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后我明显的身体变化，使我体悟到师父的慈悲关爱。我一人炼功使我全家受的益，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所有这些我无以言表。大法蒙冤，师父蒙冤，我县大法弟子陆续上访。我却由于学法不深，表现得无动于衷，甚至还冷言冷语。直到师父发表《走向圆满》，才让我从心中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我应该怎样做。于是在2000年11月我们17位大法弟子一起去北京护法。
第三天，我们到了北京。次日早上我们分了4组走向了天安门广场。刚走了半里地就遇到了便衣警察，我们应付过去后，走不到十米，又一批便衣把我们连推带搡拉到了一个地下室，所有的地下室里都关的是大法弟子。到了晚上，他们把我们分批送到各个看守所里。我被拉到平谷看守所里。当时提审我的警察开始态度很好，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我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抓了160多名大法弟子，并且还规定炼功人家属有“十不许”，真是株连九族。警察就问：你是哪儿的，把地址说出来，我把情况给往上反映。我识破了警察的意图，不管他问啥就是一言不发。这下激怒了他，于是原形毕露，对我拳打脚踢半个多小时，结果他啥也没得到。
由于平时学法流于形式，没能在法上认识法，回监室后，我和同修们一起学习《排除干扰》这篇经文，在第二次提审时我就背“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就不配合警察的任何询问。当警察打我耳光、让我贴墙面壁、灌食、戴手铐，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看护，感到法的威力。由于我没有说出地址，第六天在师父的呵护下平安的回家了。
我们地区学员整体不够圆容，怕心较重，致使邪恶非常猖狂。恶人到公共场所写诬陷大法的标语。看到这些毒害人的标语，我心里展开了斗争。一方面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本着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应该立即把标语清除掉；另一方面想，标语没在我们这片儿，也许是给别的大法弟子走出来的机会，况且自己讲真象也没少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等了一段时间，始终没有人去做，我就与另一同修做了。做完之后，由于我们产生了欢喜心，没协调好，没出半里路就被巡逻者发现，抓到派出所里。在派出所里我心态平静的和他们讲真象，他们多数表示愿意接受，唯独政法委秘书金钊力怕自己下岗，想利用法轮功往上爬。金钊力多次非法抓捕大法弟子，非法到大法弟子家搜书、罚款，作恶多端。金钊力对另一大法弟子拳打脚踢，把窗帘拉上，门关上，强迫大法弟子跪下，不跪就用力踢，将同修的耳朵打聋了，肚子大块淤血。对乡干部张嘴骂人，举手打人的这种恶行，我没有完全做到善，用人的理把他问得哑口无言。他为了出气，决定把我和另一同修铐在一起。我求师父加持，我不是犯人，坚决不配合，结果累得他满头大汗也没铐上。在师父的呵护下，当天晚上我们闯出了派出所。出来后，我又用人的理去想他们一定会追来。我们绕山环水走了一夜，到了亲戚家。结果当天派出所到我家逼迫我丈夫交1000元押金。我回家后埋怨丈夫不和他们要人，反而还给他们钱。这也是我没有彻底放下物质利益，嘴上说否定旧势力，在法理上没有升华上去。每看到警车心就动。
一个多月后，派出所和乡干部联合把我骗去说了解情况。他们的所谓了解情况，就是问我还炼不炼，不炼就回家，炼就送看守所。到看守所我便开始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迫害。让坐板我就炼功、发正念。警察把我叫出去，我就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恶警听不進去，令四个犯人给我用38斤的大镣子把手脚铐在一起。到晚上，我无法睡觉，心里求助师父，哪怕出来一只手就有办法睡觉，结果左手一退就出来了。第二天被发现，所长问我炼不炼，我就和他讲真象，他打了我两个耳光，又给铐上了。到晚上，睡觉时又用同样办法，右手出来了。第三天同样又被铐上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背法、发正念、不放松自己的一思一念，利用犯人抬我出去灌食的机会讲真象。由于讲得过急，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却换来一顿拳打脚踢。
这期间暴露出我的为私为我的心。有一个犯人对我说，你就说政府不让练就不练了，别用标点符号，骗他们，你心里知道，最后用个反问号，我听了就动了心，妥协了。我的话刚说完，所长就说：“关她几天”。我恍然大悟，无地自容。我深思了许久，想起了师父的经文：“这个神呢，他不会象人一样。比如说有的学员被抓進去了，在严刑拷打中承受不了，就写了悔过书。可是呢，他心里想：我这都是骗他们的，出来之后我还炼，我还出去正法，还上天安门。可是这是不行的。因为这种观念在人这儿也都是败坏了以后才形成的，而那些神他不会这样，他没有这样的思想，他认准的路一定会走下去。”（《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正在自责的时候，我抬头看到墙上其他大法弟子写的师父的经文《位置》。我豁然开朗，有了信心，知道了如何做好三件事，什么是正念正行，什么是放下生死。我开始静心背法，发正念，炼功。次日，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走出了魔窟。
在此，我告诫同修，吸取我的教训。抓紧时间学好法，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
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