给安全科的人讲；在我们厂区给一般职工讲……最后给公安分局“610办公室”负责人写信讲。通过讲真象他们同意发给我部份养老金（三百多元）。
3.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讲真象
我讲真象主要是面对面的讲，每天要出门办很多事。去菜场买菜、去饭馆吃饭、到商店购物、碰到单位的同事和邻居、碰见问路的人……我都会给碰到的人讲真象。总之，凡是有人的地方，处处事事心里都想着讲真象。
有一次坐公交车，当我到站要下车之前，汽车刚一停稳，我就站在车门口给一车的人大声讲：“对不起，耽误大家几分钟，我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告诉大家……”讲的时候，全车鸦雀无声，静静的听。讲完后，从容下车离去。
找一个单位打工，给单位职工讲真象。工作几个月后被老板炒掉。在离厂之前，给上班的所有职工讲真象。
4.在流离失所中讲真象
流离失所中在火车上、汽车上给坐在身边的人讲真象；在农村田间、地头、路边碰见人就讲，一般效果都比较好。
有一次坐公交车走到山区一个县城，下车买东西时给售货员讲真象，刚走出商店就听到售货员打110电话举报。我走進汽车站，刚坐進汽车，就看见公安的小车开了進来。我立刻发正念，清除邪恶对大法的迫害，让恶警看不到我。恶警在汽车站转了一圈没找到人，钻進小车走了。
四、我为什么被迫害流离失所
反思自己向内找，我为什么被迫害流离失所。从表面上看，同修在洗脑班向邪恶提供了我的情况导致我流离失所。实际上，对说出我的这位同修，我一点也不记恨他，也不埋怨他。我知道有问题应该找自己。但在此之前，我没有深入的去思考，思想深处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在我动笔写这份稿子时，我才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
1. 我在做资料工作时，同修们会自愿的给我一些钱。这些钱放在我这儿，多的时候有两千多元，少的时候也有几百元。总之，手里一直会有钱，不会使印资料受到影响。可有时，我用这里面的钱购私人物品，在购物过程中讲真象。虽然很少，可也是违背法理的。
有一次我到人才中介想找一份工作，结果被骗走200元。我就在这栋楼的十几个办公室讲真象，怀里还抱着我的孙女。讲完后自我安慰。我知道不该用这钱来办自己的事，可我还是用了。
2. 对同修省吃俭用交来的钱不珍惜，表现在印《转法轮》书，成本52元。发给大家时，开始不收钱，后来经与同修交流，只收12元。印的周刊和其它资料基本都不收钱。看起来是为拿书的同修着想，实际上却是对同修的钱不珍惜，有点大手大脚。同修的钱也是来之不易的。
3. 我们地区大法弟子的整体力量没有形成，我觉得与我有一定关系。
我们地区大法弟子被绑架、抓捕進洗脑班、看守所，做得很正的很少，一些同修配合邪恶说出其他同修的事，做大法资料的被迫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认为是大法弟子的整体力量没有形成，各自为战，个人自保。从99年迫害开始至今，没有明确的协调人。有人想出来做这个事，但由于自身修的层次决定，带着一些人心在思考问题，所以效果也不好。
2004年某月，我们地区邪恶办洗脑班，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有一位同修给邪恶写了一封公开信，将草稿给我看。其中有一句话的意思是：邪恶一定会失败，我们一定会大获全胜。我看了后，心想：不一定。因为我们的学员修炼层次不一样，心性也不一样，不一定会大获全胜。我这一念是完全错误的，给予進洗脑班的同修不是正的、好的信息；给予协调人的不是合力，不是圆容，从整体上来看，是有残缺的，旧势力的因素一定会钻空子。师父说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我想，这与我被迫害流离失所是有一定关系的。
以上是本人修炼经历和认识，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望请同修慈悲指正。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让我们互相勉励，互相提醒，紧跟师父正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